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有幸当记者 201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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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有幸当记者

边江

　　日月如梭，岁月如歌。转眼间，我已步入“荣休”人员行列了。老友张陇得先生从深圳发来微信约稿，让我谈谈自己的新闻生涯。往事历历，犹在眼前。回首以往，我自进入社会就与新闻写作结缘，一路走来始终伴随着新闻爱好和写作实践：我从1974年开始学写新闻稿，其中在基层担任业余通讯员10年，在县市担任专职新闻宣传干部10年，在新华社工作了20多年，走过了一条从农村业余通讯员到新华社高级记者的艰辛奋斗之路。

　　我的人生价值，是在新华社这个大家庭里，经过新华社的培养、陶冶，在新华社记者的岗位上，得以提高、升华和实现的。

　　钟情新闻调入分社

　　1956年3月，我出生在陕西省千阳县的一个干部家庭，我的文化程度和新闻写作起点都很低，这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我曾非常喜欢学习，小学时曾因成绩优异而跳级，初中时曾有作文被学校选“优”张贴在校门口让同学们“观摩”。但到1970年我初中毕业时，因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遭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9年后彻底平反），我无法通过“政审”、不能升学，谁全家下乡在农村劳动。那一年我才14周岁。（直到90年代我才通过在职学习获得大专、本科学历。）

　　1974年6月，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我被所在公社（其实是一位了解我父亲冤屈的公社领导）选送，到县广播站参加了通讯员培训班，由此开始学写新闻稿。这年我根据学习班上所讲的要领写出了《张家塬大队移栽高粱》等稿件，年底我被县广播站评为优秀通讯员，自己学写新闻稿的积极性逐渐高涨起来。

　　1975年初，我担任了生产大队会计，常把队上的一些好人好事写成广播搞投寄给新闻单位。当时宝鸡市的市级新闻单位只有市广播电台一家。1975年11月下旬，我收到“用稿通知单”，说我采写的《千阳县文家坡公社张家塬大队大搞油菜移栽》的稿子，在市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采用了。这是我第一次被市级新闻单位采用稿件，此信我至今珍藏着。

　　1976年10月，我作为“土记者”被调到人民公社工作了两年，接着到县级机关工作。随着工作环境变化和锻炼提高，自己投稿的“胆量”也慢慢大起来。1977年9月25日，我写的稿子（读者来信）首次被《陕西日报》编发。1980年2月3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了我采写的稿子：与县广播站李玉强兄合写的小通讯《放心店》。当时我每年业余写稿上百篇。1983年5月，我从县政府办公室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被任命为副部长兼县委通讯组组长，从此我由业余通讯员变成一个专职新闻干事，负责全县的新闻宣传工作。当时自己坚持带头写稿，每年发稿都在一二百篇，同时积极组织培训和发动大家写稿投稿。据省广播电台公布的年度用稿统计评比数字，千阳县在全省107个县区采用稿件排序，1983年为第90多位，1986年已赶到前20位。1987年初，我奉调宝鸡市委宣传部工作，先后担任过副科长、科长、市委中心通讯组组长。我在做好其他工作的同时，坚持采写新闻稿，先后被省市党报、广播电台及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聘为特约通讯员或特约记者。组织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我多次被评选为模范党员、先进工作者、优秀通讯员，受到省市县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的表彰，并于1983年、1993年先后两次受到市政府奖励晋升工资的褒奖。

　　我与新华社结缘已久。1985年4月，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收到新华社陕西分社寄来的聘书，上写：“边江同志：兹聘请您为本社特约通讯员。聘期由85年4月至86年12”，月下盖分社公章。1992年5月，根据新华社陕西分社向陕西省委请示协商的意见，由省委办公厅下发文件，确定每个地市选定一名新华社专职通讯员（一年后改称为新华社特约通讯员），我有幸入选。从此，我便以新华社通讯员身份积极采写稿件。1993年元月，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编印的《宣传部送阅件》刊登了题为《我市工作受到中央新闻单位重视新华社半年编发我市专职通讯员稿件110余篇次》的送阅件，称“我市经济建设及各项工作受到中央新闻单位的重视。1992年后半年，新华社就编发我市专职通讯员边江同志采写的新闻稿件116篇次，其中新华社通稿90篇，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刊发稿件14篇，《新华社专供信息》等刊发稿件9篇，还被编发新华社内部资料稿件3篇。”送阅件还对重点稿件内容和采用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市委宣传部后来又将1993年度我所采写的新华社稿件见报稿复印装订成册，在市级几大班子领导中传阅。1993年，我被分社评为优秀通讯员，并被组织，决定选调到新华社陕西分社工作。

扬正驱邪履行职责

　　1994年初，我正式调入新华社陕西分社，成为一名记者。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我从内心感激组织的关怀培养，决心恪尽职守，模范履行职责。记得我第一次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所发的稿件，是1994年3月1日我与分社同事王兆麟老师合作采写的今日新闻《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今天开始发掘》。

　　在分社记者的岗位上，我在学中干、干中学，不断锻炼提高，采写了一些独家新闻或产生较大影响的稿件。2002年，我与分社同事白林深入陕南秦巴山区的白河县进行调研，写出《干部实干农民实惠》《两个比例两种做法》《“上下台”渠道顺畅实干中选贤任能》一组三篇“白河调查”，总社内部资料在“专题调研”栏目一次刊出，引起较大反响。陕西省委在白河召开了“学习白河县艰苦创业精神现场会”，在全省大力推广白河经验。黑龙江省一位老领导看了这组调查后给省委提出建议：三篇“白河调查”真实、具体、感人，对贫困地区很有启发教育作用，建议转发各县作为基层干部必读教材。黑龙江省委在内部刊物上全文转发了“白河调查”三篇稿件，供全省各地、各部门学习参考。陕北历史上就是旱灾频发地区，1949年总共30万人口的府谷县就因旱灾饿死3000多人。新世纪之交，陕北老区连遭5年特大旱灾。我和同事陈钢、张军连续几年多次深入灾区调研，先后采写了《树枯草死畜难养十万灾民缺口粮——陕北府谷灾区见闻》《陕北部分基层干部愁过年》《陕北灾荒连续四年一些农民新年难过》《陕北灾民缺粮缺钱》等8篇稿件，多位中央领导先后多次批示，国家有关部委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现场会，及时拨付救济粮和救灾款，解决了灾区群众应急之需。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陕北数百万灾民安然度过连续五年特大旱灾，无一人饿死，陕西省政府一位领导称此“创造了中国救灾史上的奇迹”，并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新华社为陕北抗旱救灾所做的工作。

　　带着真情实感采写人物通讯，讴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新人新事。1995年，我与人民日报记者孟西安合作采写的人物通讯《生命，为人民燃烧》——记陕西凤县坪坎乡党委书记兼乡长田建国》，被确定为重大典型。新华社通稿7月9日播发了这篇6000字的通讯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愿乡镇干部都像他》，并配发了一组照片。次日《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均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等首都媒体及10多家省报全文刊登或摘播，《新闻业务》、《前进报》、《半月谈内部版》、《新闻知识》等社内外报刊后来分别载文对这篇通讯给予高度评价。此稿被评为新华社国内部好稿、陕西新闻奖特别奖，并作为一次成功的重大典型报道载入了《陕西年鉴》。

　　2002年7月，我采写了反映宝鸡市副市长帮助山区农民养羊致富的人物通讯《“羊市长”王宏》。当年8月，新华社老社长穆青来陕西与分社同志座谈时，提到了他看到的分社一些报道，其中对《“羊市长”王宏》印象颇佳，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人物通讯，真实地表达出一位领导干部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生动形象。老社长穆青的这番话语，是对我致力人物新闻写作的极大鼓励。

1998年我与人民日报记者孟西安、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鉴合作采写了人物通讯《把身心献给基层——记陕西凤翔县“双万工程”下派干部杨清漪》。新华社通稿播发后，《新华每日电讯》在头版头条刊出，《人民日报》在一版刊登时还配发了短评。2005年春，我采写的长篇人物通讯《质朴人生——记献身农业科研推广事业的好党员巨粉娥》被全国多家大报刊登，并被评为陕西省委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优秀新闻作品特等奖。我采写（含合作）的《血脉相依——走进十六大代表、山村党支书陈分新的世界》《一位农民的遗产——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吴万忠》、《神圣职责永不忘——记连任三届全国党代表的陕北农民张侯华》《秦巴扶贫一杆旗——记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扶贫标兵邱磊》等先进典型人物通讯，以及描写反面典型的《被小偷“偷垮”的公安局长》《一个刑警大队长是怎样堕落为死刑犯的》《从检察官到囚犯的蜕变》等人物通讯，都被多家媒体刊用，产生了较大影响。2005年，在分社领导和一些同行的支持鼓励下，我从多年来采写的人物通讯中遴选出70多篇，编成《描绘多彩人生——边江人物通讯选》一书，每篇稿件配有专家点评，并附有新闻背后的故事或稿件采写过程，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穆青同志生前为该书题写了书名，陕西分社老社长梁鸣达作序称这是一本“值得解读的人物通讯选”。

　　扶正祛邪是新华社记者的神圣职责。1996年3月，我与任贤良等同志合作采写的《两记者制止车匪抢劫遭毒打司乘人员不予相助反说怪话》，由新华社通稿配短评播发，《人民日报》四版头条刊登时加了编者按，全国新闻媒体纷纷刊播。此稿见报当天，中国记协致信陕西省记协和宝鸡日报社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也专门发了电报，对制止车匪抢劫遭毒打的宝鸡日报记者刘斌、宁丽君表示敬意与慰问，称他们为全国新闻工作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记协及宝鸡市委分别做出了向刘斌、宁丽君同志学习的决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还命名刘斌、宁丽君为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中国记协还专门就此事召开了首都各大新闻媒体负责人座谈会，声援见义勇为的两名英雄记者，号召全国新闻界同仁及呼吁社会各界人士见义勇为、扶正祛邪。最终涉案的几名车匪路霸被判刑，司乘人员也受到单位处理。我们采写的后续报道也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不少地方围绕此事开展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大讨论。

　　2000年至2001年，我和分社同事王世焕合作采写了宝鸡市财政证券公司《非法搭车超发国债案》一组8篇稿件，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有6位中央领导先后批示15件次，公安部、财政部迅即分别派调查组前往宝鸡了解情况、指导破案，直接推进了这起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的查处工作。先后在办案人员手中脱逃到乌鲁木齐和广州、准备潜逃境外的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很快被捉拿归案，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死缓；内外勾结致使主犯脱逃的2名检察人员、纪检干部以及在此案中犯有玩忽职守罪的原宝鸡市财政局长等17名涉案者被逮捕判刑；宝鸡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等多名初期办案人员受到了党政纪处分。稿中明确点出时任宝鸡市委书记庞某对此案负有重大责任，有关方面已研究决定对其立案调查、但因某种特殊原因未做及时处理，后经群众举报，已升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庞某被中纪委立案查处，法院审理认为庞在宝鸡“非法搭车超发国债案”中犯有玩忽职守罪，加上其他问题，庞被判有期徒刑12年。这组稿件是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巨大压力写成的。当时负责查处此案的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等领导同志多次公开讲：“是新华社稿件使这一特大案件的查处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新华社记者立了大功。”

　　一度时期，群众不断反映政法队伍存在腐败问题，引起总社和分社重视。2000年8月，我和分社老记者华年轮经过艰难采访，写出了《一个劣迹斑斑的人竟当上了公安科长》一稿。总社刊发后，公安部和陕西省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四进宫”的劳改释放人员闵峰被调入公安机关并受到包庇重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查处，触犯刑律的闵峰和涉案的原西安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王某、蓝田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等多人被判刑，原西安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赵某等有关责任人员受到党纪处分并调离原重要岗位。2002年11月，公安部、监察部、人事部联合发出了《关于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将劳改释放人员闵峰调入公安机关并包庇重要问题的情况通报》，将此案查处结果通报全国，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要以此为鉴，认真吸取教训、进行整顿，加强全国政法队伍建设（新华社对此作了公开报道）。此稿被评为“国内部代表作”10篇年度受奖作品之一和内部资料年度2篇一等优秀专稿之一。2002年9月，我和分社同事储国强冒着采访被跟踪监视、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风险，掌握了大量证据，写出了《陕西发生一件荒唐离奇的“父子警察案”》的稿件，报道揭露了潼关县一个涉嫌致死人命的农民杜武奇不仅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反而摇身一变成了佩戴枪支的公安民警，同时其年仅14岁、正上中学的儿子也通过弄虚作假成了潼关县公安局在册干警、三级警司。此稿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作了严厉批示，要求彻查并举一反三，抓好政法队伍整顿。陕西省成立了以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为组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为副组长的省委工作组，抽调160多人分设5个专门工作组，彻底查清潼关问题，进行政法队伍整顿，打击黑恶势力犯罪。2003年8月25日，新华社在中国新闻名专栏“新华视点”公开播发了我和储国强、王世焕合写的《离奇的“父子警察案”》一稿，被国内120家媒体采用，众多网站转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杜武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对此案负有领导责任的原潼关县委书记、县长分别受到撤职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涉案的潼关县公安局长、富平县公安局长等人分别被判刑，原潼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和原富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等分别受到纪律处分并调离重要岗位。这篇稿件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稿。

惟有深入  方得实情

　　新闻工作是我们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光荣、高尚而又充满艰辛的职业。在庆祝第一个中国记者节时，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在新华网发表，题目就是《惟有深入，方得实情》，其中谈到自己从事新闻工作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采访，才能写出有一定深度和分量的新闻稿件。

　　抢抓现场新闻。2002年7月12日，我在陕北子长县建设煤矿矿难抢险现场，报道了9名矿工被暴雨泥石流困在井下200个小时、经过多方抢救和积极自救全部生还的独家消息。当天早饭时，我在子长县招待所偶然得到井下抢救人员与已被困8天的矿工首次取得联系的信息，当即乘一辆警车于早上8点就赶到抢救现场（其他新闻单位获悉后最早到达现场的也在10点多钟以后），用手机往分社连续发稿，总社和分社在新华网及陕西频道进行了网上即时连续滚动报道，当天我在现场共发稿15条，开了新华网对突发事件进行网上即时现场连续报道的先例。接着我又根据事态发展采写了获救矿工痊愈出院、黑矿主归案判刑等10多篇后续报道。总社多个部门共编发我就这一事件采写的各类文字稿30篇、现场抓拍的新闻照片4幅，海内外众多媒体纷纷采用。分社总编室在《陕西子长9矿工被困井下8天全部生还报道小结》中称“这组报道体现了‘影响力标准’”。

　　下乡蹲点搞调研。1998年秋，我和分社同事白林承担了农村干群关系专题调研任务。当时分社领导明确提出：这次调研要作为重头报道，从政治的、全局的角度看问题，采访必须扎实，写作上突出“见闻”，如实反映目前农村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的真实心态，为有关方面及领导决策提供来自一线的情况反映。为了完成好任务，我们深入到渭南市临渭区故市镇农村蹲点，采取“自下而上”走访的方法进行调研：先找农民交谈，再找村组干部，然后依次找镇、区、市有关领导逐级了解情况。为了让农民放心、大胆地说出心里话，我们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一起推架子车拉粪，在厂院里帮助晒粮，在农家小院和大家一起剥玉米，和老农蹲在一起喝“罐罐茶”，到农舍和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喝包谷糁、吃家常饭，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促膝谈心交朋友，从而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反映了许多客观真实的情况，采访期间交通不便，我们每天走村串户步行十多公里，偶尔还搭乘过拉化肥的“蹦蹦车”和顺路的“便民车”。为了使写出的稿子“原汁原味”，我们征得被采访者同意共录制了十多盘录音带，对照原始记录整理出了4万多字的采访笔记，最后浓缩这些材料，形成了《渭南市故市镇蹲点见闻》一组两篇专题调研稿件。稿件发出后，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和陕西省委的高度重视，认为此稿揭示了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对农村工作有很强的启示和指导作用。省委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农村基层的党群干群关系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总结这次采访实践，我们深深感到，如果不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肯定收不到如此效果。

　　同年11月，我和分社同事苏民生、吴锦瑜一起到关中农村进行了粮改情况专题调研。这次调研过程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体会到：惟有深入，方的实情。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是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地位的粮食生产基地，这里的粮改自然备受关注。采访之前我们就听说关中东部农村不少秋粮被个体粮商收购贩运到外地。实情如何？我们决定充一回“粮贩子”，摸一下“水深浅”。我们先是深入渭南农村，走村串户“打听粮食行情”，并找个体粮商“洽谈生意”，接着又以“粮贩子”身份到渭南火车站暗访，在车站及附近旅社与粮贩子、运粮司机及装卸工广泛交谈，掌握了关中秋粮被私商大量收购外运的真实情况。国家粮改政策明确规定国有粮食部门要“敞开收购”，以控制粮源，但关中秋粮何以被私商大量收购外运？我们对粮食部门进行了多层次广泛采访。其中包括专访省粮食局局长，县区粮食局领导，以及六个粮站的数十名职工，还采访了与粮食收购有着直接关系的农业发展银行基层信代主管人员及许多农民。在采访中，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听，更着重于看；不仅仅看表面的东西，更重在透过表象看本质。例如在一家粮管所，一进粮站院子就可看到空中悬的、墙上贴的、板报上写的粮改宣传标语花花绿绿，国家粮食收购政策、验粮等级标准及价格、粮站人员分工及值班带班名单等一应俱全，接受采访的粮站工作人员都说他们从秋收刚结束就敞开收购玉米，并一直未停。宣传气氛“热闹”，介绍也很圆满。可是记者稍一留意观察就发现了破绽：20亩大的院子除了几幢仓库诺大的场院里干干净净，不像通常粮食收购点那样洒有玉米粒；两个土风车进粮口落有枯树叶，一个进粮口还长有一乍多高的青苗，粮站人员说是现在用振动筛清理粮食，可是振动筛锁在仓库里；记者还从“秋粮收购处”的磅秤台面上摸了一手铁锈，并看到磅秤的秤杆和秤砣上结了蜘蛛网。记者在这个粮站采访的3个多小时里总共只看到一户农民父子俩前来交售玉米，还被粮站人员在折扣水分和价格上刻意刁难，交粮农民一气之下将已卸下车的玉米重新装上车拉回家。记者跟踪到这个农民家里采访，得知秋收后他已是三登粮站门，但未能交上一颗粮。记者又到附近几个村组采访，农民都说粮站不好好收粮，乡亲们急等用钱，只好把大量粮食卖给上门收购的私商。我们又到西安市的户县、咸阳市的渭城区等地采访了几个国有粮站，发现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粮站拒收农民粮食、收购时压级压价等问题。由此我们深切感受到，在粮改中，粮食部门是关键，粮站不改革，粮改难搞好。由于采访深入扎实，真正掌握了实情，所以我们采写的一组稿件发出后即引起国务院和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回首几十年来，自己追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一直与笔墨相伴、以写作为生，为改革开放呐喊，为人民利益鼓呼，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义无反顾，一路前行。人生有得有失，自己无怨无悔。诚所谓“苦在其中，累在其中，乐在其中，甜在其中”，惟有苦有泪，更显其乐真甜。2010年，我从自己所写的4000多篇稿件中，遴选出部分稿件，汇编成《多彩瞬间——边江新闻作品选》，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先生为这本书题词“记述瞬间历史，描绘多彩人生”，反映了我对记者工作的认知和心声，新华社原副总编辑闵凡路先生为本书所写序言的题目《行者无疆赤子情》，是对记者生涯的概括和写照。

　　我从心底深深地感谢人民，感谢生活，感谢新华社。

　　（作者系新华社陕西分社原副社长，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