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这么热，能培养出世界公民吗？

汤笑然@北外

全球史这么热，能培养出世界公民吗？

新京报书评周刊

在当下中国史学界，“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一个颇具热度的热词。前段时间，书评君也推送过关于美国历史学者麦克尼尔父子的文章。今年3月份，这对联手讲述世界史的父子的著作，刚刚出版了中文版第二版，书名也从第一版的《人类之网》改为更顺应“全球史”热潮的《麦克尼尔全球史》。

很多中国读者最早知道“全球史”这个概念，或许是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开始的，这本美国六十年代历史教科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被引进中国，一度成为国内历史畅销书。

全球史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在非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美国社会民权、反战运动兴起的时代，美国高校兴起了重写、编撰世界史教科书的浪潮。至八十年代，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推动历史学者以“世界史”取代“西方文明史”，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历史。西方专业历史学中的世界历史写作由此开始，发展至今，“全球史”已从一门学科分类逐渐发展成一个史学研究的领域，乃至是一种独特的史学研究方法。

往前追溯，西方历史学界的历史编纂一直存在概念、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曾引发争议，也刺激了新学派的产生，影响着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于人类过往的认识、理解方式。例如在公共领域引发广泛关注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出现了“斯宾格勒问题”，1947年4月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就是汤因比，但是专业史学界却认为，他们并非历史学者，而是历史哲学家或者思想家。

钱乘旦：历史学博士，英国考文垂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通史》《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寻找他山的历史》《西方那一块土》等，译有《剑桥艺术史》《帝国斜阳》《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王立新：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等。

那么，如今“全球史”作为一个当代全球知识界的热点之一，它对历史研究有什么主要学术或者社会贡献？它又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它兴起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又在回应人类历史发展的何种诉求？与世界公民有何关系？在“大写意：全球史的写法与读法”现场，历史学者钱乘旦、王立新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见解。

现场记者｜孔雪

《麦克尼尔全球史》

作者: 约翰•R. 麦克尼尔 威廉•H. 麦克尼尔

译者: 王晋新等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一生致力于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并认为此书是他这种观点的最好体现，是“自己成就的合适高峰”。

“我生平的雄心壮志如今已竭尽全力并心满意足地实现了……不管怎样，我怀有一丝希望，即人类之网这一概念将风行起来，我们提出的交流模式的核心概念，随着交通和信息储存与获取的改善而变迁，让其他历史学家认为是一种比其他原有范式的解释更好地理解人类过去的方式，不管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多种相互独立的文明；15世纪人文学者提出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19世纪考古学家的石器、青铜器和铁时代；还是马克思的奴隶、农奴和雇佣劳动力。”

——威廉·H.麦克尼尔

全球史写作的基本特点和贡献

问：全球史写作与之前的历史书写方式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钱乘旦：在全球史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出现之前，西方关于历史学的编撰有过一些变化，我们首先会提到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和兰克学派，他提出科学历史学的概念，强调民族国家，以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他以及他认为所有的历史学家编撰历史的主题。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纵向的历史学的编撰方式，在整个西方历史学界有很强大的势力，也有很悠久的传统。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试图抛弃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写作方式，出现了文明史，文化史等等新的历史学撰写方式。

《全球通史》

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

译者：吴象婴 梁赤民

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年5月

尽管如此，它们仍是纵向的书写历史的方式。麦克尼尔这一批历史学家出现，和之前这些写作方式有很大区别。它是横向的写作方式。他试图用一种横向的方式观察人类，比如说人类之网，那个网就是一个网络。观察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世界与世界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横向的联系互动诸如此类。他给我们呈现了一些新的历史，教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历史知识，这是这本书与其他全球史著作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的特点。

问：如何评价全球史写作的贡献？

王立新：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美国开始，从全球视角来书写整个人类历史的学者基本上被认为有三大家：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三大家的书都翻译成中文，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主要关注的是跨地区或者全球性的事态，比如包括帝国扩张，包括战争，包括革命等，它跟全球史相近，创新性不足。本特利从文明视角来梳理整个人类的历史，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不同文明演进和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动的过程。

相对于本特利而言，相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而言，麦克尼尔的创新性是最强的，他把网络界定为把人与人相互联系起来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且认为网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很多历史学家包括非历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试图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比如基督教史学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上帝意志，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面，用理性精神演进解释人类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所有五种生产方式演进，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麦克尼尔提出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给我们展示了全新的人类历史演进的图景。

全球史的学术贡献还在于挖掘和再现了过去被忽视和被淹没人类的经典，特别是边缘群体人类经典。过去在民族国家的史学影响之下，我们所书写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是那些重要人物，是重大事态，移民、女性、社会下层、边缘性群体、那些跨国性的团体，这些群体被认为对民族国家发展没有什么贡献，甚至对民族国家成长还会起到负面的作用，都被历史学家所漏掉。历史的书写还要关注普通民众的历史，这具有正义的蕴含在里面。

《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

作者：大卫·阿米蒂奇

译者：孙岳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4年1月

全球史的书写，包括我个人这些年倡导跨国史的书写，还具有很强的公民教育的功能。历史学的重要功能就是公民教育。我们民族国家历史书写过于强调这个国家的成就、辉煌和贡献，国家历史上的一些比如阴暗面，一些失败，一些错误，往往避而不谈，也往往忽视外来因素对国家历史演进的贡献。

这是各国史学的通病，它培养的是一种例外论、特殊论，带来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无论是斯塔夫里阿诺斯还是本特利还是麦克尼尔，特别强调人类相互依赖，人与人之间互动合作，强调是人类的共性和人类共同的命运，这有助于削弱或者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培养一种具有世界历史的公民。全球史的书写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有现实意义。

全球史写作打破了西方中心论？

问：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具体如何体现？

钱乘旦：西方中心论会比西方看作是人类发展的主线，看作人类发展的主题，看作是人类发展，人类历史的正确的、典范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等等诸如此类。在最近几百年当中，西方中心论在很多学科当中都是非常流行，在历史学科当中也不例外。

举个例子，一些历史学家，包括西方学者，还有东方学者，他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时候，他们会说“宋代的文艺复兴”。宋代有文艺复兴吗？如果说宋代出现了文化思想方面的种种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文艺复兴”吗？不是，但你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概念？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中学课本上一直到今天还说“古代”，“中世纪”，“近代”，这都西方经典传统的划分方法，麦克尼尔已经不这么划分了。

像麦克尼尔这样的全球史学家，他们确确实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识，就是试图摆脱以西方中心论来写人类的历史。他会写西方，但是不仅仅写西方，而且他不会认为西方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主线，西方的经历是人类历史唯一的经历，甚至是正确的经历。这是我们必须要予以充分肯定的。

《西方的没落》

作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译者：齐世荣 田农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01年1月

问：非西方世界开始崛起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去反思、去抵抗这种西方中心论？

王立新：西方中心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用基于西方经验而生成的那些概念和术语来解释非西方的历史，包括中国的历史。影响最大的，也是最流行的，深刻塑造着我们包括在座诸位历史观、国家观和世界观的就是“封建社会”的概念。封建社会是根据马克思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而提出的，用它来描绘和概括欧洲中世纪。

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被我们中国历史学家借用过来，来描绘从秦一直到1840年以前的中国。这样的语言已经深入到我们最深层的思想世界，深层的塑造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就是东方的自我东方化。我们接受了这一套话语，用来认识和阐释我们自身。

麦克尼尔有这样一种意识，所以他尽量避免把其他国家的历史或者其他地区其他文明历史解释成西方历史，避免把西方历史认为唯一正确的或者人类最高的阶梯。近代以来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是主线，特别是从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的力量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它深刻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

当然伴随中国的兴起，有人提到西方整体是在衰落，非西方在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这个态势正在显现，未来往什么方向走还不清楚，我们也很难预测未来。所以关于这个时期人类历史的书写，西方应该占有它应有的比重，我想这个才是恰当的历史学家的历史主义的平衡客观的治学和历史书写的态度。

《历史研究（上下卷）》

作者：阿诺德·汤因比

译者：郭小凌 王皖强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

问：全球史的书写有很强烈反西方中心论或者去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这与它兴起的历史背景是否相关？

王立新：《麦克尼尔全球史》包括整个全球史的书写有很强烈反西方中心论或者去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之所以如此，这实际上是跟全球史的兴起的背景，它的历史语境是密切相关的。有两种全球史，它们的兴起时间是不一样的，第一种全球史是作为教学领域和历史书写，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编撰的组织方式的全球史，它是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追求教学领域的通识教育，是学者们书写、编撰整个世界史教科书的组织方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上非洲国家纷纷独立，非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美国社会兴起了所谓反主流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等，激进的社会运动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反西方中心，反白人至上，反对传统的权势集团。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少数主义学者和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他们认为无论是通识教育课和历史学专业课程都过于西方中心，关注和强调或者大量课程讨论的是欧洲和美国历史。

所以他们开始编撰世界史或者全球史，要从全球视角看整个人类历史，要关注人类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依赖，要关注非西方文明对人类历史重大的贡献。二战后期美国出于战争需要要了解非西方世界，冷战兴起之后，又加快了和扩大了这样研究非西方世界的进程。到六十年代中期关于非立方历史生产已经大量化了，这为全球史书写提供了知识的基础。

第二种全球史是作为研究领域的全球史。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进程导致历史学家要对这个进程进行反应，追溯人类历史上相互依赖和交流的进程，来帮助人们理解当代全球化进程，以及出现的跨国性和全球化的问题。最早在美国一些大学教授开始倡导把美国历史研究国际化，所以他们提出要从跨国全球角度书写人类历史。这个潮流到二十世纪就传到欧洲，越来越多专业史学家或者国别史学家进入全球史领域。

《新全球史（第五版）》

作者：杰里·本特利 赫伯特·齐格勒

译者：魏凤莲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7月

问：全球史写作存在什么缺陷？

钱乘旦：全球史的一个通病是，经验史历史学要求有充足资料的来源，可是全球史的基本上不用一手资料。这个问题出在语言的局限性，以及对这个世界那么丰富多彩的文化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种种的不同缺少理解。

这是一个全球史这样一个学科自身的，内在的缺陷。另外全球史试图去填补纵向的存在之间的空白，于是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尽量把空白填满，可是同时他们把那些宇宙实体忘记了。几乎在所有的全球史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个实体之间的那些空间是非常充实的，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就看不出来那些实体发生了什么。这是全球史非常难以克服的一个内在的缺陷。

王立新：还有一个可能全球史难以避免的问题，全球史的书写会出现非人化的问题，人的作用没有被凸显出来。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人的作用没有凸显出来，所以它有非人化的弊端。就像斯塔夫里阿诺斯讲的，他写了全球史，他是要在月球上俯瞰整个人类，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人类历史，只能看到人类历史大的方面，不可能看到细节。所以这些杰出人物的活动和贡献，他们的爱恨，他们的嘻笑怒骂，我们往往看不见。

在第一种全球史写作中，非人化的色彩其实非常明显，也是难以避免的。但第二种全球史，特别是在上世纪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作为一种研究领域、作为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历史的全球史，当然不可能忽视人和人的作用，甚至以人为中心。这两种全球史的特点和关注的问题会有一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