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1949后，中国传统文学的个人抒情几乎不存在了

汤笑然@北外

2015年12月15日 21:17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冯婧

自左至右分别为：担任主持的作家张悦然，作家阎连科，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担任翻译工作的Eric

12月中旬，爱尔兰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再次造访中国，带来了取材自个人经历的长篇新作《诺拉·韦伯斯特》，该书甫一面世引起如潮好评，荣获英国霍桑顿文学奖等，近日还因入选了奥巴马圣诞购书书目而名声大噪。在创作《诺拉》期间，托宾还写了小长篇《布鲁克林》，同名电影的热映将这位凭借《大师》闻名文坛的“语言大师”逐渐带入公众视域，加之近年来与中国的亲密互动，托宾，对于中国来说不再是隔膜之下的“爱尔兰文学巨匠”。

12月14日，托宾来到了中国行的最后一站人民大学，多日被雾霾笼罩的北京城展露出天朗气清的一面，担任现场主持的张悦然笑说这是“托宾蓝”。围绕着“文学中的伤逝”这一略染悲色的话题，托宾与阎连科两位小说大家却相谈甚欢，阎连科说，“我们不要怕沉重的话题，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轻的时代里”。

《诺拉·韦伯斯特》

《诺拉》的中文版即将面世，该故事以托宾的母亲为原型，讲述了家庭妇女诺拉·韦伯斯特如何面对中年丧夫的现实，独力抚养四个孩子的故事。十二岁少年的记忆茫然而又清晰，他不懂得自己的感受，却记得母亲的一言一行。托宾在记忆的基础上增添了大量虚构的细节以支撑起整个小说，诺拉的沉默、敏感和固执跃然纸上，她如何在小镇逼仄的人际关系中突出重围，甚至是她在怎样的清晨走出家门，回家时原本灰白色的头发已经染成了棕色，将个人的命运混纺进了小镇生活的变迁中。英国《卫报》评论说，“这部小说理当像诺拉倾听贝多芬音乐一样细读。它让你陷入沉思……我们与韦伯斯特一家的关联使我们想象他们在那里，生活着，渴望着，炉上的火劈啪作响”。

阎连科：父亲最后的话伴随我终生，也伴随我写作的终生

阎连科认为，托宾作品中这种细腻的情感可能与年龄有密切的关系，托宾十二岁失去父亲时尚年幼懵懂，而自己二十五、六岁失去父亲时则是极度的恐惧，对死亡的体会是非常不同的。阎连科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在二十五、六岁时，父亲突然消失在他的怀里，他的一生都无法赶走这个阴影。父亲最后在我怀里问，‘连科，我真的就没有救了吗？'这样一句话伴随我终生，也伴随我写作的终生。”对父亲死亡的深刻体验一直追随着阎连科的写作，他在描绘灵魂时展现了直觉式的天赋，在《耙耧山脉》里，正在劳作的母亲被孩子、粮食、金钱等诸多世俗的焦虑捆缚，精疲力竭时，早逝丈夫的灵魂恍惚中来到了她身边。托宾盛赞这一情节把人的灵魂写到小说里，“非常非常自然”，“不可思议，真是一个奇迹”。

《大师》

其实，托宾先生对死亡本身的描写也同样直指人心，阎连科又把“非常不可思议”的称赞还给了他。自《大师》于2008年被译介到中国以来中，托宾同情而温婉的笔触，与主人公亨利·詹姆斯纤敏易感的内心世界便不断震撼着中国读者。其中对亨利妹妹临终的描绘更被阎连科奉为经典，“他把太平间和一个人的消失写的那么美，令人不寒而栗”。托宾说，在材料足够丰富的情况下，这段描写也同样艰难，文章写出来不是简单地告知读者她死了，而是让读者自己感受整个过程，非常非常艰难。

科尔姆·托宾

托宾摸摸光亮的头顶，“我本来是一头长发，就是因为写了这部小说、这个场景，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阎连科：苏童是当下中国男作家中写女性最好的，但与托宾比也没什么了不得

阎连科把目光转到当下，犀利地点破了广大读者所共有的阅读体验：现在的中国男性作家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把女性写好，相比而言，苏童算是其中写得最好的了。但看完托宾的小说以后：我觉得苏童也没什么了不得的，还是托宾写得更了不得一点。

小说真正的境界不是描绘了多漂亮多美好的女性，而是他整个文体中的忧伤和优雅，托宾笔下的诺拉被称为“当代文学中最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之一”，这是我们中国作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完成的，中国文学中太缺少真正的优雅和忧伤。作家的伟大之处不是写出圣经那样传世的作品，而是在某一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他将终生学习托宾的语言之美。阎连科半开玩笑地对托宾“表白”，如果有机会写一本全女性的抒情小说，会在上边扉页上写上“献给托宾先生”。

阎连科将阅读托宾小说的感受与阅读曹雪芹相比较，开玩笑说，十四、五岁看红楼梦时，惊异于作者笔下那么美丽的女性，那么伟大的心灵，那么好的文字，“直到今天都不相信曹雪芹是一个男作家”；这种难以置信再次降临，是在三年前阅读托宾的《母与子》时，拥有如此细腻的情感，把人骨头缝中的一丝一缕的情感都给刻画出来的作者，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男人呢？两个月前再看《大师》，这一“错觉”再次被强调，“作者难道不应该长成张悦然那个样子吗”？

张悦然

托宾：在西方，长篇小说的出现，对女性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托宾接下话题侃侃而谈，他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戏剧，大剧里最有意思的人物，最有味道的声音都是女人的，因为她们总是被危害的、没有地位的“二等公民”，例如安提戈涅，她不是国王，没有权力，也没所谓，所以她有味道、有深度，也最能引起共鸣。

小说的来源就是话剧，剧的核心是冲突，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跟冲突有关的，包括莎士比亚最伟大的那些剧都是悲剧，充满了死亡、杀戮，和今天我们谈到的伤逝。如果你把不愉快的东西写出来，然后慢慢地去体会它，可能会慢慢地学会怎么处理它，让自己变得不那么痛苦，如果假装痛苦不存在，只看一些广告或者快乐的形象麻痹自己，就会忽略掉我们生活本身很重要的东西。

在之后回答观众的提问时，托宾又就文学与女性的关系展开谈到，在西方，长篇小说的出现，对女性主义的发展和强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十九世纪的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包括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家，都是女作家写女性题材的作品给女人看，其实是赋予了女人很大的权力，通过故事直接进入读者的脑子里去改变她的想法，进而改变她们的生活，这是纪实类的作品所不具备的。

托宾：刻画事件本身是记者的事，描写大事件的第二天才是作家的任务

《母与子》

讨论深入到具体的篇目，阎连科说在托宾的短篇小说中，自己最喜欢《母与子》中最短的《路上》，短短五千字的篇幅容括了瘫痪的父亲、母亲和患有忧郁症的孩子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家庭关系，完全可以称为短篇小说的教科书，其地位相当于契科夫最好的短篇小说《大学生》——其地位和水准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远超《公务员》和《套中人》的。在得知《路上》是托宾在24岁时的“无聊之作”时，阎连科表示“完全就崩溃了”。

托宾回忆起《路上》的创作灵感，表示当时的爱尔兰青年在到处示威游行，无意于“革命”的自己躲在家中潜心阅读，是弗兰克·奥康纳的《在火车上》启发了自己的写作，故事以回溯的形式展开，一位杀夫的妻子坐在回乡的火车上——她因有幸得到二十多位朋友的伪证而得以无罪开释，只是这些村民再也不跟她讲话了。她意识到命运对她的惩罚不是法律上的，而是人间的，朋友们的疏远烙成了永恒的伤疤。

可能就是从这篇故事里，托宾学到了，对于写作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写出大事件，刻画事件本身是记者的任务，描写大事件后的第二天才是作家的任务。直到今日，我们还是能从《诺拉》上看到这一观念的贯彻，全家人对父亲的死亡这一家庭“大事件”绝口不提，偶有无关痛痒的对话都像是为了掩盖情感与事实，但母亲的悲痛、恐惧与烦躁、两个年幼的儿子的敏感和变化，毫无着墨又无一不是父亲死亡的“第二天”。

托宾：想了解过去的生活，最好的方法是去读当时的小说而非历史书

张悦然分享了对阎连科和托宾两位大师作品的阅读体会，托宾先生处理大事件的方式是将时代当做个人命运背后的潜流，而阎连科则习惯于用宏大叙事去刻画一个村庄的群像，时代和历史的身影笼罩着每一个人。进而抛出一个略显宏大的问题：历史和时代，与小说的关系是什么样？

托宾回顾了西方文学发展史，指出以历史性的视角，描绘广大社会性的文学作品以狄更斯为代表，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那时，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不断激荡，你想了解当时的生活，最好的方法是去读这些小说，而不是看记者的报道或者历史书，因为小说家也是亲历者，与当时的人们有着同样的迷茫和苦痛，同时也帮助人们构建了当时社会状况的概念。

《布鲁克林》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则主要聚焦在个人经验，以托宾自己的小说《布鲁克林》为例，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女孩一个人去纽约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爱尔兰150年来难得的繁荣期，人们不再争先恐后地移民，他们在慢慢地忘掉父辈祖辈的甚至家族的记忆，淡化了对“美国梦”的感知。这一背景投映在小说，是一群在纽约打拼几十年依然身无分文的爱尔兰工人，他们盖房、修路，但圣诞节晚餐还要依靠牧师的赠予。故事虽然是个体经验的特写，但镜头往后拉伸，展现的是所谓美国梦的彻底失败。所以时代和个人还是要保持平衡，书写个人的同时，也不要忘掉当时的宏大背景。在这点上，爱尔兰作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给整个社会画出一个大画。

托宾进一步谈到，小说之所以顽强地存在至今而没有消失，就是因为它的开放性。小说是非常开放而富有弹性的艺术体，是没有规定的，既可以讲个人的故事，也可以讲大一点的社会故事，可以写战争，也可以写和平。

阎连科：1949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个人抒情几乎不存在了

阎连科则表达了与张悦然相同的困惑，“我在托宾的小说中清晰地看到个人记忆和经验的存在，但在中国，阎连科这代作家身上为什么没有？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为什么在我们这一代作家身上失落了？明明是李清照失去丈夫之后强烈的个人抒情，我们往往解读成家国仇恨；明明是曹雪芹描写自己家族衰落、亲人逝世的《红楼梦》，也被我们解读为清朝的没落那么巨大的叙事；包括鲁迅的《伤逝》中那样浓烈的抒情，涓生失去子君的那些痛苦，我们又把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强加给他。中国对文学的解读，往往会强加给它非常多的东西，读者也好，批评家也好，作家也好，最后都接受了这种强加，文学的社会意义被无限地扩大，尤其在1949年之后，我们所有的悲痛都要和家国仇恨联系起来，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我们的文学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个人的抒情性几乎不存在了。我想在和托宾会面之后，我的写作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总写家国仇恨的阎连科能不能更情感化一点。”

托宾：爱尔兰文学很闷，我年轻时更愿意看海明威酗酒、打架，“跟谁谁谁都睡”的生活

熟悉托宾的读者知道，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爱尔兰社会、移居他乡者的生活、个人身份与性取向的探索与坚持等，几乎从每部作品都能找到回到小镇、回到家乡的路径。在下午的交流中，托宾先生说自己1999的作品《黑水灯塔船》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尔兰的小说，讲了三代人在一个房子里度过六天的故事。张悦然据此再次向托宾先生提问，爱尔兰小说是否会对家庭和个人给予更大的关注，以及爱尔兰的小说传统对他个人写作的影响。

托宾先生却像被激活了毒舌模式，他回忆道：1928年的时候，受天主教的影响，爱尔兰有一套特别严的出版审查制度，“文学中只有下雨或即将下雨，牧师，挨饿，贫穷，痛苦，受苦，出国……这套制度直到1965或者1966年才解除。1955年出生的托宾在可以自由购买书目之后，欧洲的，美国的，全世界的小说都可以看，最想看的当然是卡夫卡和海明威，就是不看爱尔兰文学。“欧洲那些很压抑的小说也是有哲学意义的闷，爱尔兰文学是毫无意义的闷，真的闷。”面对无聊的生活，托宾更愿意看海明威酗酒、打架，“跟谁谁谁都睡”的生活。至于重新认识到爱尔兰文学的伟大，那是在自己周游列国之后了。

阎连科

阎连科也借此提醒读者，虽然我们对外国文学更为熟悉，但也要对中国文学保持一定的关注，读托宾的同时也要兼顾一下刘震云，在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阎连科：中国的记者完不成任务时，作家只好帮一点小小的忙

阎连科也回忆起年轻时的阅读经历，表示自己二十岁之前没看过外国文学，看的都是红色经典、革命故事，并且以为全世界小说都这样。直到20岁当兵，花了三四天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了三卷本的《飘》，感觉“革命小说确实非常革命，非常无聊”。

托宾对新闻记者和作家分工的理解还使阎连科想到了当下的中国：有的事情应该是新闻记者去做的，有的事情应该是作家去做的，作家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独立，但是当媒体的朋友基本上完不成任何任务时，作家只好来帮一点小小的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寄语新闻系的同学，“你们一生如果能做非常合格的记者，对中国人来说，要远远比一个作家伟大得多，有意义得多”。

托宾：在联合国出现之前，作家早就想象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在距离爱尔兰1916年起义即将满一百周年的今天，托宾依托自己的家庭经验，与读者分享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体会。托宾出身于爱尔兰东南部一个积极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家庭，他的爷爷也参与了爱尔兰独立运动，还曾被逮捕，全家人都特别仇恨英国政府，打开电视看到英国女王马上关掉，但他们都无比热爱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爱尔兰革命的领导们也十分热爱英国十九世纪的文学、诗歌。

文学可以让国际的界限飘起来，我看了阎连科的小说，没觉得看了一部中国小说，也不会联想到政治或者国际，只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小说。事实上在联合国出现之前，作家早就想象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读者可以通过文学直通到其他的国家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