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前，我的台湾“自由行”（之二） 201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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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前，我的台湾“自由行”（之二）（共三部分）
                       上海  王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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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在高雄代天宫，第一次听到普通台湾人的想法

在高雄“二·二八”展馆内，我开始对“二·二八”宣传抱有警惕

来自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的感动

十全二路上，“后援会”齐呼“小英总统好！”

在月光下，始游台南最有故事的地方

“台湾”称号缘起2.2平方公里的沙洲岛

在热兰遮城遗址，我在感受“挖煞”

延平王祠前的解说词，让白先勇和台南文献委员会打起来了

延平郡王是“神”，也是“牌”

纪念汤德章，“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说，“我们老百姓‘统’老百姓吧”

在台北看到“台独”，原来这个样子

四百年前的台湾是这个样子的

来自大陆的“外来人”和“外来文化”是这个样子的

在台北“台湾历史墙”体会“殖民”感受

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我质疑“二二八宣传”

啊！“台方”。。。。。。

马英九为什么每天被骂？

我为什么对马英九不满？

向两蒋行鞠躬礼，我有理由的

统计数据印证“现今生活不如二、三十年前”

“外交部”驻卫警察说：“你们的习近平好啊！”

尾声

延平郡王是“神”，也是“牌”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同年10月，日本军队从南门进台湾府安平县城，扎营就扎在延平郡王祠。同年12月，日本据台总督向延平郡王祠献匾“力挽狂澜”，悬挂在正殿前梁。1897年，日据台湾总督府将延平郡王祠列为县级开山神社。这是日据时期台南最早的神社，也是全台湾唯一祭祀汉人的神社。据日本人自己说，允许祭祀郑成功的原因是为了日本今后统治中国人的治理方便。

神社也是分级别规格的。原本为郑成功申请的是“国币社”的规格，台湾总督府不同意。说“国币社”只有帝国的忠臣才配进，郑成功是作战失利退到台湾的，虽然他是一心要恢复明朝的忠臣，但不可以以帝国的忠臣来称谓；郑成功母亲虽然是日本人，郑成功算日本人的外甥，也就说明郑成功与帝国有些渊源，不能因此破例。看在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的功绩，就将神社称为“开山神社”。日本以“开山之功”来表彰郑成功，本居心叵测。今人在提及郑成功的“开山之功”时，大概都想不到原来是在拾日本人的牙慧。

祭奠郑成功的日子，惯例是郑成功生日；1938年，日据台湾总督府将郑成功登录台湾的日子定为祭奠日。

1946年，光复后的台南市政府主持了对郑成功的春秋两祭，春祭日从郑成功登陆日改回郑成功生日。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后，春祭日又改成郑成功登岛日。1963年起，祭奠郑成功的仪式升格为“国祭”。现在是否还如此纪念就不清楚了。

纪念郑成功，全台湾都当一回事。只不过，祭奠郑成功，在民间是祈福，是求保佑，是真纪念；在官场在政界，祭奠郑成功是打牌，郑成功是一张大牌。

纪念汤德章，“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站在汤德章纪念公园中。这里发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圆环和七条放射状马路开端的故事”，这里的故事都与“日本”有关。

圆环就是指汤德章纪念公园。最早是1906年开辟的一块空地。1907年，空地上安放了日本据台期间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1852～1906）的铜像，当时的老地图标注为“儿玉寿像”。此像在二战中毁于战火。1911年台南实施“市区改正”，空地建成圆环，圆环外建七条呈放射状的马路。

1916年台南市制订町名时，一度打算将圆环命名为“儿玉公园”，最后因圆环所在地是大正町地区而命名为大正公园。光复后被更名为“民生绿园”。1998年，“民生绿园”又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纪念二二八事件中被枪决的律师汤德章。

圆环西南，这是中正路开端，1916年，这里是台南厅舍；1920年，这里是台南州厅，都是管辖台南的最高政府机构。现在这幢大气派势的二层楼官衙已经辟为台湾文学馆。

圆环正南，这是南门路开端，1931年，台南警察署建在这里。我去时正在大修，准备移作文化场馆使用。

圆环北面，这是公园路开端。1898年，台南测候所矗立，1898年时，日本人还刚来此不久，此地没有“圆环”也没有马路，但有的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官邸，香火鼎盛人头攒动的庙宇，毕竟“府城”了二百年，这里又是“府城”的中心。而气象测候所建在这么个热闹地方，是因为这里是台南市的最高处。

圆环东北，这是中山路开端，以一个铜像的背影开端，比起其他有故事的马路，这里的故事发生要晚一个世纪。

中山路口的开端处，立着汤德章铜像。铜像在汤德章纪念公园即圆环之内。2014年2月22日以前，圆环内原本有两座铜像，另一座是1975年台南第一国际狮子会捐赠的孙中山铜像。孙中山铜像立在圆环正中，背面正对着中山路，而汤德章铜像立在圆环边缘，背面也正对中山路，正面则朝着孙中山铜像的背。所以两尊像的基座是平行的。2014年2月22日，园内600公斤重的孙中山铜像被“公投护台湾联盟”用绳索勒颈拉倒，理由是公园已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移掉孙中山铜像为了“名副其实”，

我看了铜像基座上由台南市文史协会撰的“汤德章律师事迹”，介绍汤德章1907年出生于台南县，“父为日人警官，‘新居德藏’”，“户籍记载父‘汤新居’，母‘汤玉’”， 汤德章1927年任台南州巡查，1934年任台南州警部补，1939年赴日本读书，通过日本高等文官司法科和行政科考试，1943年由台湾总督府登录为“辩护士”，1945年后任台南区分区区长、台湾省候补参议员、台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主任委员、“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分会治安组组长。1947年，“被‘莫须有’之罪枪决”，“枪决时，拒不下跪并高呼‘台湾人万岁’”。

我自打从高雄“二二八”纪念展馆出来，就对“二二八”的宣传持有保留态度。“保留”不是故意闹对立，而是希望能努力置整个事件于可以更客观对待的视野中。

孙中山像的基座现还在，汤德章像由于安置在圆环边上，并正好是在大树的树荫下，的确不容易发现。这个地方曾经立过驻台日本总督的像，立了近四十年，老辈台南人至今还称这个地方为“石像”，那个圆环也曾叫“石像圆环”，可见老台南人对这里曾立过日本人的像印象不浅。1975年，中华民国开国临时大总统的像立在原日本驻台湾总督立过像的地方，这应该不过分吧？1998年台南市政府想到要为汤德章立像，但并没有同时想到要为之特辟一个公园，于是将汤德章像安放到民生绿园，这是考虑欠周还是另有原因呢？接下来是将民生绿园改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如果动机是单纯的，就为了纪念汤德章，那就不应该再生事。但现在看来，之所以将汤德章像放在这里，“纪念汤德章”可能只是个由头。关于汤德章的事迹很多人的确不知道，但汤德章的直系日本血统凡听说过汤德章的都会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要在纪念过日本总督的地方，再找出一个理由放置一座有直系日本血统人的像，从而唤起已经快失去了的记忆？我看难说。立汤德章像的动机并不单纯，将孙中山像驱逐出汤德章纪念公园，正说明动机的不单纯。现在还能查到铜像被拉下前的照片，照片上还立在基座上的孙中山铜像前胸后背都油漆上ROC  OUT ，什么意思？ ROC滚出去，将JPN迎进来吗？！

纪念汤德章，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说，“我们老百姓‘统’老百姓吧”

我朝着建于1898年的原台南测候所走去。这里属于“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这个中心同时提供有关气象、海象、地震的服务和作科普知识的普及。原台南测候所因其建筑空间与造型相当特殊且保持完整，而极具历史与文化参考价值，现在已经成为“‘国定’古迹”。

“测候”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入的西方科技，日本占据台湾时期为了军事航运和殖民地民生建设需要，在台北、台中、台南、恒春、澎湖设置5所测候所。台北、台南和澎湖的测候所建筑结构基本一样。都是中央一个圆柱形高高的风力塔，四周围以十八边形围成的圆形。测候所“古迹展示馆”将早期气象办公作业场景还原，展示过去的天气咨询如何收发，并将建筑体分墙、地面、屋顶等几个部分作解剖介绍，的确让人受益匪浅。现在普通民众还可以到测候所申请各类实用气象资料和查阅以往的气象资料。测候所不但是科普场馆，还继续承担部分实际测候工作。

这天清早，我正在台阶下打量测候所的整体建筑，就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声：“您好！”“您好！”我回应。声音发自一位五、六十岁的妇女，她薄施脂粉，穿着及脚髁的长裙，看得出她很有生活情趣。而这个年龄还有这么好的声音，更是难得。她热情地招呼我后，让我在签名簿上登个记，这时我知道了原来她是个大学教师，是研究婚姻家庭的，今天她抽时间来当“义工”。我进测候所参观了半个小时，拍摄了四十来张照片，就急着与“义工黄老师”去聊天了。

“展览看完了？”“看完了。”

“感觉怎么样？”“你们的科普工作做得非常好。”

“唉，”她一声叹息，“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什么意思？”

“这个展览虽然是政府出钱整修的，但日常维护政府并不管，您知道这里不收门票，所以。。。。。。”

“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不可理解。

“是这样的，我们这里要花政府的钱，需要议会批准，议会不同意，钱就拨不下来。”

“哦。。。。。。”我有点明白了，“可是，这是好事呀，”我说。

“各人想法不一样啊，有人不这样看，那就没有办法了。”

“原来这样。”我一次直观感觉到“议会”的力量。

“您一个人来台湾？真不容易。”

“一个人自由啊，想去哪儿去哪儿。”

“那也是，您在大陆做什么工作？”

“您看呢？”

“您跟我一样，是老师。”

“嗯，差不多。”在台湾，很多人都猜我是教师，我都默认了。

“台湾真好，我从高雄过来，无论高雄还是台南，老百姓真热情，那份真诚不是装得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啊。”到底是大学老师，擅长归结。

“仓廪实而知礼节，说明台湾人生活得不错！”我说。

“那是。大陆现在也很好啊，你们都出来旅游了。”

“您来过大陆吗？”

“没有，以后总有机会吧。但大陆我也关心的，我发现啊，我们台湾走过的弯路，你们也在走，你们要吸取我们的教训。”

“您指的是？”

“我是研究婚姻家庭的，你们大陆搞计划生育，我们台湾也早就搞了，现在已经发现出了不少问题。九十年代出生的，每一个都是‘妈妈宝’，他们踏上社会后，适应社会能力就成问题。而家庭呢，不是鼓励孩子出去闯，而是宁愿让孩子吃自己二、三十年前攒下的老本。”

“二、三十年前的老本还能吃？”

“台湾的老一代人很节省的，又很会苦，在有钱赚的时候就赚钱啦。但下一代就不肯苦了。他们现在都不肯生孩子了，你看，这就成社会问题了，年轻人不肯承担社会责任了。当然现在经济也不好，都说生了孩子养不起。”

“哎哟，‘我们’‘你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大陆的80后90后也是这个样。”

“所以啊，怎么解决真的要研究。还有，我们现在就业成了问题，这个问题也得怪我们自己。譬如，环保，你们现在也重视了，但是，不要过分啊，这也是我们的教训。我们好几个项目就因为环保问题吵着不让建，结果就建到深圳东莞，帮你们去解决就业了。其实，有些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都是闹出来的，一闹，管事的不敢担责任了，生怕大家有意见，影响选票，项目不建就不建吧，可是这样一来，就业就更难解决了。”

我想了想，是这个理！我问“是不是有些环保问题被利用来打政治牌了？”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您几天下来，对我们台湾还有什么感想？”

“好的，我告诉您，到高雄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你们骑楼下商店前的人行道颜色、材质、形状、高低都是一个店面前一个样，这我看不懂了，这是尊重私人产权？我发现你们台南也是这样的。”“

“是的，都这么样。”黄老师也笑了。

“还有，我发现高雄的摩托车汽车牌照上，都有着‘台湾省’字样！”

“什么？这不可能！”

“真的，我是看了稀奇——我知道你们早就‘废省’了——我都拍了照了，还不是一辆两辆，是骑楼下停着的一大批车。”

“不可能！”

“真的！”

“这样，我们一起到马路上去看！”她一把拉着我，几步就到了公园路马路上。

这下黄老师无话可说了。“我怎么从没有发现？”她说。

马路上车辆挂的牌照上，有的是三个字“台湾省”，有的是两个字，或“高雄”或“台南”，一个汉字没有的也有，那都是近年发的牌照。

我俩又回到了测候所。黄老师看着我，略有些不解的问：“您关心这个问题？”“我看到啦，我就想，不是‘废省’了吗？这牌照上还没有全‘废’啊。”“那您看了有什么感觉？”她问我。我看着她，吐了两个字：“温暖”。

“呵，温暖”，她点了点头，也很感慨：“是啊，哪会一直分下去，总会统一的。不过，”她停顿了一秒，加快语速很干脆的说：“是一国一制，我们统你们！”

“哈！”真是快人快语，我一下笑出了声。

我是不会说“我们统你们的”，也不会对黄老师的话表态。但我在心里想说的是，两岸老百姓都没有隔阂，我们老百姓“统”老百姓吧。这位黄老师不也在为“我们”出主意吗？

我要与黄老师说再见了。她送我到另一个出口。“前面就是天坛。”“好勒！”我与她挥手告别。

天坛中有着台南著名的三大名匾中的第一匾“一字匾”，这座庙建于1854年，因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台南的最高点鹫岭祭告天地，就将天坛庙建在郑成功祭天的地方。

天坛后有北极殿，北极殿建于1665年，殿中有全台年代最早也是唯一一块南明时的匾，是宁靖王朱术桂1669年题的。郑成功的儿子将朱术桂接来台湾，到郑成功的孙子投降清朝，朱术桂只能选择自杀，不过他死得从容体面。

这些地方都游后，再打开地图查一查，这个“承天府”府城、“台湾府”府城、“台南府”府城，还有哪些计划内的必到之处给遗漏了？一查，老城墙里面的景点基本都去过了。于是我收拾行李去台北了——绿岛我不去了。原本想去看那里的监狱，听说不开放，那就不去。至于看“民主”，这一路上我看到的不都是鲜活的“民主”？其实我到台湾的签证6月份就下来了，但六、七月份我正忙着“写民主”——写八万字的《我谈宪政》。那时我刚将孟德斯鸠六卷本的《论法的精神》不偷工减料地读完，急着将新的感悟付诸笔端，结果将签证浪费了重办。不过还挺值的，早来了还不一定赶上看竞选呢，这可是在大陆看不到的。

在台北看到“台独”，原来这个样子

一到台北，就遇到了“台独”。

一次是在“教育部”旁边的人行道上遇到的，打的是“公投护台湾联盟”旗号；一次在捷运西门车站口遇到的，打的是“西门町台独旗队”旗号。

“公投护台湾联盟”也就是在台南将孙中山铜像拽下来，并要“ROC  OUT”的那个组织。他们的宣传口号有“拒绝粗暴马习会，台湾主权不能退”、“流亡政府，自取灭亡”、“台独进国会”、“总统支持蔡英文，政党票投自由台湾党”。“住民自决，台湾建国”、“自由台湾，性别平权”、“废除集会游行恶法”。。。。。。

“西门町台独旗队”宣传口号有“废除中华民国殖民体制，终结四百年的外来统治”，“台湾独立，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制订台湾新宪法，建立独立新国家”“台湾独立，实现祖先的愿望”、“三权分立、公开透明、全民监督”、“人民是有权力的主人官员是有责任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创造人人平等的社会”、“自由彩色的世界，多元民主的社会”、“主权在民”。。。。。。

原来台独分子都是“自由民主极端分子”？

到台湾后，与我聊天的一些台湾朋友就告诉过我，台湾治安很好，人在台湾很安全，唯独看到“台独”宣传不要发声，否则会真的不安全。现在我亲见了“台独”。教育部旁边的那拨人是人行道上搭个棚，里面放几张桌子，桌子边沿放着标语牌，台子上面是纸箱，堆得像个杂货铺；旁边还有一辆绿色的印有标语的中型商务车，走近一看，这绿色竟然是纸糊上去的，好几个地方都破了。西门的那拨人（“西门町”是日据时的地名）“正规”些，他们将几十面写有“台湾独立”的一人高的长方形的旗帜竖着插在街口，有些人就站在旗旁；还有七、八个人坐在一个长条桌旁。年轻人是绝大多数，年纪大的也有，不多。我已经听说，主张“台独”的会雇了些农村老人来临时扩充阵营，不知这些老年人是不是。正是下班时间，行人都怱怱走着，没有看热闹的，更没有人围观，宣传“台独”的与唱歌的街头艺人们站在一道，有人往街头艺人写有“赏”字的布箱子投钱。台北西门可算是全台湾最繁华的地方了，人们对“台独”宣传都无动于衷，还不如对待街头艺人有表情，我想，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台独”到底有多少观众。

听说在台湾，晚上不准用扩音设备喧哗，所以我见到的“台独”宣传是只见旗和人，不闻声。但我知道了，台独的理论支撑是“自由民主”，这年头。“自由民主”成了筐了，什么都能往里装。

其实在台湾高叫“自由民主”的，已经享受够了“民主”和“自由”。一张直喊“马英九，无能！无能！无能！”的脸都能占满电视画面了，还要怎么自由？已经从基层到“总统”都直接选举了——大陆还在争取基层直选呢——是不是到大陆介绍一下，“直选”并不等于民主并不等于自由？每天的电视新闻充斥着唯恐天下不乱的“自由报道”，可现实中我看到台湾人生活得安定祥和，我曾问旅馆老板：“你们的电视新闻怎么这个样子？”回答妙极：因为现实生活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电视新闻才这个样子！我不解，“很好解释呀，本来过的是平淡的日子，没有新闻，这才要搜刮新闻吸引大家呀。”老板说很多台湾男人早就不看台湾的电视新闻，每天的新闻如何报道，电视台后面站着的是党派，党派又与各种财团有联系，你知道哪个台可信？

原来有了“新闻自由”也有难处，难处是观众有着不看“你的”新闻的自由！自然，怱怱走着的“忙生活”的人们更有不将“台独”宣传当回事的自由！

至于“终结四百年的外来统治”、“台湾独立，实现祖先的愿望”等都能作为“台独”旗号，看来鼓吹“台独”的太不明白四百年前的台湾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祖先”是指谁。

四百年前的台湾是这个样子的

要了解四百年前的台湾，就先去看明朝人写于四百年前的《东番记》。作者陈第既是古音学家，又能教习兵法，还当过明朝的游击将军（官职）。1602年，他随沈有容将军出征台湾（就是两年后以三寸之舌“谕退”荷兰人的沈有容），留下了中外第一份对台湾原住民的实地考察文稿。陈第的《东番记》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他不歧视地、客观传神地第一次将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台湾原住民群貌描绘了出来，将他们与大陆漳、泉人的交往细节，生动地反映了出来，将倭寇在岛上犯下的强盗行径揭露了出来，还将原住民爱憎分明的情感付诸笔端，还原成栩栩如生的场景——十七世纪初叶的台湾原住民，让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了！

据陈第介绍，十七世纪初的台湾原住民無文字，没有时间概念，十个月圆月缺算一年，但“久则忘之，故率不纪岁”；家中死了人将尸体焙干，不入棺材就放在屋里。要等到房屋坏了，才将“人干”立着埋在新墙基下，这就叫“屋不建，尸不埋”。那时的台湾没有马、牛、驴、羊，农耕也就不可能（台湾最早出现的马和牛都是从大陆和荷兰运去的）。原住民“在海而不漁”，“居島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故老死不与他夷相往來”。等原住民开始聚居滨海地区，却在嘉靖末年遭受倭寇焚烧抢掠，原住民唯有镖作为武器，故打不过持有鸟铳的倭寇，他们只好逃进山“避居”。不过原住民进山避居后，大陆中国人与原住民发生往来了。这种交往还“今則日盛”！漳州、泉州的惠民、充龙、烈屿等地人因为打渔等活动经常到台湾，与闭塞的原住民发生接触。大陆人渐渐懂了原住民语言，进而就用玛瑙、瓷器、布、盐（台湾的原住民守着大海不会晒盐）、铜簪铜环等换取原住民的鹿脯鹿角鹿皮。于是，大陆与台湾的经济交易活动就开始了，原住民与“华人”也不陌生了，开始与“华人”开玩笑了。见到“华人”所遗旧衣服，喜欢藏起来，“华人”来了，就穿一下给你看，旋即又脱掉；见到布也喜欢藏起来。他们不戴帽子不穿鞋子，脚底皮有好几分厚。他们饱食嘻游，没有心机，就像是五柳先生所说的“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自从与大陆产生交往后，原住民多了见识。一些品行不端者拿假货劣货来交易，原住民也能觉察。不过如此下去，陈第认为原住民的纯朴恐怕不能持久。由于倭寇入岛后，原住民、漳州泉州等地商人和渔民都深受其害，大明军队在“东番”驱走倭寇之举不但得到大陆人支持，也受原住民欢迎。当沈有容的军队停泊在大员时，大员的原住民头目带了几十人前来叩谢，献上鹿肉好酒。陈第亲眼见到这一切，觉得不能不留下记录。就拣大概的记下。

《东番记》以确凿的史实告诉我们，在荷兰人占据大员和赤嵌前至少几十年的时间里，大陆与台湾已开始“互易”，大陆军队已经在实质性地帮助原住民。这种救助正符合原住民的愿望和利益，原住民表示了衷心感谢！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不可能保护自己。但明朝军队没有留下来。明朝军队进入大员是跟着倭寇行踪追去的，不是有着战略目的的进军，击退倭寇后回大陆才是正常行为。在大汉族主义的一贯思维下，除非发现有战略意义，明朝不会对远离大陆的岛屿有兴趣，一旦有兴趣了，也会认为得来可不废吹灰之力，如果再站在皇帝的立场顺着“皇帝思路”“天朝心态”思考问题，天下都是皇帝的，要了就去拿，入不入版图都无所谓，倒是不在皇帝位的才斤斤计较于“版图”问题。

“祖先”的“愿望”是“独立”吗？如果“祖先”指原住民，“祖先”在四百年前就是独立的——没有哪个原始社会不“独立”的。想还原到那种独立吗？那就得与“屋不修，尸不埋”的日子伴着过！愿意吗？

说“台湾独立，实现祖先的愿望”的需要明白，四百年前原住民祖先的愿望是赶走倭寇。当时大陆的中国军队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他们感激。虽然一百二十年前“倭寇”重来台湾，但七十年前“倭寇”又一次被赶走，四百年前原住民祖先的愿望在七十年前已经实现了。就这么简单。

来自大陆的“外来人”和“外来文化”是这个样子的

面对“终结四百年的外来统治”、“台湾独立，实现祖先的愿望”的噪音，还原历史真相比什么都重要！

《东番记》也告诉我们，最初让台湾原住民触摸到文明社会门槛的，就是从漳洲泉州到“黑沟水”（台湾海峡）捕渔的渔民和由渔民引来的商人，正是这些“外来人”帮助原住民看到了文明世界。他们帮助原住民看到文明世界的时间，最晚也在十六世纪。但这些外来人不可能帮助原住民步入文明，他们无法住下来。

帮助原住民步入文明社会的，起最主要作用的是十七世纪的原籍漳州和泉州的海盗。他们也是“外来人”。

1621年，身为海盗头领的漳州人颜思齐和泉州人郑芝龙在日本发展了实力后，决定将台湾作为新据点，图谋新的发展，他们吸附几千漳州泉州同胞一同到台湾谋生，用海外先进技术造船，为船配备火力强大的武器。他们比荷兰人要早登岛三年。等到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入大员和赤嵌，郑芝龙已经在台湾南部站稳了脚跟，并且能公然盗走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上的货物（同样作为海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同样“盗”过别人）。162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大员的据点因惧郑芝龙的海上实力，不得不承诺每年向郑芝龙进贡鹿皮三万张，1628年又与郑芝龙签订为时三年贸易协议。所以，在受明朝招安前的郑芝龙，已经是让荷兰东印度公司胆寒的庞大的海上武装商业集团。在陆上，郑芝龙集团活动范围也遍及今天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能与之比拟。

1628年，拥有1700艘船只的郑芝龙被大明朝福建巡抚招安，之后官任海防游击、水师提督、福建副总兵，朝廷还准许他“独擅通洋巨利”。1628～1630年福建大旱，郑芝龙又与福建巡抚一起，安排几万灾民带上耕牛东渡台湾实行生产自救，既让灾民度过了难关，又保证了东南沿海社会稳定，对台湾来说，更使得台湾中南部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可耕地大大增加，台湾与大陆乃至与明政权的联系大大加强，政治账经济账一起算，“灾年移民”意义深远，远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对台湾经济发生的影响。而郑芝龙在被明朝招安后与明朝的福建巡抚一起安排灾民进台的行为，应该可以看作是明朝的政府行为，在台湾未入中国版图前的政府行为（我不同意“设了澎湖巡检司就是台湾属中国”的说法，一是没有根据；二是1372年朱元璋废澎湖巡检司时，澎湖居民全部撤到漳州泉州的“闲地”，但并没有撤台湾岛上居民——岛上根本就没有明朝的“居民”可撤！）。

1633年7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的决策者决定用抢掠的方式打开中国贸易大门，荷兰军队不但抢船只抢货物，更到金门厦门鼓浪屿地区村庄抢食物，中国军队于是反击。10月，作为明朝福建水师提督的郑芝龙在料罗湾海战中任先锋，他用100艘点了火的小船直冲荷战舰，50艘装备英国炮的炮舰轰击荷战舰，终于大胜荷兰军队，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中击败西方殖民国家的先例。荷兰在此战后则承诺每年向郑芝龙商的船队缴纳1000万法郎，以换取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如此看来，所谓“荷兰统治台湾三十八年”的说法，是大可质疑的）。而在料罗湾海战后，在商业方面，郑芝龙已“独有南海之利”，在与荷兰、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竞争中胜出；在仕途上，被朝廷提拔为福建副总兵。

从1621年颜思齐郑芝龙强势入台，到1646年郑芝龙降清，虽然只有短短25年，但郑芝龙及其集团强大的经济实力、郑芝龙对庞大船队的经营控制能力、郑氏的实力能力与朝廷政权结合后对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产生的强大的吸附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不仅直接影响到台湾岛中部南部在以后两百多年的发展轨迹，也对中部南部原住民尽早摆脱原始生态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以往郑芝龙对台湾发展的贡献因其“贰臣”的经历被羞于提起，其实，真正严肃的谈历史，“实事求是”是第一要义。

郑芝龙1646年降清后，当即被挟持进京，但是，郑芝龙在漳州、泉州、东南沿海和台湾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都在。郑成功充分利用父亲留下的基业和自己扩充的财力物力，作为“反清复明”的经济基础，他统管二十万军队，掌控五千艘船只，继承了“称霸海上”的父业，1655年，郑成功因到台湾贸易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刁难，立马下令封锁台湾全港，时间长达两年。使得台湾“船只不通，货物涌匮”。荷兰东印度公司迫于压力，备了厚礼派公司的商务翻译到郑成功的厦门基地，求郑成功撤去封锁，并答应每年向郑成功进贡饷银五千两，箭桴十万支，硫磺一千担。郑成功这才撤封。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次让本公司翻译与郑成功的认识，会导致日后给本公司的致命一击——就是这个商务翻译，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中立了旁人无可替代之功。

郑成功在驱赶走荷兰人五个月后就得急病亡故，然而有着出色见识和才干的部下陈永华接下来主持了台地政务足有19年（从1662年到1680年）。1697年，清人郁永河因官差东渡台湾，他这样评价十几年前的明郑“伪治”：“郑氏之治台，立法尚严，犯奸与盗贼，不赦；有盗伐民间一竹者，立斩之。民承峻法后，犹有道不拾遗之风：市肆百货露积，委之门外，无敢窃者。”“台郡（府城）独似富庶，市中百物价倍，购者无吝色；贸易之肆，期约不愆（愆，不耽误）”，屠夫和打猎的，“腰缠常数十金”，赌场上的赌徒“浪弃一掷间，意不甚惜”，要在府城一百钱一天雇个人，还没有人愿意来。郁永河起先很奇怪，后“因留台久，始得其故”，原来是“兹地自郑氏割踞至今，民间积贮有年矣”。的确，从1621年颜思齐郑芝龙入台“割据”到1662年陈永华实际主政，再到1680年陈永华去世，一个甲子的时间，台湾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人民富庶。而台湾的原住民恰恰是从中直接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郑成功一赶走荷兰人就“巡视番社，赐以烟布”，陈永华一主政就增设南北两路安抚司，治理原住民事务。他让原住民改变生产方式，让汉人教会其农耕；他让原住民改变居住习惯，让汉人教其取土烧瓦，改变了生产方式居住习惯的原住民就向文明社会迈大步了。郁永河对此也有记载：“是日过大洲溪，历新港社、嘉溜（音葛辣）湾社、麻豆社，虽皆番居，然嘉木阴森，屋宇完洁，不减内地村落。”郁永河对此感到奇怪，伴行的本地文人告诉他：这四个社，“伪郑时为四大社”，“伪郑”为了让这些原住民能早日开化，给他们在乡塾读书的子弟免除徭役。受了儒家文化影响后，四个社的原住民“亦知勤稼穑，务蓄积，比户殷富”；又由于四个社都“近郡治”，见识了城市社会的居处礼让，“故其俗於诸社为优。”

儒家文化对于原住民，当然是“外来”的文化，但这样的外来文化才使原住民彻底摆脱野蛮愚昧，并使得原住民子弟与“外来人”一样都有“仕途”机遇，都有提高社会地位的正途可走。

陈永华将这样的“外来文化”引入台湾，目的清晰：“今既足食，则当教之。使逸居无教，何异禽兽”，“外来文化”通过“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才”来体现。于是“全台首学”在承天府府城建立，几百年来，首先引入“外来文化”的台南地区共诞生了十五座书院，占全台书院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的“外来文化”是对原住民有利呢，还是有害呢？

现在有人说，给原住民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是荷兰人，是荷兰人让原住民小孩都有书读，但荷兰人自己的记载是：“派驻原住民村社的学校教师也时常欺负原住民”。在1654年一份东印度公司事务报告中，对于原住民能够忍受学校教师的虐待而不反抗感到吃惊。

在台北“台湾历史墙”体会“殖民”感受

说到“殖民统治”，就先看看什么是“殖民”。

说是“人人受教育”，台湾人却极少能接受高等教育，更不让报考政治、法律、历史等专业，除非改日本姓氏；说是“共荣”，台湾人没有“仕途”，当公务员的最多官拜科长——这就叫“殖民”。这是我到台湾以后，台湾的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我的。

台北中华路上、西本愿寺广场外，有道长长的“台湾历史风貌雕绘墙”，其中一张《1941年台湾总督府公私立学生统计表》，能帮助我们直观了解什么是“殖民教育”。

1941年台湾总督府公私立学生统计表

	学校数	日本人	台湾人	原住民	备注
中学	22	7230	7884	7
职业学校	27	5307	9494	15
女中	22	8396	4853	11
师范	4	2334	530	2
专科	4	1529	459	1
高等学校	1	110	10	0	寻常科，1944年
		368	73	0	高等科，1944年
		535	11	0	预科，1944年
大学校	1	268	85	0	1944年

1941年台湾总人口：日本人40万，台湾人613万，原住民16万

注：大学和高等院校学生人数参考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的《台湾史》

从上述表中发现：1944年在台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中，日本人与台湾人的比例是7：1，每一千个日本人中，有3.2个人正接受高等教育；每十万个台湾人中，有2.9个正接受高等教育。每一万个原住民中，有1.3人接受中等教育，每十万个原住民中，有9人接受职业教育，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原住民在1944年时的最高学历。

这就叫“殖民”。还有，在荷兰人占据大员赤嵌的时代，荷兰语学校有五十个，小孩从小学荷兰语，所谓“新港文字”只是为了传教方便让成年人学的——这也叫“殖民”。再有：“日本当局推行一种稻米新品种，高产，却不能抗风，台湾全岛都奉命种这一品种，一次风灾，全台颗粒无收，百姓蒙受极大损失。”“这些措施，颇多以台湾为实验性质。犯了错误，台湾百姓先吃大亏。”这是学者许倬云说的——这也叫“殖民”。

因为喜欢建筑美学，在台北我将日据时代的一些著名建筑都细细看了。感谢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用旧址指示牌的形式，为这些著名建筑的“前身”留下可追忆的只言片语。

中山堂旧址追溯到清朝时期，是1889年才竣工的布政史衙门，旧址指示牌形容“衙内画栋雕梁，华丽无匹”。1928年，为了纪念日皇裕仁登位，拆掉布政史衙门，建立台北公会堂。光复后，改名中山堂。

台湾博物馆的旧址是建于1888年的大天后宫（妈祖庙）。“殿宇巍峨，供陈炳焕，为台北绅民信仰中心。每值朔望，巡抚而下官员，必至宫礼拜，冀求辟灾致祥。相传刘铭传妻、唐景松母及台籍显官林离源太夫人之寿诞，均借此开宴庆贺。歌管喧闐，群伦毕至，称一时胜会。”1906年，因日本占领者要在此兴建博物馆开辟新公园而拆毁。“所遗柱础、基石，现仍散置于林木中充作游人休息之用。”

“司法院”的原址是武庙，1929年拆武庙，建法院。光复后改司法院。

紧贴着武庙的就是文庙。现“外交部”对面的台北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的原址就是文庙。1904年拆毁文庙建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第三附属学校，专收日本女学生。1909年改名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女子学校。战后合并其他女校改现名。

现台北妇联总会原址，是1880年建于西门内的登瀛书院，“四方学子就读于此者凡八百余人。日军侵台，改为官员俱乐部。”1900年，总督儿玉元太郎为了笼络文人，在此召开“扬文会”，发柬“邀请”廩生以上一百五十人参加，结果来了不到一半。既然文人不捧文场，对不起了，书院“嗣以‘破坏不堪’（才建造二十年！）拆除”。书院西向还有刘铭传建的讲授英、法语文的西学堂和讲授四书五经的原住民学堂，也都解散。西学堂1912年拆除。

1892年，历时两年、斥资五万六千七百六十三元的清巡抚衙门在台北北门内建成，“内分文武两部，规模宏伟。为全台官廨之冠”。日本据台后改为台湾总督府，嗣后又作为聋哑学校。1925年拆除。

1881年，台湾府城隍庙和淡水县城隍庙一起在北门街落成，合称“台北府县城隍庙”。与上述的文庙、武庙、大天后宫一起成为台北四大官祀庙宇。日本据台后“市区改正”，1907年拆城墙时，城隍庙一起被拆掉。一直到台湾光复才恢复城隍祭祀。

妈祖、孔子、关公、城隍是中国闽地人最有代表性的信仰，妈祖庙、文庙、武庙、城隍庙是闽地人精神寄托所在，闽地人占了台湾人口的绝大多数。殖民者刚来台不久就对最有代表性的四大庙宇开刀，这是让台灣人“皇民化”的第一步；毁官衙毁书院，是殖民者故意羞辱官绅文人、宣示在精神上奴役中国人的开始。这是野蛮向文明开战呢，还是传播文明？

日本人在台湾造的建筑的确漂亮大气，这点不否认。但这些建筑是以中国人建造不久的华美建筑被彻底毁掉为代价的。这种文化上的咄咄逼人对中国人心灵的撞击，也许只有身临其境，才感受得到。

我是感受到了。

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我质疑“二二八宣传”

台北有两个二二八纪念馆，一个是“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一个是“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前者是台北市政府立的，后者是行政院立的。前者是1996年开馆的，后者是2011年开馆的。前者开馆是当时台北市最高领导陈水扁主持，后者开馆是现时台湾最高领导马英九主持。陈水扁马英九，一个民进党人，一个国民党人。

我两个馆都去看了。自从打高雄历史博物馆出来，我狂补“二二八”知识，亲历此事件者和他们的亲属写的书和相关谈话、后人对“二二八”的研究评价我都搜集了不少。这些资料使我知道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治理的确出了问题，先头的接管军队的确军纪不严行为举止很不文明，台湾物价特别是粮价的确飞涨；在“二二八”事件的处理中，国民党部队以“平暴”的名义的确将不少的普通平民当成暴徒残杀，无辜百姓的牺牲极冤极惨重。然而，国民党政府固然要担责任，“二二八”精英就一点没有责任只有光环吗？

我的怀疑都是根据我看到的“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的展示内容而来。

一.“在二二八事件的麦克风下”的标题下，有这样一段内容：

消息传遍全岛

1947年2月28日下午一时半。示威民众进入电台广播，二二七缉烟血案及二二八请愿民众遭开枪的消息传遍全台。当天台北市秩序混乱，陈仪即宣布台北戒严。

民众强行进入电台播音

2月28日示威民众在长官公署前遭到开枪后，群情激奋，部分民众前往台北新公园，强行进入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要求播音，电台无力阻止，消息瞬间传遍全台。

就这一百多字，我产生了几个问号。1.谁进入了播音室播音？不可能群众都涌进播音室吧？2.播了什么内容？这一点相当关键。甚至能决定大镇压是否完全可以避免3.当天台北市秩序混乱，既然与以上消息通过播音传遍台北有关，那么“消息瞬间传遍全台”后，各地发生打杀“外省人”的行为会与此无关？ 4.这个播音内容为什么不见正式版本？对二二八精英的正面宣传中为什么都不见这个播音内容？5.2009年12月的《台湾学研究》登载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林平的论文《战后初年台湾广播事业之接受与重建》，其中专门有一节谈《台湾广播电台与二二八事件》，文中说：“据当时台湾广播电台台长林忠回忆称，28日他正在午休，到台告知约有其中一百余人包围电台，亟须处理。林氏與群眾簡短交涉後，抗議群眾推派三名代表至林氏辦公室，表示主要目的在於希望透過廣播揭發專賣局查緝私煙傷人之事；林氏緩和民眾情緒後，提议由职员统整群众不满事项，代写广播稿，如群众所愿播出，當日並未有‘暴徒佔領電臺’之情事。”这段话说明了什么？说明“群众”没有“占领”电台，然而不等于电台不广播查缉私烟和民众遭开枪之事，事实上电台也的确广播了，这里的关键是，电台台长林忠的建议是否被三名群众代表采纳了呢？广播的内容是否是“由职员统整群众不满事项，代写广播稿”中的内容呢？可惜作者回避了这个问题；2月28日下午一点半的广播内容究竟是什么，作者也回避了。为什么回避？研究“战后初年台湾广播事业”的作者恐怕有难言之隐吧？

我完全是“二二八”事件的局外人。但我既然站在了这个二二八事件展览馆，我就有知道真相的道理，因为，1947年2月28 日下午一点半的广播。就是在我现在身处的展厅中播出去的——这里就是当年的台湾广播公司！这里都找不到真相，还上哪里找去！是的，我的确从网上看到了2月28日下午一点半从这里播出去的内容。但由于没有得到权威机构的确认，不能证实。权威机构为什么不能证实呢？网上说，1947年2月28日下午一点半台湾广播电台这样广播：“台湾自从陈仪部队来了以后政治黑暗，遍地贪官污吏，无法无天，武装军警勾结地方官吏走私囤积米粮私运大陆，老百姓无依无靠，与其饿死不如台湾人民全体起来将它打倒，以求能继续在台湾生存下去，为了将来为了子孙，建立起我们台湾人自己的家园。”如果广播内容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台湾广播公司广播一结束就引起台北市秩序混乱，进而引起全台湾混乱，有什么可以奇怪的？这个广播又用日语播了两次，由于日语的“家园”与“国家”发音相似，很多人将最后一句听成了“建立起我们台湾人自己的国家”，这一来，受皇民化影响的台湾青年象接到了暴乱动员令，而国民党政府就根据最后一句话，完全可以以“叛国罪”处置此播音的相关人员，完全有了镇压的理由（至于滥杀无辜是另一回事）。

而如果没有这次广播呢？事情不至于这么不可收拾吧？甚至恐怕也不至于有“二二八事件”吧？

在关于“二二八” 事件的宣传中，对“二二八”精英的代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提出的政治改革诉求三十二条评价极高，认为“内含高度民主诉求”。但我不以为然。

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镇压，是因为处委会向政府提了三十二条后（混乱中增加到四十二条），国民党政府据此认为是叛国罪证确凿，才毫无顾忌对处委会精英处以极刑的。我不是要为国民党的镇压辩护，而是认为有些是非需要搞清楚。就像要搞清2月28日的广播内容是什么，是为了明是非，明被屏蔽的真相。

我将处委会的“政治改革要求”录了一些，可以看一看，成熟的政治家、真有能力成为行政官僚的，会不会这样来提出要求。

政府在各地的武装部队应主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各地处理委员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

政府武裝解除后，地方治安由宪兵与非武装力量及民众组织共同负责。

在政治问题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论军事、政治)须先与处理委员会接洽。

缺乏教育和训练的军队，绝对不可驻在台湾；中央可以在台征兵来守卫台湾。

警备司令部应撤销，以免军权滥用。

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发行申请登记制度。

实行所得税统一累进税奢侈品税相续税不得征收任何杂税。

撤销贸易局，撤销宣传委员会。

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

省属机构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的人担任（最好秘书长、民政、财政、工矿、模拟光临、教育、警务灯处长都应该这样）。

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省监察大队及铁道工矿等警察即刻废止。

各地方法院院长、各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各法院推事、检察官以下司法人员各半数以上省民充任。

法制委员会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当，主任委员由委员互选。

一切公营事业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

接受工厂矿，应设置半数人以上是本省人的委员会。

本省人的战犯和有汉奸嫌疑被拘的本省人。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

笔者是摘录了“三十二条”中部分条文，原条文半文半白，笔者根据现代人语言习惯做了完全忠实于原意的转译。据说，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拿到“政治改革要求”后，“未看完全文，即勃然震怒，断然拒绝。”不震怒才怪呢！处委会的精英将自己当成什么了？谈判桌上稳操胜券者？没有军权的人对有军权的提出“警备司令部应撤销”，“政府武裝解除”，不是幼稚到了极点的天方夜谭吗？并且，台湾都已经全省混乱了，对“外省人”的残害已经持续了几天，受皇民化影响深的人以为可以翻天了，加上当时岛内还有近五千日本人没有撤离，此时要求“政府武裝解除”，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事实上，正因为驻守台湾的两个军的兵力大部分都调大陆打内战了，岛内已无兵可调，才导致2月28 日以后的几天各地对“外省人”的残害施暴政府无力阻止，最终才要从大陆调来“平暴”部队，这才酿成对平民的泼天惨祸，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

并且，在这种时候，将主要诉求放在“本省人要掌握实权上”，非常不明智，也非常不现实的。

第一，台湾1945年10月被中国人接管，到二二八事件发生才一年另四个月。在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前，“台省行政部門在日人統治下，全系日人职员，此种人员对于管治台省素有训练，对于行政上之各种问题，以及主管各行政部门之方式，其他人民不得而知”（见1945年12 月 20 日的中美聯合會議程序中對於日僑的處理問題的譯件），台湾精英固然在日本统治时期争取自治，并争取到一半议员由选举产生，但从来没有办理政事的实际经验，他们还都处于“文人议政”阶段，这从不切实际的“三十二条（或四十二条）”中也可看出来，如此，这么短的时期内让这些文人来占据“领导”台湾的主要力量，根本不现实。

第二，从《台湾总督府公私立学生统计表》可以看出，1944年时，每一千个日本人中，有3.2个人正接受高等教育；每十万个台湾人中，只有2.9个正接受高等教育。“本省各職業之人事，亦大部操於日人之手，因為教育限制之故，惟有日人只能得到專門教育之機會，如學法律、醫學、牙醫等（见1945年12 月 20 日的中美聯合會議程序中對於日僑的處理問題的譯件），但是，“二二八”事件中牺牲的精英，绝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还是在日本受的高等教育。这些精英都是改换成日本姓氏成为“日本人”后，才能去日本接受教育。无疑，他们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2月28日那天以后推举出来的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处委会”，就主要是这些“日本化精英”组成！中国是打败了日本后由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本就对这些“日本化精英”持有高度警惕，我们凭普通人的常识而不是凭“自由民主”理念想一想，国民政府能用这些“日本化精英”吗？敢用这些“日本化精英”吗？即使让“自治”，也不会让这些精英来主持“自治”！

这是普通老百姓都懂的道理。

第三，关于“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我看了史料后，觉得接管台湾后的国民党已经对言论出版太放任了，放任到无异于让人来杀己了。台湾光复后一年多，报刊还多是日文，这些报刊绝对自由地针砭时政，绝对自由地挑动各界情绪，从而激化社会矛盾。而国民政府官员大多不懂日文，即使知道骂自己，也因为听不懂而眼不见为净。台湾的行政长官还希望就此体现出“民主政治”。其实是自动放弃了反击肇事者的舆论通道，蠢及。二二八事件中政府更是丧失了话语主动权，2月28日的广播一经播出，国民党政府就一步被动步步被动，被动到底。处委会在此情况下将还将“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作为政治改革要求，难道嫌社会还乱得不够？

第四，非常时期成立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应该将处理已经发生了的事件作为第一要务。2月28日以后、国民党从大陆调兵来以前，台湾是个什么模样? 就用全台各地的“二二八纪念馆”中的文字来说话！高雄二二八纪念馆中有这样的文字：“3月3 日南下民众进入高雄市，开始到处殴打外省官员”、“外省员警退到寿山要塞避难”、“3月4日清晨，陆续有民众欲搜寻殴打外省人”；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中有这样的文字：在台南，“3日外省人士被民众围殴，警察也走避一空”，在高雄，“3月3 日晚间，高雄北野町盐埕町一带民众开始围攻警局，殴打外省人，市区状况陷入混乱，警察局长坐车遭人焚毁。”在台北，“3月1日上午，台北地区警察荷枪实弹，交通断绝，停工，罢市，罢课。民众因国大代表谢娥广播公署并未开枪打死群众，愤而捣毁其医院。”台东花莲的政府机构人员也都已“逃走一空”。如此情况下，事件处理委员会怎么提得出要让政府解除武装、废除警察部队、同时要让本省人掌握主要权力的要求？这是想解决事件，还是想借着事件来要挟政府，以达到让“日本化精英”来治台的目的？

在二二八事件中死得最冤的，是基隆、台北、高雄等地的无辜老百姓。国民党不会感觉不到滥杀无辜对台湾普通老百姓犯下的的罪孽深重，以前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台湾戒严时间竟然长达三十八年，到了台湾看了当时的戒严令后我方觉得，这应该与二二八时对基隆高雄台北的滥杀无辜有关联。在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公布的戒严布告上，戒严期间规定和戒严事项的第一条，就是高雄基隆这两个城市从凌晨一点到五点为宵禁时间；非经特许，一律断绝交通。其他城市暂不宵禁。第二条，高雄基隆这两个城市所有商店和娱乐场所，午夜十二点前停止营业。为什么要强调对高雄基隆的戒严？除了这是两个出海最主要通道，也与这两个城市被不分青红皂白“平暴”有关。尤其是基隆，1947年3月8日国民党从大陆调来的军队完全以作战态势赴台，他们被告知原日本军队中的台籍人叛国了，在台湾杀大陆人，加上这支部队还未登上基隆码头就遭到市民抵制，于是部队是一路扫射进基隆城的；进城后挨家挨户搜索，发现凡与日本有关的物件如和服之类的，这家人家就倒霉，格杀勿论。国民政府事后不可能不知道“平暴”被大大地“扩大化”，但因为惧怕“扩大化”的后果紧接着再带来危及政权的后果，就让基隆高雄乃至整个台湾，不准乱说乱动三十八年。我问台北五十岁以上的商人、食摊摊主，“戒严是怎么回事？”他们回答，戒严就是不能乱说话，乱说就要抓。我再问，“你们当时是什么感觉？”“我们就忙着生活的事啊，为了生活去吃苦啊。台湾人很能苦的。戒严对我们老百姓影响不大。不让说的就不说。”“不小心说漏了呢？会有人揭发吗”？我其实很怕他们听不懂“揭发”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听懂了，“小小的老百姓中，不大会发生这些，都最底层了，只要没有深仇大恨，干吗管那么多？”  国民党应该在这点上摸准了老百姓心态，一边无情戒严镇压，一边就努力发展工农业经济，让台湾人能够“苦有所获”，“苦有所得”。               

不管怎样，普通老百姓总是垫底的。几十年后，二二八事件受害人中的普通老百姓有一些人得到了赔偿（“外省人”得到赔偿的只有一人），他们是“有幸”借光，二二八受害老百姓借了二二八受害精英之光。而二二八受害精英之所以能被挖掘出来，也是借了今天台湾某些人“需要”的光。某些人将二二八事件当成了“敲门砖”中的一块。因为“门”里满是诱惑。

         啊！“台方”。。。。。。

与在台湾随处可见“二二八”宣传相反，台湾已经很难看到抗战宣传，抗战宣传处处受限。

在高雄市，我曾专程去看位于凤山的高雄市议会，在议会前方的宽阔马路上，发现高高矗立一块雄伟的抗战纪念碑，是凤山市长和凤山市市民代表会立的。顿时，我心中涌上一股暖流——实话实说，如在大陆看到这样的纪念碑。我未必会被明显的感动。

这竟然是全台湾第一块抗战纪念碑（指二战时的抗日战争）！这块碑来自不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为凤山步校中校教官的抗战老兵潘长发到立法院陈情，要求在没有一块抗日战争纪念碑的台湾能建成一块抗战纪念碑，不想大多数人反应冷漠，潘长发极为愤怒，转向高层陈情，然而高层置之不理。但潘长发仍然以一己之力为建造纪念碑不遗余力，最终感动了高雄人，凤山市各界人士签名响应,市长林龙瑞鼎力支持, 1995年10月25日，四个立面各七个阶梯、高七尺成锥形的大理石碑在高雄凤山落成。上刻有“七七抗战胜利纪念碑”、“台湾光复五十周年纪念碑”。剪彩揭碑时潘长发激动吟诵《碑下的沉思》：“巍峨的大理石碑，镌刻着历史的伤痕。八年海棠血泪，是勇士们血肉的凝铸，更是民族的意志凝聚。”

不要说一个抗战老兵建抗战纪念碑的愿望落实得千难万难，连台湾当局要成立一个抗战纪念馆，都成泡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行政院长”计划将1945年同盟国中国战区受降地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辟为抗战纪念馆，报预算三亿五千万新台币，被“立法院”删减掉三亿元，仅批准五千万新台币，抗战纪念馆设计图也遭否决，于是在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建成抗战纪念馆的愿望终成泡影。一直到1999年光复日那天，才总算在中山堂前立了一个碑，但没有碑文，因为李登辉说了，对抗战历史的评价有争议，于是不见碑文。2011年10月25日，碑文总算出现。碑文谈到了台湾对抗战的贡献：“抗战期间，台湾人民不但积极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亦曾赴大陆参与抗战，组织台湾义勇队，打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碑文最后一段文字是：“战后，中华民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之一，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抗战表现出中华民族坚苦卓绝、抵御外侮的伟大精神。谨以此碑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同胞，永志怀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碑文委员会谨立”

碑文由院士专家苦心斟酌“深入研议”而成，碑文中出现了一个新鲜称呼：“台方”。当这两个字与其他文字组成句子，读出来滑稽：“台方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領導下發表宣言：‘。。。。。。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任何人，。。。。。”“八年抗戰期間，台方堅決抵抗日軍侵略，在美、英、蘇等同盟國協同下，終於獲得勝利。”“台方犧牲的陸軍有三百二十多萬人；海軍艦艇損失殆盡；空軍損失飛機二千四百餘架，。。。。。。”

“台方”。。。。。。天哪！

这哪是院士专家 “深入研议”出来的？这是国民党和民进党“ 深入研议”出来的！谁知道以后还会“深入研议”出什么怪诞？不过，以后有没有机会再“ 深入研议”怕都成问题了！

在台南测候所前，黄老师告诉我，一个科普点的日常维护资金因议会中人不同意而搁浅，在台北中山堂前，“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告诉我，议会中人作梗，让偌大个台湾连个抗战纪念馆都不让立。三亿五千万新台币的预算被砍得只剩零头。可我看到1997年高雄建立的仁爱环保公园（现在的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工程总经费是七亿一千八百万元新台币，台北二二八纪念馆，设计书上的预算是4000万元新台币。馆舍面积930.6平方米。台湾的“议会”和议员们，为什么如此 “厚”二二八而“薄”抗战？

当初议会批准的抗战纪念馆预算就只够1000平方米面积的装修使用！偌大个台湾建个抗战纪念馆，面积只能以一千平方米为限？

“台方”真可怜！

马英九为什么每天被骂

此次到台，有一个想不到的发现：马英九在电视上每天被骂、每个台都在骂；而我遇到的台湾底层老百姓，也都在骂他埋怨他。马英九怎么啦？

可是我到了台湾才一个星期，连我都在怪他埋怨他了。马英九怎么啦？

电视上，骂马英九的理由很多，也很具体。我因为不在那里生活，具体的内容我记不住，记住了也没有体会，但总的一点是骂他无能。老百姓也怪他“太无能”、“没有用”。那老百姓不满马英九什么呢？

“贪官他不敢抓！”这是我到过的三个地方：高雄、台南、台北，老百姓对他最大的不满。

“学生占领立法院行政院，政府竟然没有办法。”这也是不满马英九的主要原因。

“那老百姓怎样看待这个事情？”我问。

“学生的占领如果是为了反贪官，大家都支持，台湾老百姓都恨贪官啊！马英九当年许愿反贪官，结果反不成啊。可是他们的占领不是为了反贪，说是怕被你们大陆吃了，老实说，“服贸”这些是我们的事情，我就是做生意的。生意上的吃亏便宜他们哪里懂？都是有人在挑事，如果是我的小孩，我一把拉回来。”这是在高雄85大楼附近的CUP咖啡馆，一个台湾商人对我说的。

“马英九对这帮学生没有办法，结果是耽误大家的事，政府机关瘫痪了，大家都不能正常工作。影响大家的生意。当然是马英九无能。”这是在高雄盐埕街上尚芳土鮀鱼羹店中，一位一定要请我尝尝乌鱼子的老板的熟客对我说的。

在大陆被一些人说成是“民主运动”的“太阳花学运”，我遇到的普通台湾人怎么都持否定态度？这些否定意见有代表性吗？到网上一查，正好查到台湾“联合报系”于“太阳花学运”一年后做的“太阳花影响民众怎么看”民意调查。调查结果在下。这个调查，访问了1004位年满18岁且持有手机的民众，有333人拒访。在95%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在正负3.1个百分点内。

民众对学运看法

	赞成	不赞成	无意见
对攻占立法院看法	35%	45%	19%
对攻占行政院看法	13%	74%	13%
对行政院驱离学生的看法	44%	41%	15%
对学运领袖参选议员的看法	28%	52%	20%

学运对两岸关系影响

	正面	负面	无影响	无意见
两岸关系发展	26%	23%	33%	18%
对台湾社会影响	47%	30%	10%	13%

调查报告还显示，三十岁以下年轻人六成对学运给正面评价，五十岁以上年长者好评低于四成。我遇到的台湾老百姓的看法，的确也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而不赞成占据行政院要占到74%，赞成的只占13%、对学运领袖参选议员大多数的不赞成，也可将从一个方面看到台湾人民对“民主”的领悟已经成熟。

马英九2008年上台的时候，满手好牌，2008大选年马英九得到的选票，是台湾从1996年“直选”开始到2012年第五次“直选”为止，候选人得到的最多的选票，共765.9万张。由于陈水扁的声名狼藉，使得民进党这一年的得票率要比国民党低17个百分点，而在2000选举年中，民进党得票率曾高出国民党16个百分点，2004年高出0.2个百分点。马英九2008大选年得到的高选票，是国民党的一次大翻身。问题是这种“翻身”建立在陈水扁太烂、马英九外观形象太好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马英九执政有方的基础上；等到马英九执政四年后，就比原先丢掉76.8万张选票；民进党的得票率与国民党得票率相比，2008年是少17个百分点，2012年少9个百分点，与国民党的得票率拉近了！

                 台湾“直选”得票情况

大选年度	登记方式	部分候选人	得票数	占有效票	有效票
1996	国民党荐	李登辉、连战	5913699	54.0%	10766119
	民进党荐	彭明敏、谢长廷	2274586	21.1%
2000	民进党荐	陈水扁、吕秀莲	4977697	39.3%	12664393
	连署	宋楚瑜、张昭雄	4664972	36.8%
	国民党荐	连战、萧万长	2925513	23.1%
2004	民进党荐	陈水扁、吕秀莲	6471970	50.1%	12914422
	国民党荐	连战、宋楚瑜	6442452	49.9%
2008	国民党荐	马英九、苏万长	7659014	58.4%	13103963
	民进党荐	谢长廷、苏贞昌	5444949	41.6%
2012	国民党荐	马英九、吴敦义	6891139	51.6%	13354305
	民进党荐	蔡英文、苏嘉全	6093578	45.6%

资料来源：台北“国史馆”

可惜马英九并没有感觉到问题的严峻，他在2012年度大选获胜后，这样发表感言：“恭喜大家，我们赢了！这不是马英九个人的胜利，这是台湾人民的胜利！这是我们一条追求清廉、繁荣与和平的台湾路线的胜利，对不对啊？。。。。。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连任，是因为人民肯定我们拒绝贪腐、坚持清廉的努力，对不对？也肯定我们开放松绑、振兴经济的努力，对不对？人民也肯定我们搁置争议、争取两岸和平，把危机转变为商机的机会，对不对？”

但是，马英九先生，“拒绝贪腐、坚持清廉”对于一个发生着贪腐的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反腐！台湾人民因为您没能做到强有力反腐，所以怪您、怨您、骂你；怪国民党、怨国民党、骂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