《我不是药神》这才是我们的国民电影 2018-7-18

欧其乐@陕西中医药大学

《我不是药神》这才是我们的国民电影

我一学社会学的，每年都会被好些片子搞得很尴尬。影迷朋友问我：“这片子从社会学角度看怎么样？”学术界朋友问我：“哎最近有个片子看了吗？特社会学！”

我能怎么办？只能打哈哈。

在社会学里以艺术见长和在艺术圈里标榜社会学，是一类电影的长项。与之相匹配的，是他们的三板斧：在普通观众面前标榜“这是艺术”，在知识分子里标榜“这是生活”，在国际影展上标榜“这是中国”。说白了，就是钻空子，搏出位，其实没把心思好好放在创作上。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片子除了上述两类朋友之外，基本没人谈论。换句话说，它们只能吸引极小部分的观众——那些忍得了“艺术手法”的社会学者和渴望“走向现实”的艺术青年。具体片名开出来费电，我就不说了。对这类电影，我想求它们放过观众，也放过社会学。

但其实，我心里对中国电影是有期许的，那标杆不是大师名作，也不是百亿票房，当然更不是上述“影展电影”，而是那些真正能与大众共情，表达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和困惑，甚至能发挥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电影。我称其为“国民电影”。

这类电影，澳大利亚有《加里波利》，日本有《饥饿海峡》，印度有《摔跤吧！爸爸》，都是切中社会议题，引发观影热潮的轰动之作。它们的艺术手法不见得多么前卫，思想上不见得有多深邃，却依靠引人的话题、流畅的叙事和精湛的表演吸引了大批普通观众，形成现象级的观影热潮，甚至成为学界分析国民性格和社会心态的理想标本。

今日的中国电影，不缺票房，不缺话题，不缺奖项，甚至也不缺“风格”，独独这类“国民电影”不见踪影，不得不说是个天大的遗憾。因为电影除了是艺术、商业和政宣之外，还是社会产品，产自社会，服务社会，体现民意和民情。没有这个活水源头，几百亿的票房也不过是个热闹，无法长久。这类“国民电影”才是我心目中的“社会学电影”，而这样的电影，今年终于出现了一部，它名叫《我不是药神》。

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我就不重复了。只针对一些朋友的见解，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煽情。

有人觉得这片子煽情过头了，格调不高。这个得从作品类型来说。国民电影怎么可能不煽情呢？它面对观众的本来就是广大普罗大众啊。知识分子喜好纯粹的说理和客观，喜欢过度解读，没影儿的事都能给你说出个子丑寅卯。可是老百姓不一样，他们就要电影给出一个确定的“是不是”和“好不好”——你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来，下一步才是讨论和反思。很多电影喜欢暧昧和模糊，其实不是因为节制的美德，而是因为自己就没想清楚。

再进一步说，煽情有什么错？从情绪社会学的角度讲，有些电影煽起情来是为了宣传教育，有些电影煽起情来是为了诱导消费。而《我不是药神》的“煽情”，是为了让观众同情那些身患绝症的弱者，关注社会现实。我们的银幕上，这样的戏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据说本来的版本更“煽情”，而我也觉得，现在这个版本其实煽得还不够。不是说我喜欢煽情，而是这个片子的情绪本来就非常浓烈，没有恰当表达出来的话，反而会让人觉得很“装”。“病人长街送程勇”那段，“警官发现小舅子是个英雄”那段，都应该有更强烈的情感冲击才对。“煽”的手法不一定要像肥皂剧那样，出来个梨花带雨的女主角带领观众“一二三，开始哭”。也可以是梅尔维尔式的冷峻肃杀，或是《教父》式的反差手法，但无论如何，“煽”本身都不是错。

第二，“卖惨”。

中国电影本来有“卖惨”的传统，这在儒学里头有名堂，叫做启发人心中的“善端”。但同样是“卖惨”，境界可大有不同。《芳华》、《我不是潘金莲》、《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再远一点，还有《英雄》之类票房霸主都以“卖惨”为高潮，但其中蕴含的悲剧力量，却离传统不远，都是在向权力证明自身的无辜和无私，向当权者求个“良民认证”。冯小刚和张艺谋那一代人，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集体行动的可能，如果有，必定是犯上作乱，所以他们蓄意削减了个人的能动性，主角不管内心多么油腻多么戏精，在国家面前还是以“受了委屈的好孩子”的形象出现的。

而《我不是药神》中的角色，都是新一代的公民形象。公民者，不在于善发宏论，标榜号召，而在于对自身权利和责任有清醒认识，坚持“群己权界”，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程勇听说有钱赚，背起背包就走，几个病友听说有药吃，合起伙儿来就卖，碰上卖假药的，该砸就砸，良心发现了，该赔就赔。看起来都是小人物的小心思在活动，合起来，却构成了一组栩栩如生的公民群像。有私心，有杂念，却也有良知，有担当。他们并不依赖权力来认证自己的是非，有手有脚能解决自己的困难，只求政府、企业、社会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公民社会发育最为成熟的上海，顺理成章。

第三，艺术上没追求。

电影有很多属性，艺术电影在形式上锐意求新，值得点赞，但没理由要求所有电影都把艺术追求放在第一位。电影作为社会产品，本身就有社会价值，把承担社会责任，传播理念价值作为追求目标的话，那么把流畅和动人放在第一位，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完全正当。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是药神》的艺术形式虽然不新潮，但是非常贴切，很好地完成了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任务。程勇和吕受益追捕“黄毛”的一段戏，空间和动作的切换简洁明快，售卖假药现场的群殴段落，每个人的亮相以及轻喜剧色彩，程勇驾车离开黄毛的一幕，倒后镜里映出落魄的面容，这些都不是“没追求”的电影能做到的。监制宁浩玩电影形式的能力，早在“疯狂”系列中就得到了证明。导演文牧野虽然是新人，但是将电影感与故事内容结合得很好，这本身就可以被称为一种风格。

当然，有些段落明显受到了商业和审查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可以斟酌。例如抓捕王砚辉扮演的假药贩子的过程是不是需要那么长？片尾对于“俱往矣，时代在进步”的强调要不要几次三番？这些都可以讨论。但就我自己而言，都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最后，有人说这片子“回避主要矛盾”。

我真的不想说“广电总局又逆袭”了。但这样的片子出现在银幕上，多少总是个进步。这或许也说明，持续的努力总能换来一点理解，进而让艺术表达现实的空间再开阔一点。这样的电影或许在自由表达方面没有做到100分，但只要出现在影市，肯定强过做足了100分但除了影展评委和小众影迷没人看过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我给它打五星的原因——不完美，但它意味着很多。

关于外方药企的形象，刚看完时我也感觉过分刻板。开发新药需要巨额投入，专利保护能促进医学进步这些道理，想想似乎顺理成章。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引发白血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量辐射和工业污染，这不是一个老百姓凭锻炼身体和科学养生就能百分之百远离的绝症，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都需要为无辜的患者负上一份责任，更不要说把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挂在口边的国家。因此要不要把治疗这种绝症的特效药完全交付给商业逻辑来运作，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其中各自该负担什么样的责任，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影片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将这个问题带入了公共的视野，让更多人了解“药神”背后的故事。这或许才是这部“国民电影”真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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