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前，我的台湾“自由行”（之三） 2016-1-16

CDC-3@南方现代文化

“大选”前，我的台湾“自由行”（之三）

上海  王炼利

目录

前言

在高雄代天宫，第一次听到普通台湾人的想法

在高雄“二·二八”展馆内，我开始对“二·二八”宣传抱有警惕

来自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的感动

十全二路上，“后援会”齐呼“小英总统好！”

在月光下，始游台南最有故事的地方

“台湾”称号缘起2.2平方公里的沙洲岛

在热兰遮城遗址，我在感受“挖煞”

延平王祠前的解说词，让白先勇和台南文献委员会打起来了

延平郡王是“神”，也是“牌”

纪念汤德章，“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说，“我们老百姓‘统’老百姓吧”

在台北看到“台独”，原来这个样子

四百年前的台湾是这个样子的

来自大陆的“外来人”和“外来文化”是这个样子的

在台北“台湾历史墙”体会“殖民”感受

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我质疑“二二八宣传”

啊！“台方”。。。。。。

马英九为什么每天被骂？

我为什么对马英九不满？

向两蒋行鞠躬礼，我有理由的

统计数据印证“现今生活不如二、三十年前”

“外交部”驻卫警察说：“你们的习近平好啊！”

尾声

我为什么对马英九不满？

现在是连我都对马英九不满了，我为什么对马英九不满？

其实，最初的不满是我从高雄历史博物馆出来就萌发了，觉得马英九作为台湾最高领导，太放纵台独言论了。

接下来翻资料时看到马英九两年前对“日据”和“日治”两个提法的表态，当时对这两种提法的争论极其激烈。马英九这样表态：“我从小到大都用‘日据’，但是我并不反对有人要用‘日治’”。马英九认为，人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和记忆，确实可以容许有讨论的空间，“不宜硬性规定哪一个不准用，这样才能让不同的看法出来。”而我，不同意马英九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的这个观点，我认为马英九是非不分。那种所谓台湾“是在甲午战争后，透过完整的国际条约所履行的主权和领土之转移”，我极其反对，而同意当时《联合报》的观点：“用侵略战争以不平等的勒索条款佔据他国领土，尚不准谓其为‘日据’，请问：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有几个如此谄媚侵略者的‘历史学家’？” 以及台湾官员江宜桦所说，政府的公文书使用“日据”称呼，是“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都应该要使用的方式。”

再一个对马英九不满是不满意他在“二二八”事件上一次接一次的“道歉”讲话。他每年在二二八纪念会上的讲话我看了一些，总体的感觉：完全是在别人已经规定下的语境下说话，还生怕跃出别人规定语境让别人抓辫子、在别人规定的语境中面面俱到地说着吃力又讨骂的话。

对马英九我其实一直有好感，是因为他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但“儒雅”不是当政治人物的必要条件。当政治人物的必要条件是如王熙凤般的杀伐决断。可惜马英九缺的就是杀伐决断。

近十年前，台湾有位文化学者在台北的《湖南文献》发表了一篇评论马英九的文章，读来印象深刻。这位学者认识马英九，更与马英九的父亲马鹤淩先生有“正式交往”。他说，马老先生曾告诉他，“我要马英九做圣人，他从小我就教他要做圣人。”这位学者听了“非常震撼”，在这位学者看来，“圣人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是一种头衔，背后隐藏着政府施之于人民的文化谋略”。中国有那么几个人被称为圣人，“主要是政治原因的配合而非道德人格的实践。”因此，他认为“视圣人理想为真实，并且对于自己的后代，发愿要教导出一位圣人，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然而，他认为要了解马英九，恰恰这是“一个重要关键点”。

我认为，如果在马英九“儒雅”这点上不反对，那么。上述那位学者的评论的确是了解马英九的切入点。马老先生要将马英九从小培养成圣人，向往“圣人”的意识可能已深入马英九的骨髓。但是，“圣人”可能就是如那位文化学者所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马英九先生做不了“圣人”，又向往“圣人”，行动上就成了“好好先生”——努力想让所有人都不反对。可是政治人物成为“好好先生”，那就是悲剧人物。政治人物如果真的能让所有人都不反对乃至说“好”，那得有非凡的政治智慧非凡的政治手腕非凡的人脉渊源，马英九先生不具备这些。他只能用和稀泥来企图让大家都不反对。

譬如，关于“中立”的问题。

在高雄寿山的军事管制区，门口有这样一张红底黑字告示：

公告

为严守“行政中立”立场，来宾进入本营区时禁止穿着携带任何与选举或政治议题相关之帽子、服饰、旗帜及文宣品。敬请合作

海军陆战队防空警卫群警五营制

这是表明军队的“中立”。这种中立我认为在民主政治中行得通。但是，还有一种“中立”，我接受不了。

我到寿山脚下的台湾中山大学去参观蒋介石行馆。在行馆里，我与大学生交谈：“你们怎么看‘台独’？”“我们学校有规定，学生在外面可以就此问题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不能在学校里谈。”“老师呢？”“老师更不可以。”“为什么？”“学校要保持学术中立。”“‘台独’，你们也当成一种允许存在的学术观点？”“是的。”

这下我觉得，台湾是在不分是非的前提下谈“中立”了！马英九在台上八年，如果认同这样的“中立”，说他做“好好先生”没有说错，是是非不分的“好好先生”。

马英九在“日据”、“日占”上的表态，也就是在做“好好先生”，做是非不分的“好好先生”。

在蒋经国治下，国民党本来已经在“自由”“民主”话语权上持有了主动——因为有了实质的“自由”“民主”举措。当过六年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本有充沛的说“自由”道“民主”的资源，何况也亲历了自由民主实践。然而，马英九说起“自由”“民主”话题时，总感觉他将自己当成一个跟随者，但听不出他曾跟随过蒋经国！倒觉得他曾经跟随过李登辉——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我坐下来静观静听李登辉1995年2月28日的纪念二二八讲话，那个讲话果然漂亮！漂亮得无懈可击——那时他还不是“直选”领导人，说话还得留有一定分寸。

“今天，罹难者家属和子孙能亲眼见到这座彰显历史公义，启示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纪念碑矗立在宝岛的土地上，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公仆的身份，承认国家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相信各位必能秉持宽恕的胸怀化忧戾为祥和，温润全国人民的心灵。

“今天，二二八紀念碑昂然矗立在深具歷史意義的臺北新公園，沒有怨恨，沒有悲情，像一座 歷史的警鐘，時時提醒我們走出歷史的悲劇，時時告誡我們要不分族群，彼此疼惜，相互祝 福，以開放的胸懷，穩健的腳步，共同經營大臺灣，博聚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

“從今天起，歷史的悲情與苦難的記憶，不再是籠罩國人心頭的陰霾，而是激勵國人開創美好 前景的動力。二二八紀念碑正是象徵我國政治民主、社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燈塔，溫煦的陽 光將永遠照亮人心，指引我們奔向充滿希望的未來！謝謝大家。”

漂亮吧？接下来我同样静观静听坐听马英九的纪念二二八讲话，不过是在李登辉定调的“自由”“民主”框架中穿梭而已。悲剧啊！

2015年8月20日，马英九以罕见的重话指出李登辉宣称“台湾在战争时与日本同属一国”、“没有抗日的问题”是“出卖台湾”、羞辱人民、作贱自己，一个担任曾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达12年，如今还在享受卸任礼遇的人，会讲出这种媚日言论，令他非常震惊、痛心、遗憾。只不过马英九先生的“重话”说得太晚了——八年了，不都是马英九先生在容忍吗？

至于马英九另外几次在二二八纪念活动上的讲话，就不评论了。依我看，马英九虽然“参与相关处理、补偿、与平反工作也二十多年了”，但“二二八事件”还存在明显的疑点他恐怕还不愿面对。他只是认为政府的确错了，他对一些受害者产生悲悯（他应该是“宅心仁厚”的，他在任台北市长期间和任台湾最高领导后，为台湾省城隍庙三次献匾：“善德功深”、“保境安民”、“孚佑万方”），他觉得代表政府改错没有错。他就将“好好先生”做到底了。我不怀疑马英九代政府忏悔的真诚。但他领导下的这个政府将二二八的一切过失都揽过来，就能算对历史负责吗？

马英九担了他不该担也担不起的责任。这是国民党老辈留下的祸根。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敢正视、一味回避，不敢及时作出对历史负责的评价，总有一天会有避不掉的时候！等到真的“避不掉”，就太迟了！因为当事人都不在了。当事人都不在了，当年的事件就谁都可以利用来做文章。历史就成了糨糊。而谁在第一时间捞到“追溯真相”这根稻草，谁就能主导对当年整个事件的话语权！——这样还有真正的真相可言吗？！在重大事件当事人很多还活着的时候来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将官方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和普通老百姓心中的评价对上号，真相就出来了。但不要等当事的老百姓都死得差不多了再来评价，那是在跟子孙过不去。

台湾需要大是非观。全中国需要大是非观。

向两蒋行鞠躬礼，我有理由的

12月1日。清晨六点半我已经在西门捷运等地铁了。这天原本计划去阳明山，临时改变了计划。

旅馆老板头天与我聊天时，提到中正纪念堂里的仪仗队曾被废过，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去看看两蒋陵寝——谁知道2016年1月16日是怎么个结果？

并且，我主要还想看看台湾对蒋经国“推动民主”的评价。这个问题听过大陆一些人的评价，但我要听台湾人的评价。既然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那么，在陵寝旁，总能读得到“论定”。

两蒋陵寝不在台北，在桃园 ，我上网一查，得到火车站乘国光客运到桃园城，从桃园城转车到大溪镇，大溪镇再转车到两蒋陵寝。而且车的班次还特别少。为了不至于晚上回不了台北，我就得起大早。

从火车站搭车顺利到达桃园。桃园去大溪要等车，好在车站上有对七十多岁的夫妇，慈眉善目，他们与我聊了起来。“你是大陆来的？”“是啊。”“大陆哪里？““上海。”“哎哟，我们老头也是上海的。”老太说。“是吗？您是上海哪里？”我问老爷子。“上海北四川路，知道吗？”一听“北四川路”，就知道这是来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老上海，下半叶出生的人都称“四川北路”。“知道，是哪一段？”“近江近水的那一段，”“哎呀，太巧了，那就近外滩了，那一带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您回去过吗？”“没有，我六岁离开上海到这里，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妹妹填籍贯还是填上海，我早就填台湾了。”“您是本地的？”“是呀，我们是桃园的，你去两蒋陵寝要到大溪换车，我们比你早下车，”这时车来了。我坐在前面，老夫妇坐在后面。车开过了几站，老太走了过来，往我手中塞了两个蜜饯，对我说：“我们这里要下车了，你还要再过两站，再见了。”我连声说“谢谢”，与两老隔窗挥手道别。

大溪到了。我到车站一问，到两蒋陵寝的车要过三刻钟才来。我不愿在车站傻等，就转身到镇上逛逛。镇上的菜摊在卖蹄髈，我问：多少钱一斤？回答：138元，心算一下，相当于28元人民币一斤，有些贵。往旁边一条路一拐，路名是中山路，这么个小镇上，也要挂个“中山路”大名？但我抬头一看整条路，我呆住了，这么漂亮的街道！沿街建筑就像微缩的万国建筑博览馆搬来了此地，每个店面前都有相当精美的石刻门楣。原来光绪年间设了樟脑专卖局后，这里因为水路交通便利，成为樟脑、木材和茶叶的集散地。十九世纪末，大溪镇上三、四百个商家云集，昔日的繁荣可想而知。可惜我不能在此久留。等有机会再来吧。

上了开往老蒋陵寝的公车。座位旁是位中年男子。知道我去老蒋陵寝，告诉我，车先到小蒋陵寝，再到老蒋陵寝。但他建议我先去老蒋陵寝，这样回台北顺路。我接下来就与他聊聊电视台每天热闹播着的大选话题。他说，现在大家对选举兴趣已经不大，候选人都不是大家希望的，他说上次大选，不去参加选举的已经要占到三成。“哪您会去投票吗？”“抽得出时间就去。” “您准备投票给谁？”“说不准，到时再看。”

老蒋陵寝到了。迎面是一尊老蒋穿长袍马褂笑眯眯坐着的石像。这里就是慈湖纪念雕塑公园。安置的基本都是老蒋的铜像石像。公园有张铜像统计表，标着各个像的安放位置和捐赠单位，一数，共计有176尊像。在公园中走，就是与各个年代各种神态各种姿势的老蒋打照面，颇有滑稽之感。一块《慈湖纪念雕塑公园誌》的石碑在訴說无奈：“韶光飞逝，斗转星移。时代洪流，瞬息万变。昔日数以千计之雕像，被迫全面处理。顿时成为棘手问题。”于是大溪镇镇长曾荣鑑提出，“于慈湖附近安置全国各地拆迁雕像”。这就是慈湖纪念雕塑公园的来历。2000年2 月，首座雕像入园安置。

雕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题为《伤痕 再生》的一座铜像。这是碎铜片拼起来的蒋介石坐像。后身是空的，左右大腿的外恻都缺损着。

铭文写着：尺寸：高650 长500 宽372 CM

材质：铜、钢筋、马赛克结构

年代：原作1981年

重组： 2008年3月

重组经费： 新台币200万元整

铭文还告诉我们，原作原来安置于高雄市文化中心，“于2007年3月13日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拆解，赠与大溪乡公所。”“因原作破碎残缺登诸多因素，故再用重组而非完整原貌修护的方式处理”，“将原碎片重要且较完整部分，撑高于钢筋结构体上，其他零碎片不予全部拼贴。原先裂痕和切口保留原貌，不做非需要之切割或弥补”，“本案尊重艺术原则以及历史记录，以保留真相和维护艺术的前提，做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表现。针对文化史实、艺术表现、学术意涵等各层面呈现，回避其他意识形态因素，以达真善美的美学原则。”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1世纪以来颇见魄力，公然将“来自中国的外省人却个个位居政府要职”写入高雄二二八展馆“展览宗旨”的“指导单位”，正是这个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其实何需将碎片运来这里？魄力再大些，让二二八遗属一人一锤敲碎，就可名正言顺扫入垃圾堆当废铜卖了。多省事！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倒不想这样省事。而是派了两辆高雄市政府的资源回收车，载了二百多块碎铜片到大溪，原来高雄市政府指导的“拆解”是连夜封锁高雄市文化中心广场，将原造价一千多万元的超大铜像，以九万元低价发包拆除——铜像不成为“铜零碎”才怪！

有些台湾人怎么这么喜欢拿铜像做文章？孙中山铜像、蒋介石铜像、汤德章铜像。。。。。都能做出一大篇文章！

我走在通往老蒋陵寝的小路上。青天白日小旗插了一路，就这点还可提醒人们，这里睡的曾经是怎样一位大人物。眼前一幢小院落，就是蒋介石灵柩暂置处。管理员将团扇大小的写有“请保持安静”的标识牌放在心口位置，站在门口，仪仗兵在门两旁保持立正姿势。这里原是蒋介石建于1959年的洞口宾馆，后改名慈湖宾馆。占地面积1628平方米——的确是个“小院”。对着正门屏风的正屋中，黑色的大理石棺椁乌亮，亮得能照人。内有铜棺，重三百公斤。从1975年4月16日至今，蒋介石一直安睡于此。现在，我正站在指定的行礼处。

从小就喊着要“打倒”他，是在打倒他的口号中长大的。现在，他已经“倒”在此四十年了；而我也已经“从小”长到了六十多岁。从上海到台北，今天我再起了个大早转了三趟车专程来拜谒他。我拜谒的目的清楚。是他，在退到台湾后立法禁止“皇民化”行为，强硬清除“皇民化”运动留下的恶劣影响，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重新植回中国人的土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每一所小学门口，都用油漆漆着这样一副对联：做一名快快乐乐的小学生，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到了台湾后一路遇到的友好热情的台湾人，应该就是从那些小学校中走出来的。可是李登辉上台后，皇民化教育竟然卷土重来！现在台湾年轻人之所以有“没有归属”的感受，就是从1997年台湾“改革”教科书后，对青少年从小灌输“你们不是中国人”造成的。这个问题如今已经很棘手了。

我将外衣拉挺站正了，对着蒋介石先生的灵柩，鞠躬！

随后我走向大溪蒋经国陵寝。走了二十分钟，看到前方花坛上竖着一块“经国纪念馆”的大广告牌。我知道大溪陵寝到了。与蒋介石的灵柩暂置处是原来蒋介石的行馆一样，蒋经国陵寝的暂置处也是蒋家行馆，叫头寮宾馆。建于1966年，后来这个行馆改为“总统府”档案室。头寮宾馆的建筑格局和规模与慈湖宾馆几乎一模一样。

我先到“经国纪念馆”看看，我很想知道在这个纪念馆中对于蒋经国是如何评价，特别是对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是如何评价。在我“台湾行”的所到之处，蒋经国已经被边缘化，说他也是二二八刽子手呢，我曾告诉我与之交流的台湾“谈话对象”，说蒋经国是大陆一些人的“民主楷模”，他们都当成笑谈了。

纪念馆不大，外边看还像样，里面介绍蒋经国的文字图片并不多，不过是对“蒋经国在此”应个景。与我见到的几个二二八纪念馆没法比拟。这实在不像是当了十三年国民党主席、当了两任国民党政府“总统”之人的纪念馆。

我在这些文字图片中寻找对蒋经国实行“民主改革”的“论定”。

我看到了，一共177个字，没有配图。

民主改革

经国先生执政后，积极发展基层建设，促使国内经济飞快成长，缔造经济奇迹，使台湾获得亚洲四小龙的美称。

晚年经国先生积极推动台湾民主进程。戒严令的解除、报禁、党禁、大陆探亲的开放及国会改革等民主化工程。都在其手上定策。为今日台湾的民主化定下基石。在民主改革的过程中，面对社会潮流及时代变局，经国先生一如台东十大建设时，勇敢无畏，终使台湾民主政治获得重大的进展。

这就是“经国纪念馆”对涉及蒋经国“民主改革”的全部纪念内容。

我转身向蒋经国灵柩置放地走去。

蒋经国灵柩也是安置在正房.也是乌亮的大理石棺椁；旁边一具乌亮的大理石骨灰棺椁，是安置蒋方良女士骨灰的。

似乎有很多话要对蒋经国先生说——我写《我谈宪政》写了近一年，其中专门化一段时间读了与蒋经国有关的书籍。著名学者许倬云评价蒋经国：“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思想里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 他说蒋经国是“一位有弹性的人。”许倬云与蒋经国有着长期的经常性接触，蒋经国基金会在美国的事务也是他在管理，他的评价不是泛泛而言。而我，认为“开放党禁”就是蒋经国先生对遏制“台独”作出的最大贡献！根据台湾“内政部”登记的《台湾地区依法登记之政党列表》，到2013年底，台湾在开放党禁后新成立了245家政党；现一共有250家政党。但有影响的就限于四家，即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和新党。其中亲民党和新党都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最有希望与国民党分享政权权力的三家党派中，两家与国民党有深厚渊源，这就如同英国有资格组阁的党和美国有资格执政的党都是从二、三百年前的两个党派中分化出来、而不是“任性组党”来的是同一性质。这也说明，正是蒋经国看到了民进党崛起的势头，他动用了美国办法——“制造多元、遏制多数”的路数：开放党禁，让本土人自由结党结派，党派越多，各党派就越没有利益共同点，对国民党的威胁就可相应减少。而开放党禁也能给国民党自身形成压力，如果不是蒋经国在宣布开放党禁后三个月不到就去世，他肯定会有措施不让国民党坐等其他党派来推翻的！否则他还算名副其实的政治人物？

但蒋经国先生对李登辉是看走眼了。当然李登辉的“潜伏”技巧之高也是常人难以企及。李登辉自己在2006年时承认，他属于日本大正世代，接受彻底日本教育熏陶，因此养成了重视忍耐和自制的精神。于是他“忍耐”、“自制”成了蒋经国信任和培植的人。也成为最狠毒挖国民党墙角的人。

头天晚上我刚看了洪秀柱女士10月份的著名讲话录像，最后一句是“孤臣可弃，但绝不折节！党可以不要我，但我不会放弃党！天佑本党！天佑台湾！”

我对着蒋经国先生灵柩，双手合十轻轻说：“您保佑国民党吧！”然后躬身行礼。

出了大溪陵寝已过12时，到汽车站一看时刻表，12时半有班到大溪镇的车。我笃定了。到12时半，车来了，可是竟然从我面前径直驶了过去！我一下懵了，下班车还要再等一个小时，如再不停我还能在今天回台北吗？我只能折返到“经国纪念馆”求助。纪念馆管理人员一如我以往见过的台湾人一样热情，但他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不是周日周末，又已经过了上午，到这里的旅游车很少，如果有车来，我们就帮你拦下了。”我问他们：“公车为什么不停？”他们问我：“你招手了吗？”“没有，但我站在车站位置！”“这里的规矩是在车站上见车来了也要招手，否则不停。”没有办法，谁让我入乡不随俗呢。为了保险起见，我不在小路上的这个车站等车了，我宁愿再走二十分钟，走回慈湖陵寝门口去等车，那里是大路大站，公车线路多。我谢过了管理人员，再走二十分钟去慈湖车站。

终于赶到了慈湖车站，终于上了回程的车，这回程的路一路顺利得不能想象，这辆车刚下那辆车就赶上，三点刚过，我已经在迪化老街一家开于1947年的上海点心店里“补”吃中午饭了。

统计数据印证“现今生活不如二、三十年前”

台湾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怎么样？菜价与大陆差不多，有些还稍贵。番茄折成人民币8元一斤，土豆5元、南瓜3元、白萝卜2元、茄子4元、尖椒22元、生姜10元、洋葱5元、四季豆10元（都折成人民币），在小吃摊上，肉粽8元一个，卤蛋3元一个，香菇肉糜饭10元一盘，鱼丸汤9元一盆。牛肉饺子32元一盘，鸡腿便当18元，牛肉便当14元，猪肝汤8元，青菜蛋花汤5元（都折成人民币）。不过。如果在普通白领光顾的饭店，当然不是这个价了。解决一顿饭折成人民币总要三、四十元才解决问题。水果也不便宜，火龙果一斤20元，盆柿一个16元，蛇果一个14元，新鲜青葡萄一斤26元（都折成人民币）。

我在“台湾行”的一路上，总听大家说起如今生活不如二、三十年前，我在台北居住在西门最热闹处，老板对我说，自己的旅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造的，那时是相当前卫的，如今三十过去了，旅馆还是老样，没有改造，由此可以知道台湾经济二、三十年的不景气。那么，老百姓的话与官方的调查数据是否一致？

我点击进入台湾统计部门网站，对台湾自1975年来的民生统计数据作了梳理，综合分析结果见如下几张表。

1.户均可支配所得平均年增长情况（取2012年为不变价）

最高领导人	年度	年均增长	逐年增长率
蒋经国	1975~1987	6.2%
李登辉（接任）	1988~1995	7.8%
李登辉（直选）	1996~1999	1.5%	0.5，4.1，-0.3，1.8
陈水扁	2000~2007	-0.2%	1，-4.3，0.7，1，0.2，0，0.8，-1
马英九	2008~2014	-0.1%	-4，-2，0.3，0.9，0.7，2.3，0.9

资料来源：“行政院”主计总处地方统计推展中心家庭收支科网站

《家庭收支调查历年报告》

从表1看出，台湾居民的可支配所得的平均年增长的确是从1996年起就大不如前，到了二十一世纪，大部分年份的可支配所得年增长率不到1%。。

再从《按户计所得总额分配结构》表看社会贫富两极占有资产情况。

2.按户计所得总额分配结构

最高领导人	年度	最高收入所得占	最低与次低收入所得占	中间收入所得占
蒋经国	1975~1987	37.5%	22.3%	59.8%
李登辉（接任）	1988~1995	38.6%	20.7%	59.3%
李登辉（直选）	1996~1999	39.1%	20.1%	59.2%
陈水扁	2000~2007	40.4%	19.1%	59.5%
马英九	2008~2014	40.2%	18.8%	59.0%

资料来源：同上表

表2反映，比起其他执政者时代，蒋经国时代的收入最高所得者在社会总分配中占比重最低，最低和次低所得者在社会总分配中占比重最高。从李登辉时代起，收入最高的占的比重增加，最低和次低收入者占的比重明显减少。陈水扁时代，收入最高的占社会分配比重最高，最低和次低所得者占比重进一步减少，到了马英九时代，收入最高的占社会分配比重终于从前任基础上降了下来，最低次低所得者占的社会分配比重虽然继续减少，但减少的幅度小了：从李登辉时代比前任减少2.2个百分点、陈水扁时代减少1个百分点、马英九时代仅减少0.3个百分点。

3.个人所得总额结构组成

最高领导人	年度	受雇人员报酬	产业主所得	财产收入所得	转移收入所得	所得总额
蒋经国	1981～1987	60.3%	22.4%	12.0%	5.2%	100%
李登辉（接任）	1988~1995	59.3%	19.6%	14.0%	7.2%	100%
李登辉（直选）	1996~1999	55.4%	16.7%	15.8%	12.0%	100%
陈水扁	2000~2007	55.1%	15.1%	14.9%	14.9%	100%
马英九	2008~2014	54.9%	12.7%	14.6%	17.8%	100%

资料来源：同上表

个人所得由几个方面组成，表3反映的是组成个人所得的五个部分及每个部分占的比重。可以看到，受雇人员所得报酬占个人所得总额的比重在李登辉第二个任期中大大下滑，财产所得比重上升，转移所得所占比重更是大幅上升，这就给以后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到了马英九时代，当老板当伙计得到的收入占比都下降到最低点，转移收入占了17.8%，转移收入占比如此之高，说明今后任何人上台，谁对老百姓再在增加福利上许愿，要么是注定落空，要么是饮鸩止渴。

台湾老百姓要摆脱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的局面，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凡是通过当老板当伙计得来的收入，都属于正常经济活动得到的收入，如果这部分收入占比一直在下降，而转移收入所得部分占比越来越高，那不是好兆头。

表4 与表5 用以说明议员、行政和企业主管、经理人员的收入与该年度所有就业者平均收入的差距。2014年，议员、行政和企业主管、经理人员的收入超出所有就业者平均所得1.58倍，；2014年，该部分人员的人员总数占就业者总数的3.4%，他们的工资所得占所得收入总额的8.9%。

2014年，有74.5%的就业者其工资水平在当年工资平均线63.07万以下，2004年，73.94%的就业者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线下，1994年， 77.8%的就业者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线下。

4.议员、行政企业主管及经理人员收入与人数占比

年份	所有就业者平均所得	议员、行企主管、经理所得	议员、行企主管、经理所得超出所有就业者平均所得
1994	514432	1125813	118%
2004	613570	1340649	118%
2014	630690	1632423	158%

资料来源：同上表

5.议员、行政企业主管及经理人员收入与人数占比

年份	1994	2004	2014
议员、行企主管、经理占所得收入者人员总数	5.1%	4.8%	3.4%
议员、行企主管、经理占所得收入总数	11.1%	10.5%	8.9%

资料来源：同上表

台湾大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也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台湾住房面积的计算单位是“坪”，这是从日本沿袭来的。一坪是3.3平方米。通过表6可以看到，虽然全台湾的居民住房建筑面积从1994年的121平方米提高到2014年的146平方米，但是台北市的居民住房建筑面积大大低于全台湾平均水平。2014年才105平方米，从1994年到2014年，二十年间只增加了4个平方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我还没有研究。高雄的居民住房建筑面积2014年虽然超过了平均数，但2010年43万户高雄县居民并入高雄市，在一定程度上将高雄市的居民平均住房建筑面积抬高了。

6.台湾平均每户人口和住房建筑面积变化

地区	全台			台北			高雄
年份	1994	2004	2014	1994	2004	2014	1994	2004	2014
户均人数	4.02	3.5	3.15	3.97	3.22	3.13	3.9	3.38	3.05
户均面积（坪）	36.8	42.1	44.1	30.51	31.24	31.93	35.51	39.96	48.33
户均面积m2	121	139	146	101	103	105	117	132	159
人均建筑面积m2	30.1	39.7	46.3	25.4	32	33.5	30	39.1	52.1

资料来源：同上表

“外交部”驻卫警察说：“你们的习近平好啊！”

到台北的一头一尾，都是逛政府机关。

11日25日晚上到台北，第二天早上，就到台北市政府走了一遭。倒不是刻意去的。刚到台北，还没有方向感，走到哪里算哪里。我是先走到了101大楼，里外看了看也就算“到此一游”，然后去逛别处。

看到前面有个眷村博物馆，很感兴趣。这里与上海曾经司空见惯的棚户区一个样。这个叫“四四南村”的眷村住的是1948年从大陆来台的青岛兵工厂的工人和眷属，国共打仗吃紧，工人和家属就稀里糊涂坐着船来到台北。从此三十多年与故乡不通音讯。展览的旧物显示，五、六十年代眷村人过得极为辛苦。如今在“101”脚下留存原貌的“眷村”，也是为城市留下真实记忆，这是件功德事。

从眷村出来，没有走几步就发现了一堵建筑物的外墙，是墙上四个字吸引了我：“请愿专区”。这个挺新鲜。大陆没有看到过。这是什么建筑物的外墙？抬头一看，“台北市政府”，还是李登辉题的字。在大陆听说台北市政府可以随便进出，大陆可还没有能随便进出的市政府。我决定进去走一走。这才发现，这个“市政府”不是“衙门”，就是几个“办事情”的大厅。办事厅的格局与上海的街道办事处基本一样：隔着长条桌，里面坐着“办事的”，外面坐着的“来办事”的，一对一，每一对旁有显示屏，与旁边的“对子”隔开。办事大厅中坐满了这样的“对子”。

知道了“市政府”怎么回事，就不在里面流连忘返了，继续逛街。

接下来找诚品书店。但不是去买书。而是想到诚品书店照张像。手袋中装着一本《中国房地产之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1年10月22日上架的。作者是我。这本书，在2011年11月3日晚因大陆媒体人时寒冰一篇推荐文章而火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在一个月中加印了两次；淘宝网上有三百多家店卖此书的盗版。11月底，此书上天地图书公司畅销书榜第一位，12月列第二位，以后连续半年都在天地图书公司畅销书榜上，《亚洲周刊》的文化类风向标中，也列该书为书籍类第一位。用当时一些网民的话说，谁说不知道此书，谁就像从外星来的。然而，此书没有上过大陆书架，我这个作者感受不到图书上架的喜悦。一个退休女工写的书在香港第一大书店畅销长达半年，大陆的网媒纸媒竟没有一家当成“新闻”，归根结底是踩了别人的道了。而台湾的诚品书店和金石堂书店当时都销售过此书。今天我就揣着此书到诚品书店，将此书放上架，时隔四年体味一下当时热销的场景吧！

诚品书店照完相出来，走啊走的走到了台北市议会大厦。这个建筑前半段是半圆型，造型很像半个图章。这次来台，对议会的认识比较直观了。有些事情，还是得相信自己的眼睛。

到台北第一天游的是“市”政府机构，到了11月2号，在此次“自由行”最后在台的一整天时间里，我要游“台湾地区”的政府机构了。那都是“院级”“部级”的。

“监察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四幢建筑中，最漂亮的是“监察院”建筑，汇集了各种建筑语言。这里在日本占据时期是台北州厅，是北台湾最高行政机关。这幢建筑建于1915年。正好一百年了。“监察院”的布告栏上，由“监察院院长”签名的布告一张张贴着；而布告栏旁的花坛和人行道上，拉着长幅的白布蓝字标语，“监察院院长”正被指名道姓，控其犯有“不法罪行”。但好像没有人对此感兴趣，没有一人驻足停留。

“监察院”对马路就是“行政院”。“监察院”和“行政院”都在十字路口。太阳花学运中学生先占据立法院，后又占据这里，又从这里被驱走。“行政院”建筑建于1940年，原来是日据时代的台北市役所，即台北市政府。在“行政院”门口也遇到了白底黑字的抗议标语，内容与“监察院”前的不是一回事。可能都看中十字路口的热闹地段可以吸引眼球吧？

“立法院”是一长条二层楼房，会感觉太简朴。的确，“立法院”原址是日本占据时期的台北第二高级女子中学的校舍，“立法院”接过校舍就当办公楼。

“司法院”可是显得巍峨气派。虽不高，极有气势。这里原是日本占据时期的法院。1934年完工的。

国民政府的办公机构，从“总统府”到“四院”，全都是日本占据时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心想着“反攻大陆”，“最高政府机构”一切将就。就近还有财政部、教育部和外交部。我再逐个看过来。

财政部是八层高的横竖都是直线条的中规中矩办公楼建筑，不仅朴实无华，还是因1999年9.21地震而挂了号的危楼。

教育部的原址是日本占据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二战中被盟军轰炸。1968年，教育部以建台湾大学药学大楼的名义，在原中央研究院正面位置兴建五层楼的办公厅舍，由台湾著名建筑师王大闳设计。1971年竣工。竣工就成教育部大楼。雨棚顶和屋顶有点像从前贡生帽子的帽顶。

外交部的建筑很值得一看。有两栋建筑，一栋建在1972年，另一栋建在1985年。外交部建筑是王大闳毕生最满意之作。顶层女墙不是斗拱，形如斗拱，外窗宛似一轴轴竖着打开的书画。是“外交”建筑，充满了中国元素。为了清晰拍摄到“外交部”建筑整个面貌，我与门口的“外交部”驻卫警察商量，能不能让我进去拍照。我本是准备好被拒绝的，的确，如果在北京，外交部警卫能放一个拍照的进外交部吗？不料，警察爽快地答应了，“但是，你不要进大楼。”“好的！”我太高兴了。进去后，建筑物拍摄了，“外交部”铜牌也拍摄了。铜牌很小，就像大陆商务楼里小公司挂的牌那么大，中心位置是“外交部”三个字，下边是英文译文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其实，台湾的“政府机构”的牌都挂得不张扬，“司法院” “立法院” “监察院”等字都缩在高大的门楼里，“财政部”的牌不注意还看不出来，“教育部”三个字倒是不小，但掩在大雨棚底下，也张扬不了。

该拍的拍了，我要与“外交部”驻卫警察聊聊天了。我看得出，他很善谈，也喜欢聊。

“照拍完了？”他先与我打招呼。

“拍完了，谢谢啊！”

“不用谢，在大楼外面拍没有关系，跑到大楼里会影响正常工作。”

“我就拍外立面，不用进去。”

“好啊。你是一个人来台湾自由行？”

“是啊！”

“觉得我们台湾怎么样？”

“真好！人好，景色美。”这是我心里话。

“这里四周都是政府机构。”

“我知道。您是属于外交部还是属于警察部门？”

“警察部门，外交部五点下班，我们六点。”

“从大陆来这里拍照的不少吧？”

“不少！现在这样多好，两岸都友好往来。”

“可是这里也有人在闹‘台独’呀？”

“这些人做梦去吧！”他提高了嗓音，“打开地图看一看吧，大陆是什么？是个大公鸡，台湾是什么？公鸡旁边的一粒米。还‘台独’呢”。

这个比喻可把我逗笑了。

“上年太阳花学运就发生在附近，您怎么看？”

“学生表达不同意见，是应该的，但是，占领政府机构就不好了，一个社会总要有秩序，是吧？”

“是的。”

“现在是21世纪已经过了十多年，再过几十年，到22世纪，总会统一吧？我看会统一。”驻卫警察看得挺远。

“现在都‘习马会’了”，两岸老百姓能友好交往，统一应该有基础。”我说。

“是啊，都‘马习会’了。”在台湾，人们都称“马习会”，“你们的习近平好啊！”外交部的驻卫警察突然冒出这一句！

我惊呆了。我一点没有准备，他会说出这句话！我简直不能相信。下意识朝他的臂章再看一眼，“外交部驻卫警察”一个字都不差！

我在心里感慨：台湾真的够自由，“外交部”的警察能说大陆的最高领导好！而我不可能相信，北京外交部的警卫也能对台湾的游客说：“你们的马英九好啊！”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您说习近平好？他好在哪里？”我有点小心翼翼地问。

“他反腐啊，贪官都一个个下台啦，这多了不得啊！还有，你看他那个讲话（样子），温文尔雅啊！”

在台湾半个月，从高雄、台南到台北，我其实不止一次两次从基层民众口中听到赞扬习近平。赞扬的理由高度统一，就是“反腐”，赞扬他不是嘴上说的“反腐”，而是动真格的。

但是，同样的话从一个“外交部”驻卫警察口中那么自然的说出，我真的震撼。我终于彻底明白了台湾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不是选总统，不是选议员，而是需要抓贪官！

这时，地下车库有车辆要出来，他要去处理，我与他道别。“走啦？下次还来吗？”“来，一定来！”“真的吗？那一定要再来哦。”“一定——”我拖了长声回答。

接下来我又去“国史馆”，我知道，那里有着李登辉七次修宪和台湾五次“直选”的资料，《我谈宪政》还没有杀青，我需要这些资料。大陆有些人将李登辉当作“民主”符号，其实李登辉的每一步“民主”都有潜在目的，他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是为了与大陆切割，不再“戡乱”，是要说明台湾与大陆无关。他取消“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第100条”，可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而是就此取消了打击“台独”的法律依据，他借修宪 将“总统”的权力得以大幅扩张，“行政院”与“立法院”的权力则被削弱——这叫“民主”？

从国史馆出来，我乘捷运到公馆站下车，去最后要去的一个博物馆：自来水博物馆。那个建筑的巴洛克风格把我迷住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自来水博物馆，本是一个功能性建筑，原名为台北水源地唧筒室，作用是在水源地就地抽取原水，然后输送净水入居民户。全台北的供水曾经几乎全靠它。一直到1977年，这个唧筒室才完成历史使命。

这个功能性建筑造得那么华丽，有点匪夷所思。里面的抽水送水系统都是当年的工作机器。博物馆用模型用视频重现抽水送水的工作过程。自来水怎么送进每家每户的过程展现得很直观，一张张图纸使我仿佛又回到在图版前工作的场景。我产生了一种怀旧感。由于我是在视频播了一半时才进的博物馆，我问导览员，还能再播吗？导览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性，她说等一会会自动再播的，让我先坐下。

这时展馆中就我与导览员两个人。我们很自然地搭上了话。

“您从上海来？我们家也有亲戚在上海。”

“哦，那你们上一代是1949年前后到台湾的？”

“是的。”

“你们现在生活得不错吧？”

“比起以前就差了。”

“比起什么时候差？”

“李登辉的时候就开始差了。”我一算，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她应该是20多岁。

“这几天电视台真热闹，每天为了大选在吵架。”我说。

“大选呀？要我们选的人都不是我们满意的，候选人又不是我们选的，我们没法挑选候选人。”

“我想，您应该是想投国民党的票吧？”

“想投又有什么用？国民党太不争气了。马英九太无能了。”

“那就投民进党试试？”

“又不是没有给过民进党机会，结果呢？看阿扁那个烂！”

“马英九无能，他不是也连任了吗？”

“马英九第一次当选，是阿扁太烂，马英九形象好，又是国民党的。第二次当选，是已经看到马英九不如大家期望的，不过想到阿扁的烂，怕再来个民进党照样烂，所以还是投国民党。”

“这次恐怕国民党危险了。”

“那是活该，谁让国民党不争气。”

“你们的电视台都在骂马英九。”

“电视台都是‘他们’的。”这句话我听懂了，在台北，旅馆老板说，现在台湾的电视台不仅没有一个“国家台”，还没有一个国民党能掌控的台——所以每个台都可以骂马英九。

“我们不看台湾电视，看韩国的，看大陆的，大陆的《甄环传》好看！”

“七、八十年代时，你们台湾的电影在大陆很受欢迎呢。”

“现在早不行了。我们现在呀，就是没有像你们习近平这样的人！”

“嗯？”又是提习近平了。

“习近平抓贪官呀，贪官看到他怕！”

“您说贪官，你们台湾哪些人是贪官呢？他们又是怎样贪的呢？”

“怎样贪？”我的话激起了导览员的火，“他们的竞选经费从哪里来？又是怎么化的？从选举经费中他们贪了多少钱？不但选总统，选议员、选市长乡长都要赞助都要钱的！所以马英九没有用，他根本不敢动贪官！”

台湾人牵记习近平，原来就是希望台湾也能出来一个抓贪官的习近平！

“你们怎么知道习近平反贪的？”

“看你们的电视啊。我还最爱看习近平对待安倍的那个镜头，习近平头这么一扭，解气！”

我与她开玩笑了：“解气？那让大陆来统一台湾行不？”

“那不行。”这点她不含糊。“我们现在日子还过得去，我们不想动荡不想不太平。”

我明白了，我们这边一说“统一”，海峡那边的反映就是“动荡”、“不太平”。他们怕动荡。在台湾半个月，我发现凡能对政治问题发表些意见的底层百姓，对“两岸关系”基本就是这么个态度。

这一聊，博物馆那个循环播放的解说视频我也就不看了。这么说着就到了博物馆下班时间，我与导览员说再见。

尾声

12月3日，要告别台湾，踏上返程之路了。

一早上了国光客运到桃园机场的大巴。临走再观赏一下台北美景。车在景福宫前等红灯，景福宫庙宇三层，建筑巍峨，石刻精美，已经有人在上香。门前牌楼有“景裕民生普遍蓬莱”字样，很有感慨。是呀，老百姓谁不希望过“普遍蓬莱”的好日子！

在台十五天，自认为成功进行了这一次大陆老百姓与台湾老百姓的交流。台湾老百姓使用的语言我也熟悉了些。“民主”、“自由”、“专制”、“独裁”之类的，都不是老百姓语言库中的词。但我对“民主”倒增加了以前没有的体会。四年前，我在一次专题谈“社会主义民主”的会上担任主讲。我说：“ 今天，我就围绕着温总理的定义谈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但我不准备空谈民主。民主不是空心汤团，民主有内容，核心内容就是权利。凡真正的民主，需有‘权利’作支撑，争民主就是争权利，凡是争来的民主，一定含有权利。”而在“台湾行”后，我新的感受是：民主也是一种对利益的表达权。缺乏利益时要争取利益，先要表达自己对某种利益的需求。譬如，当“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能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知识分子的利益需求，然后知识分子万众一心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后知识分子与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差距拉开了，这就是争取到了民主。而世纪之交大下岗（声明一下，我从来没有下过岗，一直干到退休），普通工人的利益的确受到很大侵害，但工人没有象知识分子那样有提炼语言的本事，不能用形象精炼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争取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没有争取到民主。这怪谁？谁都不能怪，怪工人自己——争取利益争取民主决不是别人能代庖的事。这个世上没有救世主。

代议制中各议员，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群体；选议员，都是各个利益群体在选代言人。当金钱成为当选的必要条件，那总是利益多的人更有表达利益的机会和实现利益的机遇——因此利益多的人更有“民主”，从而他们也更有“自由”。

不过利益多的，虽然不缺表达利益的机会和实现利益的机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握机会和机遇，有的会自动放弃机会和机遇，就如“连一个电视台都掌握不了”的台湾国民党。怪谁？谁都不能怪，怪国民党自己。

话再说回来，连国民党都把握不住话语权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又能有多少表达自己利益的机会呢？议会是他们的吗？他们告诉我，不是。选举与他们的利益很有关联吗？他们告诉我，也不是。他们最想表达的愿望是抓贪官，可我看了半个月台湾电视新闻频道节目，没有看到这样的内容。

凡不能表达自己利益的，凡缺乏表达利益的畅通渠道的，都是弱势群体。

桃园机场到了。我问机场工作人员，到哪个窗口办通关手续？年轻的机场工作人员一看我的“往来大陆通行证”，大声说：“外国人那边去！”

外国人？站在台湾境内，我成了“外国人”？我在台湾半个月，从没觉得有哪个台湾人把我当成外国人，临到离开了，我倒成了“外国人”？

瞬间我明白了，从李登辉任“直选”总统时开始，台湾对教科书的“皇民化”改革已经达到了目的。而如果国民党在最近八年中“有为”，是可以不让李登辉们如此得逞的。

他们能得逞多久呢？我不知道。

我“那边去”了，但不是作为“外国人”——就此结束了我2015年的“台湾自由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