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 2016-11-23

CDC-26

宋朝经济

宋朝经济介绍的是中国两宋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的中心，又称汴梁、汴京，为宋朝国都长达168年，历九帝，是当时著名的文化、经济、艺术、政治中心，其繁荣程度，后世难以企及，还是中国最早有犹太人定居的城市。[1]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经济中心南移，到南宋最后完成。
宋朝人口已达到1亿多人，耕地达到7.2亿亩，[2] 人均GDP为2280美元。[3]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国库收入为707000万贯，最高达到10.6亿贯文，即便南宋丢失半壁江山，国库财政收入竟也高达100亿贯文，这样的税收后世难以企及。熙宁年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宋代一石660公升约100市斤米。按现在市场普通米价2.50元/市斤估算，400文=250元RMB购买力，即1文钱0.625元（宋时一贯钱为770文），一贯钱48881.625元。按熙宁十年国库收入为707000万贯文计，其时国库收入约为8340000.24亿RMB。
      
中文名：宋朝经济
建    立：公元960年
方    式：未靠武力和平禅让
采    取：抑武扬文、君臣共治
　　
历史背景[url=]编辑[/url]
公元960年建立宋朝时，未靠武力，而是和平禅让，将五代时后周的柴氏王朝，和平过渡为赵氏的宋朝。宋太祖接受唐朝武将节度使操纵国运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参与朝政的机会，实行文官统治。对外也少用武力，而以钱物捐助北方游牧民族，换得珍贵的百年和平。[4]
宋太祖采取抑武扬文、君臣共治，提高知识分子地位与责任感。因此，给后人印象似是国运不济，国力孱弱。先忍让于辽、金，后又退守江南称南宋，再100多年后又亡于蒙古族的元朝。[4]
其实，宋代也是中华民族古代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宋朝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领先的国家。汉朝虽比宋朝长了几十年，但穷兵黩武，经济文化的发展皆受到影响，比起同时期的欧洲罗马帝国，经济、文化皆大为逊色。[4]

经济空前发达[url=]编辑[/url]
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5]
历史教授杨渭生先生也认为：“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也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5]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响了世界。[6]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写道：“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当世界经济明显加速增长之际，中国却衰退了。”[4]
根据他的测算，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公元960年后(赵匡胤建立宋朝)，中国人均GDP为450000美元，至宋末达600000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仅为422美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1870年GDP人均530美元。由于内战，到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439美元，还赶不上宋代初的450美元。1952年达537美元，但仍低于宋末的600000美元，而欧洲却达4963美元了。[7]

农业[url=]编辑[/url]生产的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8]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8]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8]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 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9]
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9]
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9]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9]

修筑堤堰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10]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10]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10]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水稻的优良品种在北宋时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点是穗长、无芒、抗旱、早熟。它“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在江淮、两浙种植，后来又推广到北方。[10]

种植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北宋也有发展。[11]
从越南引进占城稻；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成为重要粮仓，民间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12] 。
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11]
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比以前也有扩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广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种植，那里有许多“糖霜户”，专门种蔗制糖。[11]
南宋后期，印度木棉迅速向长江流域推广成为农业中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12]

扩大耕地面积
北宋农民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用各种办法扩大耕地面积。[13]
他们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开垦，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13]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北宋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明显超过唐代水平。[13]

佃农地位的变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两种形式：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14]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封建国家的税户。[14]
佃客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广大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于是封建隶属关系也就比较松弛了。[14]

土地兼并
南宋时土地兼并极其激烈。宋室南渡后，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将纷纷在南方掠夺土地，建置家业。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战乱兼并土地。再加上官商大贾采用以末求富、用本守之的办法，大量购买土地。从而掀起了兼并狂潮，使南宋土地集中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北宋。[15]
南宋土地兼并最明显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如南宋初期的大将张俊，每年收租米60万斛，淮东土豪张拐腿，每年收谷70万斛，以每亩收租一石计算，他们的田地都有六七十万亩。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的也迅速增多，因此南宋客户的比例超过北宋。[15]
南宋时期，地租仍是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但佃户所受地租剥削及额外负担，比北宋更苛重。特别是许多地区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比北宋严重，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很少有退佃的自由。[15]

手工业[url=]编辑[/url]

手工业生产的进步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16]

制瓷业的突出成就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16]
景德镇，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宋代瓷器，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16]
南宋制瓷业的规模宏大，有的窑址堆积面达二十亩，高二十米。临安凤凰山下的修内司官窑，所烧瓷器，“极其精制，釉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景德镇是著名制瓷中心，产品远销各地。浙江龙泉所产传统青瓷，仍为当时上品。[17]
其他如造纸、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等业，也都相当发达。[17]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16]

矿冶业的发达
矿冶业在北宋手工业中占有要地位。矿冶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开采冶炼规模的扩大以及产量的增加上。[18]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18]

造船业的进步
宋朝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19]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19]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19]
南宋时期，造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明州、泉州、广州等造船业中心，仍然制造大型海船。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据其长、宽、深计算，载重量当在二百吨以上。这艘船的造型和结构都与宋代文献记载相吻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船舱竟多达十三个。[17]
南宋时还普遍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17]

雕板印刷和造纸业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20]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都城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20]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20]

丝织业
纺织水平的提高北宋纺织业仍以丝织业占主要地位。[21]
北宋时，丝织业逐渐形成江浙和四川两个中心。[22] 蜀地丝织品号为冠天下。
宋灭后蜀得织锦工200人，掳掠回京，安置在绫锦院工作。后来，宋太祖不断吸收江浙、川蜀、湖州织锦工匠，队伍日渐壮大，形成了汴绣，又称为官绣、宫廷绣。汴绣融会各派之长，水平登峰造极。崇宁四年（1105年），在宋徽宗的大力倡导下，文绣院正式成立，为刺绣专业的高等学院，类似今日职业技术学院。宋灭亡后，这种刺绣又被称为宋绣。时至今日，中国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唯独没有汴绣。[23]
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绢有五十多种，绫有二十七种。河北定州的缂（刻）丝，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出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只有百株（四两）重，望之如雾。这些都是丝织珍品。麻织业集中在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都产麻织布。其中黄、宜、袁、吉等州的纻布，虔州的白攽，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畅销产品。[21]
南宋时，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24]
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4来。宋人《木棉》诗中有“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积妇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以及所用铁铤、弹弓、纺车、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24]
由于新的纺织工具的出现，已能织出带有细字、小花卉的花布。1966年浙江兰溪县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条随葬棉毯，说明江南地区不仅能织布，而且还能织毯，反映了棉纺织业的新发展。[24]

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25]
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

商业[url=]编辑[/url]

白银和交子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　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　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　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26]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26]

纸币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北宋的纸币有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 交子产生于四川，流通地区也主要是四川。四川当时使用铁钱。铁钱分量重、价值低。不便于流通和随身携带，特别是给大宗贸易造成
巨大困难。当时一匹罗卖钱两万，据李攸《宋朝事实》记载，铁钱两万重130斤，大宗贸易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纸币交子应运而生，民间设立交子铺。后来，由16家富户集资36万缗，统一发行交子。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富商衰败，交子不能兑现，改由政府接办。天圣元年（I02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设置交子务的命令传达到成都府，次年开始发行官交子。当时规定：每期交子的最高发行额为1256430缗；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流通期限为三年，三年后另行换界。商民向官府以旧换新每贯需交30吻2纸墨费。官交子最初币面金额为一贯到十贯；宝元二年（1039年）改为五贯和十贯，五贯的交子占两成，十贯的交子占八成；熙宁元年（1068年）又改为五百文和一贯两种，五百文的交子占四成，一贯的交子占六成。交子总共发行了“四十三界”。[27]
纸币给贸易带来方便。崇宁四年（1105年），四川以外的各路也印制纸币，称为“钱引”。钱引的样式比交子要美观。钱引最初的发行额为25万贯，到淳熙五年（1178年）增至5400万贯，增加了一百七八十倍，引起通货严重膨胀。大观元年（1107年），四川的交子务也改为钱引务。[27]
崇宁五年（1106年），北宋朝廷发行过一种流通地区很广的纸币，名曰“小钞”。但是，小钞使用时间甚短，大观元年（1107年）就废止了。[27]
纸币方便贸易，但是小钞后来就了。崇宁元年（1102年），北宋徽宗任用蔡京为相。蔡京与宦官重贯相勾结，把持朝政。当时，市场上小平钱不够用，朝廷为节铜省工。就铸造以一当十的大钱。结果，民间将小平钱销铸当十大钱，这样小平钱更不够用了。崇宁五年二月，蔡京罢相。蔡京的政敌赵挺之为相。赵挺之罢行钱引，创制“小钞”，以补救小平线的不足，并用小钞收回当十大钱。《文献通考》卷九记载：“诏当十钱惟京师及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于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钞，自一百至十贯止，如川钞引法。”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再度为相，废止小钞，恢复使用当十大钱。小钞从实行到废止，不足一年。 [27]
原来，这与当时朝廷的党派斗争有关系。[27]
北宋发行过大量纸币，包括交子、钱引一和小钞，但到今天，真正的北宋纸币一张也没有留传下来，其原因大概是纸质易烂。[27]

商税和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28]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28]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28]

商业税为主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3]
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000，南宋的不到1/6000，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0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0-40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0-30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3]
宋朝的财政收入巨大，并没有影响到人民的负担。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小型王朝之一。
宋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00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可以比较一下，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3]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亿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亿贯或更多。[29]

店铺林立
宋代商业高度发达，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连锁店、24小时营业店等。如潘楼南街（鹰鹘一条街，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茶汤巷（茶坊一条街）、马行北街（医药一条街）、和乐楼（马市）等等。潘楼东街，服装一条街，24小时营业，宋时称之为“鬼市子”。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万家馒头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郑家油饼店、海州张家胡饼店、马铛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连锁经营。[23]
宋代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首都开封有商业行300余个，行业众多，分工细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买卖，譬如剥莲子（锤石莲），即是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和药铺。这么个小业务，也能成为一种行业，养活一群业内人士。其时，从事该行业的有数十家之多。[23]
商业发达，佛门也不例外。相国寺原是战国时魏无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时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国际佛教活动交流中心（《水浒传》中鲁智深落脚的地方）。相国寺除了搞讲座培训之外，也搞大型商业活动，向社会开放做展销会使用。每月五次，名曰“万姓交易大会”。展销区规划非常明确，大三门上卖珍禽奇兽；第二、三门皆家具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后资圣门前，这两块地方卖书画文教用品，如赵文秀笔、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员也不闲着，尼姑兜售绣作、领抹、帽子等纯手工制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链、护身符等。[23]

贸易
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孔道主要是西北陆路。到两宋，因战争关系，西北陆路交通时断时续，于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赖东南海路交通。[30]
宋朝首次开辟了“海上陶瓷之路”，宋代的“五大名瓷”誉满全球。而其商船的吨位之大，数量之多，皆为世界之首。当时，大海船达300吨，而几百年后的哥伦布航船才120吨。采用指南针导航的300吨海船，穿过印度洋远达阿拉伯与非洲东岸。进出口商品达300多种，成为当时最发达的海洋国家，不仅推动世界贸易，也把宋代的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传入欧洲。[4]
北宋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及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早在971年（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30]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31]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区使用称为川引外，还发行了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大量纸币投入流通领域，造成币值下跌，通贷膨胀。[31]
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朝版图外，其他五处市舶机构仍继续存在，又增设温州、江阴军两处市舶务。[30]

市舶机构
宋代的市舶机构类似近代的海关，但权力更大。[32]
商船出海，必须向它申请、具保才能通行。否则货物将遭没收，人员被惩处。外国商船到达中国港口后，必须立即向市舶机构报告，由它派员上船检查。一般征收其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入口税，叫做“抽解”。并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创办外商招待场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等，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32]
由于两宋政府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在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加上当时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使海上交通极为便利。当时，亚非各国与中国通商的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及大食等。[32]

人口[url=]编辑[/url]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一个朝代，[33] 但经济上却有较大发展，南方生产繁盛，农业、手工北宋人口密度图
业以及科学技术都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34] 宋代普遍实行了淤田的耕种方式，既用浑浊的河水灌溉河边的田土，完成了南方的水稻土的开发，使亩产增加，粮食生产的发达，就成为了大量人口出现的物质基础。[33] 全国记录在籍人口达一亿以上，其增长速度在当时国际上亦属少见。[34-35]
北宋至徽宗年间，人口达到8100万，已经大大超过了盛唐时期的人口。当时与宋并存于中国境内的还有辽、金、西夏等政权，合计人口，估计达到1亿。[33]
在宋代的人口增长过程中，地区发展是不同的，华北地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大约只有29.7%，南方则发展极快，北宋末年与唐盛世相比，唐朝南方有3920415人口；北方有5148529，在北宋北方有6624296；南方有11224760，人口密度是50人/平方公里以上。[33]
按元丰三年之户数，北方约占37.3%，而南方占62.7%，人口重心已移至长江中下游。宋朝末期，由于战乱，中国人口又一次剧烈下降。[34-35]

社会[url=]编辑[/url]

城市和市镇的兴旺
宋朝时期开封人口超过100万，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世界之最。另，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洛阳、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福州、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其时，欧洲最大城市也不过十几万人口。[1]

• 北宋时期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36]
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战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七朝古都。北宋时期，定为都城，发展达到了顶峰，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汴梁由皇城、内城、外城组成，外城周长50里165步（宋代三百步一里，1步=1.536米），约为46.586华里。人口150余万，相当于今日开封市的三分之一人口。[1]
汴梁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36]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36]

• 南宋时期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31]
北宋时，杭州就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大词人柳永在《望海潮》说，“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到了南宋，作为一国之都，临安城人口迅速积聚。临安府九县上户口的人就有124万，而同一时期（公元13世纪），伦敦只有2万人，巴黎有4万人，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不过10万人口。
南宋初期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临安人口为“户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万二千五百零七”；到南宋末年咸淳年间（1265~1274年），已增至“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这是临安府九县的户口总数。这还不包括不下十万人的军队人数，以及为数众多难以统计的流动人口。
庞大的城市人口，可以从当时临安城的粮食消费量上得到佐证。《梦粱录》云：“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武林旧事》统计：“宋时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
临安城里最大的综合性中心商业区，当属御街。全国各地名产皆集散于此，商贾穿梭往来，一派繁盛。从皇宫北门和宁门外（今万松岭南侧的凤凰山脚路口）出来，沿着御街，两侧商肆林立。除了御街外，专业性的集市和商行遍布于城内外。竹竿巷，南宋时杭城编篱插花之细竹在此集市而得名；马市街卖马、皮市巷卖毛皮、菜市桥是蔬菜集散中心……而与清河坊毗连的高银街，是南宋著名的珠宝市场，买卖动辄以万贯计，故得名。

取消宵禁
唐朝实行里坊制，把城市分割为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商业与手工业则限制在一些定时开闭的“市”中，全城实行宵禁。唐《宫卫令》规定：每天晚上擂响六百下“闭门鼓”，早上五更三点后擂响四百下“开门鼓”。凡是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在城里大街上流窜的，触犯“犯夜”罪，笞打二十。到了宋代，随着商业的发展，里坊制被打破，宵禁取消，出现了夜生活，具备了现代社会的特点。比如州桥夜市（出朱雀门至龙津桥），主要是各种小吃，三更闭市（午夜12点左右）。在北方城市里这是非常难得的，如郎所在的冰城哈尔滨，夜市过了10点就没人了。[1]

消防机制健全
消防机制健全，主要由开封府负责。宋初城市管理依旧沿用里坊制（后被街巷制取代），每坊巷460米左右设一巡捕屋，有巡捕五人，负责夜间治安和消防工作，并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值班。各种消防器具齐全，一旦有民宅失火，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全部出动，不劳百姓。[23]

节日
中国古代的人们,根据每年气候节序的变化及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的需要,形成了许多传统的民俗节日。在这些节日里,举国上下,人们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或游戏娱乐、或祈求祝福、或祭祀祖先、或供奉神灵,内容相当丰富多彩。[37]
到了北宋,随着当时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各节日活动的内容也愈来愈多,而作为当时全国玫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节日自然过得更加隆重、欢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时东京人每年要过的节日很多,诸如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在以上众多的节日中,“都城以冬至、元旦（春节）、寒食为三大节’,宋廷规定各放七天假，其中休务五天。另外，圣节、上元、中元各三天，休务一天。春社、秋社、上巳、重午（端午）、重阳、立春、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放假一天。夏至、腊日，各放假三天。诸大祀，皆假一日。节日过得格外隆重。[37]

娱乐
宋朝时期娱乐业极为普遍，十分发达。[23]

• 瓦市
  

娱乐场所称为瓦舍，也就是大型文艺演出的场所，多位于人流量大，繁华热闹的地方，利于宣传和盈利。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用栏杆围成圈，以幕布围起来），一个大型瓦舍里多达五十余座勾栏，可容纳数千人之众。每个勾栏里演绎的节目也不同，诸如有说唱（话本）、曲艺、杂技（踏索、吞铁剑）、傀儡戏、口技、相扑、耍猴等等。娱乐业遍地开花，从官方到地方，从民间到军营，无处不在。时殿前都指挥使（首都戍卫部队司令）杨和王，他在军营里面弄了个瓦舍，招揽一大批民间艺人和歌舞演员，没事就搞文艺演出，慰问军队。[23]
据各种史籍记载，南宋临安城有瓦市二十多处，积善坊巷、后市街、乌龙巷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娱乐场所，其中位于今众安桥南的北瓦规模最大，《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分别演出杂剧、杂技、相扑、傀儡戏、说书、讲史等，昼夜不辍。
瓦子的初夏，是经济繁荣的表现，瓦子的存在，增添了城市的生气。

• 歌曲
  

娱乐业中，大众娱乐极为发达，突出表现在词上。宋时，诗才是纯文学。词属于市井俚曲，靡靡之音，乃低俗艺术，跟今天的流行口水歌是一个性质。当时最著名的词作家不是苏东坡，而是柳三变。他“奉旨填词”，但凡有井水的地方必有柳永歌词。词亦有职业演唱者，就是歌妓，她们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人。[23]

• 小唱
  

耐得翁《都城纪胜》云：“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 这种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执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简单乐器如筚篥、琵琶、箫、笙、方响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为本色。[37]
“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从市井勾栏瓦合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京瓦伎艺有“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这都是擅长“小唱”的著名歌妓。[37]
“小唱”　这种唱词形式大受听众欢迎，在勾栏伎艺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商业性质也非常鲜明。[37]

• 嘌唱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北宋徽宗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时，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在汴京瓦肆中活动。在北宋末年，“嘌唱”已经与杂剧、说话等伎艺一起，成为瓦肆勾栏和上流社会中一门很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了。[37]
所谓 “嘌唱”，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说:凡今世歌曲，比歌郑、卫又为淫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对于“嘌唱”的这种演唱特征，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中也曾经记载说: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 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乐器伴奏，显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即添加“泛艳”），显得纵情恣肆，声乐结合起来，自然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活泼恣纵的“淫靡”之感，但它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以至于“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即为一类），成为在瓦肆勾栏和街头巷尾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37]

• 杂剧
  

杂剧，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37]
宋代“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的，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代表人物有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等。[37]

• 傀儡戏
  

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表演时，演员在幕后一边操纵木偶，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根据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等。 木偶戏是由演员在幕后操纵木制玩偶进行表演的戏剧形式。在中国古代又称傀儡戏。中国木偶戏历史悠久，三国时已有偶人可进行杂技表演，隋代则开始用偶人表演故事。[37]
《东京梦华录》中已载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等名目。《梦粱录》：”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如悬线傀儡者，起于陈平六奇解围故事也，今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弄得如真无二，兼之走线者尤佳。更有杖头傀儡，最是刘小仆射家数果奇，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赛宝哥、王吉、金时好等，弄得百伶百悼。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规模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37]

• 影戏
  

影戏，亦称“ 影灯戏 ”。用纸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灯光映于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戏剧，是东方一种优美的民间戏曲艺术，中国被誉为“影戏的故乡”，起源于唐、五代，繁荣于宋、元、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宋高承 《纪原·博弈嬉戏·影戏》：“ 少翁 夜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帷中望见之，彷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 宋 灌圃耐得翁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 清 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封台》：“影戏借灯取影，哀怨异常，老妪听之，多能下泪。” 鲁迅 《集拾遗补编·书苑折枝》：“我尝疑现在的戏文，动作态度和画脸都与古代影灯戏有关。”[37]

• 旅游业
  

《朝京里程图》，驿路商店有售，价格便宜，童叟无欺。这是南宋时期出现的，与今日导游图类似。图上标注了风景区的客栈、餐饮店、厕所等，大大方便了人们出游。宋代旅游业也有一定规模，各大城市经常举办“旅游节”，招揽游客，譬如开封的菊花节、洛阳的牡丹花节。洛阳牡丹花节时，比过年还热闹，城中所有居民，上到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皆插花。此节日一直持续到花谢为止。[23]

• 色情行业
  

宋朝色情业空前发达。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本来是女歌舞演员，由于从事歌舞音乐的乐户毫无地位，逐渐沦为性工作者。有宋一代，名妓林立，她们分别是：刘娥、甄金莲、谢玉英、琴操、李念奴、朝云、宇文柔娘、敫桂英、苏小卿、阎惜姣、谢素秋、李师师、花想容、莘瑶琴、梁红玉、谭意哥、严蕊。[23]
东京汴梁近一万家风月作坊，成为一大税收支柱产业。不仅有女妓，还有男娼。很多落魄子弟，不思进取，甘心卖肉。这种特殊风月作坊，时称“蜂窠”。宋徽宗政和年间，官方出台告示禁止，“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24062元RMB）。”女娼不能禁何况男乎？所以政令渐渐失去作用。南宋时期，此风更甚，临安新门外一带就是著名的男娼区。南宋著名词作家周密惊呼：“败坏风俗，莫此为甚！”[23]

饮食

• 北食
  

北朝的肉食以羊肉为主。
馒头、包子、饼是北方人的主食，虽然南食及川饭在汴京流行，但并没有影响北食的主导地位。汴京有许多北食店如徐家瓠羹店、马家羹店、史家、桥头贾家瓠羹店，都是以卖羹为主的食店，《东京梦华录》记载，头羹、石髓羹、石肚羹等等。馒头有“在京第一”的万家馒头、孙好手馒头，包子有王楼山洞梅花包子、鹿家包子等包子馒头店，吃食有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另外还有油饼、胡饼店，这些饼店的规模很大，而制作也非常专业化。《东京梦华录》卷四《饼店》云：凡饼店，有油饼店、胡饼店。若油饼店，则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则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髓饼、新样满麻。……唯武成王庙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37]

• 南食
  

南方人吃鱼多，临安城内外的鱼店，不下一两百家。
南食店所售，则有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等等，这些饮食店，“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菜蔬精细，谓之造斋，每碗十文，面与肉相亭，谓之合羹，又有单羹，乃半个也。旧只用匙，今皆用箸。”这些南食店以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而相国寺之北甜水巷内的“南食最盛”。[37]

• 川饭
  

至于川饭店所售，则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等等。[37]

• 小吃
  

汴梁美食多奇妙，北宋京都著名小吃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奶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肉。南宋有宋五嫂湖上鱼羹、李七儿羊肉、王家奶房、宋小己血肚羹等。这些是纯粹的老字号，非北京全聚德、六必居可比。[23]

• 酒楼
  

开肆三万家，店铺栉比鳞次，各有特色。普普通通的酒肆饭店里，均配有“茶饭量酒博士”，类似迎宾服务点菜员，看人下菜碟儿。见年少多金的主儿，则给客人提供特殊服务，当然茶饭量酒博士是有提成的。酒肆俨然成了一种多功能场所，如下等妓女，不呼自来，在此谋生活。大宋色情业异常发达，并且合法化，类似酒肆提供色情的，比比皆是，见惯不怪。唯独州桥炭张家、奶酪张家不提供这种服务，卖酒就是卖好酒，召妓尽管去杨楼、丰乐楼。[23]
开封餐饮业最为发达，酒楼林立，大的叫正店，小的叫脚店（或角店）。时开封有正店七十二家，脚店上万家。坐落于东华门外的樊楼为七十二正店之首。樊楼共五座楼，每座楼三层结构，装修绝对是开封最豪华的，可容纳酒客上千人。规模宏大，直逼皇宫，相当于现在的星级酒店。[23]

• 饮酒
  

宋代禁止私人酿酒，官方专卖。正店有酿酒权，脚店没有这个权利，必须到官方去买酒曲，然后自己酿造，京都开封官方就是这么干的。北宋末，全国有203种酒，开封王公贵族占27种，开封府占28种，最好的酒是内库法酒，天下第一，仅存皇宫。酒不是烧酒，也不是蒸馏酒，与啤酒酒精度差不多，所以可以大碗喝酒。如《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前后喝了十八碗酒，你让他喝65°的烧刀子，三碗准趴下耍猴拳。[23]
大相国的和尚卖肉一点儿不新鲜，有些没啥手艺的和尚，干脆联合起来经营猪肉生意，美其名曰“烧猪院”。带头的是慧明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做菜，尤其以做肉菜，色香味俱全，名动京城，一时间成了开封妇孺皆知的美食大师。[23]

• 新兴行业
  

文化商品也形成了行业，诸如诗词、卖字、卖酸文，尤以“卖酸文”最具特点。此乃要求甚高的文章，应情应景，即兴创作，并且用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能来点幽默调侃就更好了，文章内容通常由消费者指定。譬如几个杀猪的暴发户聚在一起喝酒，想把此次“群贤毕至”的盛况书写成卷，让后世追忆敬仰。直接找卖酸文的，30文钱一篇。附庸风雅，聊以自慰。[23]

“廉租房”制度
其实宋代的房价很高。以开封为例，宋朝鼎盛时期，开封市区人口当有百万(不含乡村及属县人口)，导致住宅紧缺，一房难求。翰林学士王禹偁在《李氏园亭记》里提到开封地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一尺地一寸土，价比黄金。[38]
据河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胡建华先生的研究：绍兴二十八年，平江府造瓦房12000余间，平均造价每间10贯；乾道六年，临安府(南宋都城地区)造禁军营房2000间，平均造价每间18贯。[38]
这样的造价，再加上适当利润，最终卖价不难想象。[38]
为缓解供求矛盾，保障臣民正常生活，稳定社会，大宋政府曾特意推行“廉租房”制度：由工部负责，用国库拨款修建大量官房，再廉价向臣民出租，而管理工作(招赁、收租和维修等)则由“店宅务”专司负责。这种做法起始于东京，之后陆续推广到各州县，并一直延续到南宋。[38]
大宋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不仅在正常年景下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在灾荒时节还减免房租。宋英宗治平年间下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毋过九日，著为令。”[38]
也就是说，若遇风寒雨雪之灾，官房月租可免去3天，最长可达9天。熙宁二年，开封遭遇雪灾，宋神宗下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这干脆就是白住了。[38]

户籍管理
由唐入宋，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革，拉开中古与近世的历史分期。经过五代，门阀世族土崩瓦解，原来的部曲也得以摆脱人身依附状态，获得良民的身份，纳入国家的编户齐民。即从前的贱民，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都成为自由民了。[39]
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市民阶层已然形成。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户籍档案叫做“五等丁产簿”，每隔三年编造一次，虽然带着“丁”字，但实际上五等户的划分跟各户人丁数目毫无关系，而是以各户财产多少为标准。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待清楚：中唐之后，均田制已经解体，宋朝立国，即承认土地彻底私有的现实，允许产权自由流动，不抑兼并，于是贫富分化并经常互相转换。汉朝的那位徐宗，家产只有“一万三千钱”，按宋代的标准，最多只能混个下等户。当然，如果他辛勤劳作，积累财富，购买田地，以后上升为上等户也并非不可能。要知道，“贫富无定势”，乃是宋代社会的一个特点。[39]
按财产划分户等，是出于征税、征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建立在“均产”理想上的“租庸调”此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因宋朝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国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剩下差役，从前的徭役是按人头摊派的，宋朝则出现了以钱代役的趋势，并且跟户等挂钩，即富户要承担更重的服役义务。从人头税到财产税，正是社会从中古进入近世的特征。[39]
户籍对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也正在减弱中。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来自商业的税收与征榷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这是史无前例的），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离开，地主是不可以阻挠的。客户因其飘浮不定，又被称为“浮客”。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连户口登记都出现困难。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
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39]
宋代社会因其显著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而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一位宋朝人感叹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39]

幼儿救助
灾荒过后，有的家庭想赎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鉴于此，政府代为赎回。[40]
宋代除济助孕妇和新生儿外，还采取各种办法救助那些因种种原因被遗弃的小儿。
首先，官为赎还鬻子。宋代当凶年发生后，饥民流移，人口贩卖极为普遍。作为父母不忍心看到子女被活活饿死，往往将其卖到富裕之家，以求一时活命。饥荒年景人口身价低廉，往往“斗米博一妇女，半斗易一小儿。”灾荒过后，有的家庭想赎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鉴于此，政府代为赎回。太宗淳化二年(991年)诏曰：“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真宗亦诏曰：“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瀛、莫、恩、冀等州岁饥，民多鬻子，仁宗“赐瀛、莫、恩、冀缗钱二万，赎还饥民鬻子。”[40]
其次，制定养子法令，鼓励民间收养义子。灾荒年间，人民生活艰辛，四处逃散，有的把子女卖给富裕之家，有的则把幼儿遗弃于道路。对这些被遗弃的幼儿，政府鼓励民间收养，并制定养子法令。为鼓励民间收养弃婴，朝廷一再强调收养之后，“将来不许认识”。对收养弃儿成绩突出者，政府给以奖励。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规定：“如上户士大夫家能收养五十口，具名以闻，乞行旌赏。州县官措置支给钱米收养百口至二三百口者，具名以闻。”嘉定四年(1211年)七月，“诏抚州寄居迪功郎新袁州万载县主簿段子雍，以岁旱收养遗弃童幼二百二口，后至食新，并责还父母亲属，可特循从政郎。”[40]
此外，宋朝政府还措置收养弃婴。饥荒年景及隆冬时节，弃婴较多，仅靠民间力量，弃婴很难较好得到收养。因此，宋朝政府也积极参与救助。乾道年间，湖南、江东大旱，孝宗诏曰：“本路旱伤，民多艰食，有弃掷童幼于道路者，深为恻然，可令逐州守臣措置，于稳便处收养，无使冻馁。候至来岁食新以归父母，自十月始。”[40]
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收养，经济上给以支持。因此地方在收养弃婴时也采取了积极实用的方法。一些地方官，也想方设法积极收养弃婴。如苏轼守密州时，“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再如江东安抚使洪遵曾上奏朝廷，陈述其收养弃婴的措施：第一，收养童幼，各县有知县和巡尉负责；第二，弃婴中可以自立者，交由寺观收养，政府提供钱米，寺观主持每半月都要向官府汇报收养弃婴的人数及身体健康情况，如有疾患，官府给药，若有死亡，官给棺木埋瘗；第三，对那些尚在哺乳的幼儿，官府交给有乳之家收养，官给钱米，并定期查看幼儿身体状况，有病者，官府给药，死亡者，官给材木安葬。对偏远乡村遗弃小儿，则责成保正负责。[40]

衣服
在宋代，从穿戴上，可辨认出士，农，工，商从事的特点。[41]
北宋初年，曾对各级官员的服饰做成严格的规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至于百姓只能穿黑白两色[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