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刘仲敬的硬伤与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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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刘仲敬的硬伤与浮夸

2016-01-30 00:29:37 来源：搜狐网

　　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十分流行的学术浮夸现象，主要表现在把几句话或几篇文章就可以讲明白的普世常识，用一本甚至几本书的篇幅旁征博引，以便恰到好处地演绎讲述得既半明白又半不明白。这样一来既显示了自己超人的学问智慧，又可以赢得左右通吃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安全。最近几年来奇迹般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刘仲敬，便是这种学术浮夸现象的一例典型样板。

　　“国父”宋教仁的耸人听闻

　　第一次听说刘仲敬的名字，是2014年7月23日。扬州先锋书店的张武先生和他的太太，开车送我到镇江乘坐前往昆山的高铁，路途中张武询问我：知道不知道刘仲敬这个人？

　　我回答说：孤陋寡闻，不知道。

　　张武很是敬佩地介绍说，刘仲敬用文言文写了一本《民国纪事本末》，得到上海许纪霖教授的高调赞美，前不久在扬州先锋书店刚刚做过一次推广宣传活动……

　　作为长期追踪研究胡适及《新青年》杂志的一个人，我对所谓文言文一向敏感，当即表明态度说：中国文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把复杂的人情事理用最为简单的话语正大光明地讲述明白的，以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人为标志；另一种是把并不复杂的人情事理用隐晦曲折的话语讲述得半明白又半不明白的，以章太炎、章士钊、鲁迅、周作人等人为标志。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所采用的不是严格意义的口语白话，而是典型的既半明白又半不明白而且到了要紧之处故意不肯说明白的浅文言。在白话文已经全面普及的今天，凡是想用文言文粉饰自己的学术见解的，要么是喜欢廉价讨巧、哗众取宠的一路人；要么是没有胆量正大光明讲明白话的心理阴暗、浑水摸鱼的一路人；更多的时候应该是两个方面兼而有之。

　　2014年10月18日，我应王来扶先生邀请，到长沙熬吧与刘仲敬共进晚餐，当时在场的有两位美女，还有梁伯钦、徐志频等人。晚餐过程中刘仲敬显得既呆板木讷又高深莫测，我主动搭讪两句便无话可说，只好从美女手中借来一本《民国纪事本末》，按照自己的兴趣点翻到第75页，赫然看到这样一段夹叙夹议：

　　三月二十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于沪宁车站。民国虽有共和立宪之名，真能解其大义者，通国屈指可尽。北国任公几道，民党则钝初云逝，次第无人。微宋公，国柄民命尽入军健策士之手，金瓯既裂，补天乏才，非独夫不能止乱之形备矣。民国以法立，鄂州首义约法、民元约法皆公手定，天坛宪草、曹锟宪法皆不出此范围。民国国父，实唯钝初。一身系天下安危，锐意以调和南北新旧为己任，舍公其谁？‘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公之遗笔。国父身殉，民国孤雏，殆将委命于怒海狂蛟矣。

　　我顿时感觉大倒味口，只是出于礼貌和好奇，晚餐后没有当即离开，而是坐在熬吧露台与朋友们喝茶聊天，等待着亲眼见证刘仲敬的学术风采。但是，等我回到室内时，熬吧的小型报告厅已经塞满听众。我只好隔着玻璃墙旁听了十来分钟，始终没有听出个所以然。印象中只有刘仲敬似乎是有意为之的毫无表情且吐字含糊的冰冷语调。

　　到了2015年春节期间，我为了写作《陈其美民初命案》一书，通过当当、亚马逊订购了一批相关书籍，其中包括《民国纪事本末》。每当我查勘所需要的时间点时，《民国纪事本末》都不能给出称得上是“纪事本末”的文字叙述，害得我只好重新翻检郭廷以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民国纪事本末》实在没有办法读完，仅就关于宋教仁之死的上述文字来说，其中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低级硬伤：

　　首先，稍微查勘过民初史料的人就应该明白，1911年10月28日与黄兴一起抵达武昌的宋教仁，一次都没有亲临战场。他留在武昌城内联合汤化龙、居正等人执笔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虽然于11月9日以鄂军都督黎元洪明令颁布的方式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却从来没有在首义之区的湖北省生效落实。参与制订“鄂州约法”的宋教仁、汤化龙、居正等人，不仅没有脚踏实地致力于该项约法的生效落实，反而争先恐后地离开武昌，前往上海、南京去争夺国家层面的权力地位。离开了个人自由和地方自治的大前提，宋教仁后来所追求的所谓宪政，完全就是空中楼阁、太虚幻境。

　　关于此事，我在陈子明先生主编的《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第二部的导言中，曾经有过相对完整的叙述：1911年12月4日，汉口方面的各省代表得到南京被民军攻克的消息，当场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将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同样是在12月4日，留在上海“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的各省留沪代表，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以及社会名流章太炎等人，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所谓的共和联合大会，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投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并于当天通电全国。这是同盟会方面的陈其美采取恐怖暴力手段从光复会方面的李燮和手中抢夺沪军都督之后，联合同盟会内部的黄兴、宋教仁、蔡元培以及一部分立宪派人士，共同上演的另一场规格更高的夺权闹剧。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由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单边片面越权草拟并且越权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以断然否决法制局长宋教仁的立法权限为前提条件的。临时参议院匆忙制订并且通过“临时约法”期间，宋教仁与蔡元培、汪精卫等人，正在北京迎接已经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南下就职。刘仲敬所谓“民国以法立，鄂州首义约法、民元约法皆公手定”，明显违背相关的历史事实。

　　其次，刘仲敬所谓的“非独夫不能止乱”，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真正成立过的一个伪命题。希特勒、萨达姆之流的独裁专制，既扰乱败坏了本国的社会秩序，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动荡不安。从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到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不仅没有切实制止国内一轮又一轮的天命流转、改朝换代，还直接导致了元蒙、满清以及日本、俄罗斯等国，对于中国领土的不断侵占。更进一步说，在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式的独裁专制之下，有秩序、有计划的大规模杀人，比任何性质的战乱都更加恐怖和邪恶。

　　明显套用古文言文的所谓“微宋公，国柄民命尽入军健策士之手”，意思是假如没有了宋公教仁，国家权力和民众命运将全部掌握在军阀谋士的手中。如此生硬的文言文，不仅不符合宋教仁生前死后的历史事实，即使在字面逻辑上也是不能够贯通成立的。可以查证的历史事实是：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在辛亥革命期间所扮演的，恰恰是半新半旧的策士角色。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上海《民国报》旬刊第二号刊登《宣言》九则，其中的第四则公然提出由宋教仁出任内阁宰辅以架空虚置孙中山的人事预案：“如仆所观，孙君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

　　到了1911年12月30日，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主持通过《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其中针对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给出了极其严厉的诅咒警告：“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簧鼓；汉奸满奴则复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份《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为陶成章和宋教仁的先后遇刺，埋下了伏笔。

　　其三，一个文明正常人和一个文明正常国家，是完全不需要捧出什么国父、国母来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仅就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五族共和的南北和谈而言，无论是北方的隆裕太后、袁世凯、唐绍仪、徐世昌、段祺瑞、赵秉钧，还是南方的实力派人物黎元洪、程德全、张謇、伍廷芳、汤寿潜、谭延闿、蔡锷、李平书、赵凤昌、熊希龄，以及同盟会内部的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蔡元培、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在当年的政治影响力都不逊色于宋教仁。宋教仁最为突出的历史功绩，其实是把作为革命党派的同盟会，初步转型改造成为现代化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宋教仁之死，只是给坚持革命的孙中山一派人，撇开初步建立的五族共和、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而挑起发动“二次革命”，提供了一种极端情绪化的道义借口。刘仲敬把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依法保障的宋教仁，神圣化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所谓“国父”，充分证明他并没有真正领悟共和立宪的所谓“大义”：一个共和立宪的现代国家，是从来不会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像赌徒押宝一样维系在任何个人身上的。

　　段祺瑞的所谓“东山再起”

　　自从张鸣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出版以来，学术界和舆论圈兴起了为北洋政府及北洋军阀评功摆好的言论时尚。而在事实上，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及北洋军阀，只不过是不算太坏而已，非要说他们有什么丰功伟绩和高尚美德，就只能被认定为单边片面、一厢情愿的矫枉过正想当然。这种矫枉过正想当然，在刘仲敬所谓“重新评价段祺瑞”的文章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2015年8月13日，萧三匝通过微信公共号发布刘仲敬的文章《重新评价段祺瑞》，我通过询问得知，这是一篇因为涉及某些敏感内容而被《中国企业家》杂志撤稿的专栏文章。上网搜索发现，“共识网”另有内容重叠并且篇幅更长的一篇《好部下和坏领导段祺瑞》，其中首先强调的是曾经留学德国的段祺瑞的“职业性”特点：

　　职业道德的关键在于克己的荣誉，瞧不起旧军的私人色彩，喜欢在客户面前自居价值中立的军事技术人员。民国成立后，这种职业道德的水准反而降低了。段祺瑞的特点就是职业性，不跟上司共进退。他回国以后，并不像淮军前辈一样回乡招兵，然后游说朝廷任用，而是耐心等待符合他标准的新军。无论谁做他的领导，他都照样办事。依照民国对军阀的定义，他这种表现就不能算做袁世凯的军阀系统。袁世凯器重他的专业能力，笼络备至。但袁世凯1909年垮台的时候，第四镇统领段祺瑞只是改任第六镇。

　　刘仲敬所谓“喜欢在客户面前自居价值中立的军事技术人员”，用在习惯于充当国际雇佣军的只认金钱不认是非的普鲁士常备军的军事首领身上，是勉强可以成立的；但是，这些军事首领对于部下的要求，恰恰是盲目服从的铁的纪律。这种盲目服从在希特勒的只认元首不认是非的法西斯党卫军身上，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荒谬程度。段祺瑞虽然有过在德国留学一年半的个人经历，却并没有显示出德国职业军人的职业性特点。他无论是在大清皇室面前，还是在主官袁世凯面前，都不具备主客双方甲乙平等、意思自治、明码实价、相互协商、各得其所、诚实守信的契约合同当事人的主体资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作为袁世凯手下的重要干将，段祺瑞的前半生总体上是与袁世凯共进退的。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解除官职，段祺瑞很快被明升暗降，由相当于师长的第六镇统制改任实权仅仅相当于旅长的侍郎衔江北提督，从而被驱逐出京津地区。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建责任内阁；第二天，段祺瑞便取代冯国璋的湖广总督职位，成为袁世凯在北洋军队中的第一代言人。1912年1月26日，在南北和谈的关键时刻，时任湖广总督兼第一军军统的段祺瑞，秉承主官袁世凯的旨意，领衔与提督姜桂题、张勋，副都统段芝贵，布政使倪嗣冲，陆军统制官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孟恩远，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参议官吴光新、曾毓隽、总参谋官徐树铮，陆军统领官鲍贵卿、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巡防统领王汝贤、赵倜等四十七人，联名电请大清皇室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暂时代表政府。段祺瑞的这一举动，公然突破了中国皇权专制时代一再强调的军人不得干政的常态法规。刘仲敬所谓“自居价值中立”的职业性特点，在段祺瑞身上荡然无存。

　　同样是基于段祺瑞身上“莫须有”的所谓职业性特点，刘仲敬最为大胆的论断，是把1926年3月18日发生在执政府门前肆意枪杀示威学生的“三一八”惨案，认定为段祺瑞对于冯玉祥的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

　　刘和珍逼宫胜利，等于冯玉祥不战而胜。鹿钟麟带兵杀进执政府，等于剥夺了冯玉祥又占便宜又卖乖的机会，其实就是段祺瑞的胜利。政治家的成败有许多不同的评判标准，想尽可能保护自己，还是想尽可能伤害敌人，各有不同的玩法。段祺瑞最后的玩法表明，他已经根本不想东山再起了。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段祺瑞从来没有表现出刘仲敬强加在他身上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1932年8月2日，时任太原绥靖主任的阎锡山，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了段祺瑞不惜投靠日本也要东山再起的政治图谋：

　　合肥使人来云：北方军人均一致倒张，倒后段可收回东省，北方另成政府以抗南，只俟公一诺。余答曰：未闻内乱愈张而外患能息者。日，大国也，不可测度，请段公勿受其欺。此为四月间事。五月间复专使来云：愿推公主持北方事以驱张，北方军由段担任，一致听命。余答以十九年欲出洋息内争，未果，变为内战，至今思及，尚为痛心。余岂肯再为内战之发动者！合肥老矣，当此国难之时，当局者刚愎固有遗误，元老当以原谅心理，以国民资格扶助，裨益国家，当不为少。请转陈鄙意为盼。使者遂返。七月下旬，复由王军长寄语云：外交、内部均已办妥，拟入宋哲元军中，效马厂誓师法，通电抗日驱张，只得公一诺即行发动。余曰：外患已成，国固不幸，然负咎有人，段公此举，恐以救国之心，蒙乱国之责。老矣，不若静心为愈。希转达为盼。

　　这里所谓的“合肥”，指的就是隐居天津租界吃素礼佛的段祺瑞。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改名“新京”的长春就任“满洲国”执政，段祺瑞、吴佩孚随之成为日本方面在华北地区扶植傀儡政权的热门人选。阎锡山在日记中所记录的，就是依然热衷于权力争夺的段祺瑞，为再次出山而进行的一系列地下秘密性质的政治投机活动。

　　段祺瑞在蒋介石诚恳邀请下悬崖勒马离开天津，是1933年1月21日的事情。作为段祺瑞悬崖勒马、反日爱国的一种奖励和回报，南京政府财政部每月支付2万元的巨款，维持段祺瑞及其家人旧属的生活费用。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溃疡病复发，急送上海宏恩医院救治，第二天在医院病逝，终年72岁。段祺瑞去世后，段夫人张佩蘅迁居愚园路近江苏路口的一幢花园洋房，蒋介石仍然派人每月送去5000元生活费，直至其终享天年。

　　明白了这些历史事实，刘仲敬在文章结尾关于段祺瑞的猜谜算命式的推理论断，便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违背历史事实的浮夸硬伤：“他的晚年是节制和体面的，因为他的缺陷主要不在道德方面。他这种人如果生在比较正常的社会，很容易成为优秀的军官，足以发挥技术能力，却不会暴露判断力的弱点。他客串政治家，主要是时势所逼和资历所致，实际上害了他，也害了他的国家。”

　　我是一个病废之人，实在没有精力和情趣去全面翻阅刘仲敬的文章和著述。手里只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寄来的《从华夏到中国》和我自己花钱购买的《民国纪事本末》。前一本读不进去，所以不敢妄评。后一本不堪之处举不胜举，个人觉得也实在没有必要浪费生命去逐一列举。

　　傅斯年说过，历史学就是注重于学术考据和文献发掘的史料学。刘仲敬在《民国纪事本末》一书中，不肯在考据发掘方面付出最低限度的硬功夫，而只是投机取巧地把郭廷以等前辈史家已经用白话文介绍明白的历史梗概，换用半文半白、词不达意的文言文抄袭复述一遍，然后添加一些中国传统的易经推背图式猜谜算命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空话大话以耸人听闻、出奇制胜，像这样的浮夸学风，我个人认为无论如何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进一步说，像《民国纪事本末》这样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半明白又半不明白的浮夸书籍，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追逐时尚并且期待奇迹的浮躁学者和盲从读者的热心追捧，长远来看是注定没有可供留存的学术价值的。

　　在我有限的阅读过程中，留下良好印象的是刘仲敬的两篇扎实严谨的考据性文章，一篇是《李公朴闻一多的死难之谜》，一篇是《秘密战线主持人李克农》。我如此评说刘仲敬，所眼点的主要是一种学术现象，并不是也不可能把刘仲敬的学术研究一笔抹杀。

　　2015年9月19日初稿

　　2015年10月3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