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x刘瑜x包刚升：如何理解当下动荡的全球局势？

汤笑然@北外

王缉思x刘瑜x包刚升：如何理解当下动荡的全球局势？
2018年11月12日 10:30:32
来源：新京报网 作者：覃旦思

动荡不安是近年来世界政治的整体感受。在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冲击着世界经济秩序的背景下，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浪潮侵蚀着全球化的多边框架。美国相继退出《巴黎协定》和伊核协议，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的拉锯战如火如荼，历史并没有终结。

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需要全新的思考模式。世界政治争端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能否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实体中发现共同的原始驱动力，在推动世界政治的发展？用价值冲突、价值排序理解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走向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

11月2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的新书《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发布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在唐士其教授主持的会议上，刘瑜、包刚升两位新生代学者与王缉思共同探讨了什么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中信出版社总编辑乔卫兵也参与了讨论。

王缉思：政治诉求背后的终极价值是什么？

王缉思

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王缉思教授对于世界政治的思索始于上世界九十年代。1993年，哈佛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按照亨廷顿的设想，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焦点不再是意识形态冲突或大国间的争霸，而是以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构成的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碰撞，比如西方基督教传统与以中东为主的伊斯兰文明的对抗、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东亚儒家思想的碰撞。

王缉思认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内政治分析框架在面对新型国际问题时已经失去了解释效力，“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能涵括世界政治的的诉求，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论更无法理解当前的国际争端，价值冲突是当今世界政治的本质议题，价值排序是理解世界政治的重要途径。

那么，如今全球化动荡局势之下，政治诉求背后的终极价值是什么呢？王缉思教授把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目标分成了五大维度：安全、财富、信仰、公正与自由。在他看来，这五大基本价值是世界政治的永恒主题和终极目标，人们追逐权力、创建国家、提倡民主和法治，都是为了实现这五大终极目标的过程、方式和手段。

刘瑜：为什么终极价值之间常常冲突？

左起：乔卫兵、唐士其、王缉思、刘瑜、包刚升。

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些价值都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把这种价值间的冲突叫作“诸善冲突的悲剧感”。在她看来，你追求的都是好东西，但是不可能都追求到，牺牲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产生悲剧。过分的追求某一个，可能会牺牲别的，还会产生政治悲剧。每种价值单独看是美好的，但放在一起往往会打架。各国政治的目标就是在其中寻找平衡与妥协。

当今，中国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经济结构的重组。正如刘瑜的例子所说的那样，中国一个深圳工人得到一份新工作，可能就意味着密歇根一个老工人失去他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构成很大的挑战。中西冲突的背后是发展模式的冲突，发展模式的冲突背后依旧是价值的冲突。

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更是如此。刘瑜指出，像《查理周刊》事件，实际上就是把两者的冲突带到了最前沿的地方。最近几年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有大量关于亵渎罪引发的社会冲突、暴力，有些人说了对真主的亵渎就要下地狱。信仰和自由的冲突是非常真实地存在生活的很多角落。

另外，价值冲突不仅仅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对抗。实际上，近十来年来各个国家内部也发生所谓的“文化内战”，它的激烈程度甚至经常超过中西之间，或者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欧美民粹主义的抬头就是一个例子。在美国来说，这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冲突。民主党更在乎安全与信仰，共和党则更偏向自由与公正。近年来，丹麦、荷兰、瑞典等一些欧洲国家内部也崛起了很强大的右翼民粹势力。国家内部的两极化冲突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

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各个国家可能不一样，但在刘瑜看来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普适价值派和本土价值派的冲突。托尔斯泰说，幸福的人是一样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换句话说，普适价值派是一样的，但是本土价值派各有各的价值。前几年流行一个词“达沃斯人”，“达沃斯人”指的就是普适价值派。本土价值派在美国来说就是主张基督教，在伊斯兰世界就是伊斯兰信仰传统，在中国来说是儒教传统。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解释当今各国政治的一条线索。

包刚升：怎样制定衡量价值的标准？

那么，安全、财富、信仰、公正与自由作为终极价值，是否可以在制度、程序和标准成为可衡量的标准和可操作的指南呢？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关系学院副教授包刚升提出，为政治生活的终极价值设定可衡量的标准，既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以公正来说，“公正”概念可以包涵很多内容，首先需要区分，究竟是法律上的公平裁决，经济上的分配正义，还是权利上的平等赋权。其次，公正的制度、程序和衡量要件是什么？换言之，怎样的社会是公正的？

同样，追求安全的背后也有一些更深的话题需要探讨：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安全？安全作为目标的决定因素又是什么？也就是说，怎样的因果关系可以解释一个国家的安全的目标成就是高还是低？试图理清价值清单或程序清单，是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此外，包刚升赞同王缉思分析当下世界局势的思考角度。传统的国内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以及国际关系都有各自视野的局限性。“世界政治”这个词，就是试图打通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一种努力。

包刚升以比较政治学中的两个案例来分析打通学科间门槛的重要性。比如说，特朗普对欧洲制定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国际关系问题。但是，外交政策背后的重要动力来自于国内政治。因为全球化对美国的产业、人口、宗教和族群带来重大的变化，这种内政的压力使得今天的总统采取更加现实主义、更加民族主义、更加保守主义的政策。

脱离内政就很难理解外交，但是脱离外交也很难理解内政。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悲剧就是一个著名案例。希特勒通过民选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源于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什么民族主义会在德国兴起呢？一战后的德国处在《凡尔赛合约》的政治重压之下，不仅要赔款，土地还被割让。当德国还不上钱的时候，法国甚至一度出兵占领了他的国土，这样就使得国内民族主义势力日益膨胀，最后造成了惨痛的世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