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前，我的台湾“自由行”（之一） 2016-1-16

CDC-3@南方现代文化

“大选”前，我的台湾“自由行”（之一） （共三部分）

上海  王炼利

目录

前言

在高雄代天宫，第一次听到普通台湾人的想法

在高雄“二·二八”展馆内，我开始对“二·二八”宣传抱有警惕

来自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的感动

十全二路上，“后援会”齐呼“小英总统好！”

在月光下，始游台南最有故事的地方

“台湾”称号缘起2.2平方公里的沙洲岛

在热兰遮城遗址，我在感受“挖煞”

延平王祠前的解说词，让白先勇和台南文献委员会打起来了

延平郡王是“神”，也是“牌”

纪念汤德章，“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说，“我们老百姓‘统’老百姓吧”

在台北看到“台独”，原来这个样子

四百年前的台湾是这个样子的

来自大陆的“外来人”和“外来文化”是这个样子的

在台北“台湾历史墙”体会“殖民”感受

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我质疑“二二八宣传”

啊！“台方”。。。。。。

马英九为什么每天被骂？

我为什么对马英九不满？

向两蒋行鞠躬礼，我有理由的

统计数据印证“现今生活不如二、三十年前”

“外交部”驻卫警察说：“你们的习近平好啊！”

尾声

前言

2015年11月18日至12月3日，是我历时半个月的“台湾自由行”的日子。

台湾省，面积3.62万平方公里。等于连成一片的北京、天津、廊坊地级市再加遵化县级市的面积总和；也等于连起来的上海与苏锡常、南通、镇江的面积总和。人口2346万，比2014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还少八十万。我去台湾前，对台湾的“数目字了解”大致也就这些。

此去台湾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自由行”：一个年过花甲的妇女，背个电脑包，提个20寸拉杆箱，不参与旅行社的组团游，也没有结伴者，出境去到一个不认识任何人的陌生地方——这够“自由”了吧？这还不算，到了台湾后要去哪些地方，还要等到飞机在海峡那边着陆后再由自己“自由”作决定。为此，虽然网上可以很方便地预订旅馆，并价格肯定比即时入住便宜，我却不能让“预定旅馆”来羁绊自己的行程。只是第一站的目的地必须清晰——总要有个着陆点！

我选高雄作为从上海飞到台湾的着陆点。选高雄为着陆点，是因为台南没有国际机场，而高雄国际机场离台南最近。我早就想去台南看看郑成功建立千古功业的踪迹所在，也看看以“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宗旨驱退1874年侵台日军的沈葆桢所筑的亿载金城。。。。。。由于我只将高雄作为中转站，预定在高雄停留的时间最多只有两天（我是11月18日下午2点半到的高雄）。可我没有想到，我会在高雄停留了五天四夜（连到台湾那天算起），更没有料到，选高雄作为第一站，竟使我这趟“自由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解台湾基层民情之行、对二·二八事件的再探究之行、为现任台湾领导人被普通台湾人埋怨责怪寻找原因之行。

选高雄作为第一站，也使我见到了台湾2016年度“大选”名人蔡英文和陈建仁，见到了三十六年前就在美丽岛事件中蜚声并持续活跃在当今台湾政坛的谢长廷、张俊雄、陈菊——10月22日上午，在高雄三民区的马路上，管碧玲竞选“立法委员”的造势机构有声有势地成立。我站在马路边，近距离看到了站在竞选讲台上的他们。这一天同样的造势大会在高雄共召开了五个，蔡英文、陈建仁特地南下为五位民进党政治人物站台、“辅选”；为民进党“国会过半”造势。

我半个月的台湾之行之所以事先不能确定行程，是因为我事先对真实的台湾没有一点感觉。没有感觉，我就无法定下具体行程——我到底不是纯粹为了游山玩水去台湾的！动身去台湾前，我初定的游台计划是“台南——看看‘古代’；绿岛——看看‘民主’；台北——看看‘现代’”；但到了高雄后我改变了计划，我将高雄作为我开启台湾之行的一把钥匙。因为我在到高雄的头两三天里捕捉到了“感觉”，这种“感觉”让我确定了以后行程——以后的每一天，我都是有目的有目标地走在台湾的土地上。

我每到一地都要跑农贸市场，了解台湾人开门七件事的花费；每到一地我都刻意寻找说话对象：早晨永和豆浆店门口排的长队、中午商务楼小白领们光顾的饭馆、下午闹市区的咖啡馆、晚上以“古早味”让当地人流连的老店老铺。。。。。。我都能从中找到谈话对象。连在公交车站候车的机会也不放过（台湾的公车间隔时间很长）；我还发现台湾各类博物馆的义工都很有文化修养，与他们交谈受益匪浅；而台北“外交部”岗亭中的“外交部驻卫警察”，更是我此次台湾行中难忘的谈话对象！

我要了解台湾主要城市市民的收入情况和变化，从而对普通台湾人的生活状况作出自己的判断；我要了解已经实现“直选”二十年的台湾，普通人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看法；我要迈开双腿在骑楼下穿行，用心体验台湾的脉动——我这就是在做社会调查了，而我并不是第一次做社会调查。

我知道，一般人游台湾不可能抱有我这样的初衷，而我抱这样的初衷，主要是不想浪费自己的能力。作为具备社会问题研究能力和统计分析技能的自己，在2008年以前，我已经被认为是“擅长用数字说话”的“中国著名退休女工”。2007年的《经济观察报》元旦特刊将我作为“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中的“来自民间力量的代表性人物”报道。现在虽然两岸已经有多种渠道的交流，但内地对普通台湾人的生活状况了解并不多，从大陆人的角度用统计语言来解读台湾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我也还没有发现过，如果我能填上这项空白，也就不虚此台湾行了！至于我要了解普通台湾人对一些政治事件和大政问题的看法，是我想知道在“言论自由”的台湾，普通人的自由言论能否得以“扩声”？普通人的自由言论能否在媒体上得到反映？普通人的自由言论能否得到当政者的重视？如果普通人的自由言论“说了也白说”，那么，从“言论自由”中真正得益的，不过是极少数人。

一个大陆的普通人，将台湾的普通人作为观察对象，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我的“自由行”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高雄代天宫，第一次听到普通台湾人的想法

１１月１９日是我到台湾、到高雄的第二天，早晨八点多我就向着高雄港的方向进发。高雄曾是台湾重工业最发达的城市，至今也还是台湾最大的港口。在黄浦江边船舶企业工作过近三十年的我，对码头、对仓库、对工业厂房怀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情愫。

我住在盐埕区的旅馆。盐埕区与南鼓山脚下的西子湾相连，都是上世纪初至第二个十年间随着日本殖民政府在高雄筑港而由晒盐田填成陆地的。这里的开发时间仅次于十九世纪开发的旗后和哨船头，旗后、哨船头和盐埕，是高雄最先繁华的地方。

现在，城市还未睡醒，七贤三路上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马路上车辆和行人都罕见，只听见扫街声。我一个人脚步怱怱地走着，但也随时会停下来——凡我认为值得停留的地方，我都当成“景点”。

我走到七贤三路五福四路口，有一家店铺的卷帘门已经拉开，门口放着两张桌子和几张塑料凳子，上有茶盘、茶杯和糖果，还有一叠粉红色的印刷品，上写“蔡英文·管碧玲　博爱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并醒目地标注着“小英会来喔”。我一看成立大会的时间是11月22日，心想我是等不及了，我最多21日就应该离开此地去台南了，不过我还是拿上了印刷品。

走着走着，我拐入了临海二路上一条小路口，“市定历史建筑高雄代天宫”几个字映入眼帘，“建筑”和“历史”，都是我极有兴趣的，更何况还是“市定历史建筑”！于是我走进了代天宫。原来这是建立于1951年的庙宇，在台湾就算“历史建筑”了！庙宇前气派的牌楼还是1977年才建造的呢！但代天宫的“前身”的确很“历史”，从1924年到1939年，这里是“高雄市役所”，即日本殖民时代的高雄市政府。代天宫旁有一幢二层楼房，正展出代天宫的历史沿革，展馆工作人员只有一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女性。她见到我显得很高兴，我是这一天代天宫展览馆第一个参观者。

“您运气好，这个展览馆才刚开馆两天。”声音轻轻柔柔往人心里送。我听了很高兴。展览馆不大，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将我认为值得留住记忆的实物和文字介绍都用高分辨率的尼康相机摄了下来，接下来，我要与这位展馆主人好好聊一聊，她是我这天的第一个谈话对象。

“我是来‘自由行’的，从上海来。”

“上海！啊，那是大地方啊。”

“高雄也是大城市啊！到台湾的第一站我选在了高雄，真是选对了。你们高雄人真热情。我昨天从机场乘捷运（地铁）到盐埕埔下站，在万国眼镜店向老板娘问路，老板娘热情得让我感动。她先是跟我打招呼，说实在不巧，她的摩托不在，否则她就直接送我去旅馆了。为了不让我走冤枉路，她特给熟人打电话，要确证到我所说的旅馆还要穿过几条马路。我简直是‘受宠若惊’！我离开高雄前一定要再去见见她，所以我记下了她家眼镜店的字号。”

“嗯，我告诉您，我们台湾人都这样的。我们会将心比心想一想，自己在外遇到难处，也希望被人帮助的。”

“我们小时候，大陆很多年长的人也都是象你们这样待人的。会将心比心。”

“大陆来的人我们见了不少，也还是有礼貌的多。不过也有不懂礼数的，有次我在饭馆吃饭，一群大陆客过来，看到一张桌子就坐我一个人，就要正在吃饭的我端着碗坐到别的桌上去，这有点气人，哪有这样的道理？”

“文革后——你们都知道文革？大陆在‘文明礼貌’上还没有缓过气。这点上我们做得不如你们好。哦，你们台湾的小吃很不错，昨天我将行李往旅馆一放，就到六合夜市去了。花了一百七十台币，吃了臭豆腐、大肠包小肠、蛤仔煎，这相当于三十四元人民币吃三样小点心，价格好像并不便宜。”

展馆主人听了，笑着摇摇头：“六合夜市，我们本地人不去的。”其实我从夜市回来就上网查过，全球闻名的高雄六合夜市，高雄本地人很少会光顾。

“在大陆，听说你们台湾人生活得很不错？”

“以前不错，现在大不如前。”

“以前？您指什么时候？”

“二、三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我大大地惊讶了，“那不是蒋经国的时代？”

“我有记忆，那时真的好。挣钱的机会很多，也挣得到钱。生活就一下好了起来。”

“你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展馆主人迟疑了一下，说“比较艰难”。她举例：“现在工作不好找，工资又不高。大学刚毕业最多三万台币（月薪，相当6000元人民币），问题是很多有工作经验的年轻大学生工资也不高，也只能拿到三、四万。本来读到大学毕业，是自己下了本钱，那么下过本钱的报酬应当高些，但现在的说法是，你要干的这个工作，就是需要先下本钱的，这样，读过大学和没有读过大学的都拿一样的工资了。上过大学的觉得大学白上了，就有了情绪；正上大学的前途不明朗，也有情绪。”

“原来这样。”我联想到网上见到的去年“行政院”前的轰轰烈烈场面。

“听说台湾对低收入老人有补助的，是不是？”

“这事我清楚，我妈就符合补助条件。但您知道是怎么补助的吗？举个例子，某项福利是这样补贴的：自己先要支出七千元，然后公家再补助你三千元。你自己若不先付七千，就得不到三千。”

“现在马上要大选了，大选对你们提高生活水平有影响吗？”

“大选其实与我们无关，上台前谁都会许愿，上了台就不管了。”

“投票那天你会去吗？”

“不一定，如果有事，就不去了。”

我与展馆主人说“再见”。她对我最后说的话也是轻轻柔柔往心里送：“您还没有吃午饭，往前走两条马路，有一家面点，叫xxx，这里附近的人都知道。过一会儿人会很多，您现在过去，人还不多，您可以去尝尝。”

我非常感谢这位展馆主人，刚到台湾第二天，我就了解到台湾“忙生活人”的想法看法。我会通过下载官方数据来核实“忙生活人”的这些想法看法。譬如，是不是二、三十年前才是台湾人的“好时候”，从统计数据能看出来；而民众对“直选”的态度，从五次“直选”的投票率变化中也能看出来。

“忙生活人”，这种提法很另类吧？这其实是台南一位经常往返大陆的“８０后”旅馆老板告诉我的。

“在我们台湾，有两种人。一种是搞政治的，一种是忙生活的。”他说。

“那搞政治的怎么支撑起‘生活’？”我问。

“在你们大陆，‘政治献金’不是个好词，在台湾，银行专门立有‘政治献金专户’户头。你愿意献金给哪个搞政治的人物，随你的便，‘政治献金专户’账号都是搞政治的自己公开的。当然，散户的献金实在不算什么，来自财团的献金才是最主要的——没发现金碧辉煌的庙宇都是财团建的？”

我从到台湾第一天起，一直到离开台湾，所交流的对象全都是“忙生活”的。

在高雄“二·二八”展馆内，我开始对“二·二八”宣传抱有警惕

11月20日。

一天的时间，我将高雄的几个重大事件发生地都走了一遍。

中正四路上的“市议会旧址”是六十年来高雄市议会所在地（1951年～2011年9月），见证了高雄六十年的风云变幻。但眼下这个“旧址”即中正四路192号议会大厦，是1966年落成的。再早先的高雄市议会是在191号，在议会大厦对面的马路上。2011年9月下旬，高雄市议会迁到了凤山原高雄县议会所在。现在，高雄捷运将议会的新址和旧址都写进了站名，即“市议会（旧址）”站、“凤山西站（高雄市议会）”站——高雄这个城市对“议会”情有独钟。

在“市议会旧址”即原议会大厦前，高雄市第七届议会立了一尊题名“为民喉舌，活力高雄”的雕塑，时间为2009年。旁边的不锈钢铭牌上刻有《高雄市议会大事记》，上写“三十五年（笔者注：指1946年）‘高雄市参议会’成立，开启高雄市地方自治新页，同时树立地方人治地方事的参政风格，高雄市地方自治的年代，与焉展开。”

看着这行字我沉吟半晌。因为不到七十字的一段话中三次提到自治，我看出“话里有话”。

1895年被割让的台湾原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没有归属的台湾，开罗会议规定东三省、澎湖和台湾由中国收回，理所当然。可以设想一下，日本统治结束，大陆中央政府如不及时接受台湾，台湾岛立马处于无政府状态——此前日本人组建的台湾政府里绝对排斥华人，台湾人不可能在日本人的政府中谋一官半职治理政事（即使改成日本姓氏，最多也就官拜“科长”）；这点决定了当时治理台湾的班底全部来自大陆是顺理成章的，并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内无可厚非。相反，如果台湾一光复就搞选举、搞“当地人自治”，台湾立刻会陷于混乱。从铭文发现，从台湾光复到高雄市参议会成立，一共才半年时间，时间上也不可能允许让台湾本地人来“自治”。而才光复了半年就选出31名议员成立了高雄市参议会，这本身就是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才有的政治进步（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精英争取了十多年，只争取到半数议员民选，另半数由日本殖民者“官派”）。然而，成立参议会不能与开始“自治”划等号。什么叫“自治”？在“自治鼻祖”西方，“自治城市”即是国王颁布特许状的城市，“自治”需得到国王允许，允许的前提是城市须建在封建领主土地上（而不是建立在国王的土地上），这才让“自治”——由此可见“自治”与“独立”的区别。自治不等于自作主张。国王的“特许状”之所以重要，是国王特许给了城市各种商业利益，包括建立市场的授权。没有国王特许，“自治”了也无权得到商业好处——国王颁发特许状的专权是普通法用以制衡“领主自治”的法宝。所以，西方“自治”的实质主要不是体现在行政治理上，而是体现在商业利益上。只有深受华夏传统文化影响，才会受“官本位”意识支配，一说“自治”就与“治人”、“管治”等行政行为挂钩。

其实，写于2009年的《高雄市议会大事记》其全篇的点睛之笔就在于“地方人治地方事”这七个字。这本不是新鲜提法。九十九年前的1916年5月，吕公望被公推为浙江省都督兼省长，他上台就提出「浙人治浙」——这时浙江已经宣布“独立”一个月，但独立的目的是反袁世凯称帝、维护中华民国（即反袁护国），而不是要从当时的中华民国“独立”出去！2009年的高雄市，已然实行了多年的“地方人治地方事”，只不过在某些政治人物看来，还远未达到真正想要达的目的，如此而已！

说到底，将“自治”单单理解成“地方人治地方事”是很片面的，也是对“自治”的曲解。况且，台湾精英争取“自治”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期间，那时争取“自治”是为了反抗殖民统治，是体现了民族气节；而1945年的“台湾收复”，本身就体现了真正“自治”的回归——中国人治理自己疆域内的台湾之事，这是主权意义上的“自治”，是最完整意义上的“自治”！

“真应该到台湾来。不来，不知道台湾在这样做‘自治文章’。”我自言自语着走向捷运美丽岛车站。

离市议会（旧址）站约十五分钟的步程，是捷运美丽岛车站。这个在“全球最美丽地铁站”中排行第二的车站，有四个出口是建在中正三路和中山一路十字路口的四端，在这四个地铁出口的范围之内，就是三十六年前“美丽岛事件”的发生地。“美丽岛事件”中曾被判重刑的著名人士，这十几年来一直活跃在台湾政治舞台。他们是陈水扁、吕秀莲、张俊雄(曾连任2届“行政院长”。曾任民进党秘书长)、谢长廷（曾任“行政院长”和“高雄市长”，曾当选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曾当选民进党主席）、姚嘉文（曾任“考试院院长”，曾当选民进党主席）、陈菊（“高雄市长”，曾任民进党代理主席）等。

美丽岛车站是捷运惟一一个用政治事件来命名的地铁车站。大陆“百度百科”介绍：“高雄捷运05/R10车站即位于事件发生地，特命名为美丽岛站以为纪念，虽当地极少数的居民力主恢复旧地名大港埔站，但高雄市政府认为全台人民定位美丽岛事件是绝对正确的民主活动，无反对意见，因此仍主张命名为美丽岛站。”关于美丽岛车站的命名，其实台湾是有不同说法的。2008年台湾“中广新闻网”报道：“高雄市议长庄启旺表示，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发生在大港埔，高雄市政府因此将中山路火车站以南称为‘美丽岛大道’，又将高捷05/R10站从原本的‘大港埔站’更名为‘美丽岛站’。但是，很多市民向他反映，希望变更回原来的‘大港埔站’名称，因为‘大港埔’是大家拥有的记忆，而且没有任何政治味。 庄启旺认为，‘美丽岛站’确实充满了政治味，他建议在高雄捷运桔线通车前，将‘美丽岛站’变更回原来的‘大港埔站’，比较符合当地的历史、人文风情。”这一对比让人觉得，大陆“百度百科”收入的解释嫌片面了。

这天下午，我去了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隔着一条中正四路，对面便是高雄“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只不过当我还未跨进历史博物馆时，“二·二八”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在遥远地方遥远年代发生的事件，我对“二·二八”的感觉比看雾霾还模糊。而从历史博物馆出来，我发现，解读今天的台湾无论如何绕不开“二·二八”，但我已经不会再轻易接受“二·二八悲情宣传”了。

刚进了博物馆就看到门口有个提示，说是馆内大部分展览都可以拍照，但有一部分不能拍照，又没有指明是哪部分。我当时也没有在意。时间已经块到16点，博物馆17点要关门的。我在一楼走马观花看了一下，就上了二楼，这时，我一眼看见走廊尽头门上挂着“228事件当时的逃难门口”牌子，这让我一下懵了，难道这里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地？

不用置疑，脚下的“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这幢建筑，建成于1939年的日本统治时期，从建成付诸使用到1992年，半个多世纪都是高雄市的政府机关所在地。1947年3月6日下午，刚由高雄要塞司令升任台湾南部防卫司令的彭孟缉，从离此处不远的寿山上的司令部派他的守备队以“平叛”名义武装攻入高雄市府和市府对面的宪兵队部，“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六十八年前的“高雄0306”事件现场，我正站在“二二八0306见证台湾”展厅的门口，

于是我进了展厅认真看展厅内容。不想，“展览宗旨”上的文字令我大惊。这是一段什么文字？我掏出相机摄下了文字内容（此刻展厅管理人员走了过来，我想起博物馆门口关于部分内容不准拍照的提示，收起了相机，管理人员也就退了）。

“当台湾人饱受物价暴涨痛苦时，来自中国的外省人却个个位居政府要职，不仅连亲属都享尽各种福利补助，并透过强占日产牟取不当暴利。大小官员依仗权势，肆行贪污舞弊，没有纪律的国军军官士兵更成为社会治安最大问题。这些事情从1945年10月以来不断累积，至1947年遂使全台人民忍无可忍，最终因2月27日台北取缔私烟事件，爆发全台性殴打外省官员反政府之事件。”

我无须再看其他“真相”。“来自中国的外省人”，这算什么话？这样的口气，台湾是在中国之外了？“来自中国的外省人却个个位居政府要职”，这“个个”两字怎么解？客观吗？事实吗？又何谓是“强占日产”？日产不该没收吗？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对台湾的施政明明是本国政府对辖省的管治，“展览宗旨”偏说成是“新政府施政”，说什么“新政府施政。。。。。。视台湾为新占领地”、“新政府采用恶劣的新殖民政策”、行政长官公署的“军政统治权力庞大甚至超过日本时代的台湾总督府”，这其实就是影射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台湾是外来族群占领台湾、台湾沦入了被征服的地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是如同日本总督府一样在“殖民”台湾！如此一来，今天台湾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就成了正当要求——这正是如今鼓吹台独者的言论！此刻，我只想知道能在高雄历史博物馆开办的这个展览，是不是政府行为？如果是政府机构主办的就问题大了！一看，“指导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办单位”是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果然是政府行为——从1999年起，“高雄二二八事件展场”已经成为高雄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馆！

如此看来，高雄市政府部门“违宪”了。违背了台湾地区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最近两年，我致力于研究“宪政”，对台湾自1992年到2004年七次“修宪成果”有所知道。对“总纲”中第四条“国土”的规定，“修宪”前和“修宪”后我都记得清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是“修宪”前的总纲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是修宪后的总纲第四条。而高雄市政府部门主办的展览竟然出现“来自中国的外省人”字样，那么“本省人”就是在中国之外了？展览主办部门是根据什么将台湾排除在“中国”之外？展览主办部门又是根据什么要改变中国的“固有之疆域”？

的确，台湾有学者说，在193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台湾不在中华民国版图之内，因此台湾不是中国的。但这根本不经一驳！1895年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从此台湾的“管理地方之权”连同“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中国人再痛心疾首，台湾划出中国就是铁板钉钉事实；再不情愿，日本占领台湾得到国际的承认。如此，台湾不入1936年的中国版图，又能当成什么把柄？但是，日本终于在二战中战败了，战胜国对战败国提出收回原有领土要求，早有国际惯例，所以中国要求日本归还台湾、澎湖列岛和东三省等领土要求不但得到国际社会支持，也被日本无条件接受，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降伏文书》，“余等兹对合众国，中华民国及大英帝国各国政府首脑于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于波茨坦宣布，尔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参加之宣言之条款，根据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代表受诺之。右述四国以后称之为联合国。”“余等兹布告，无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任何地方所有之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支配下之一切地带，对于联合国无条件降伏。”“余等兹为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其继续者，承约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见1945年9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降伏文书》经中、美、苏、英、法、荷、澳、纽西兰（新西兰）、日本九国和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共同签字，台湾回到了中国版图也就同样成了铁板钉钉！至于该学者说“一九四七年公布的《中華民國宪法》也沒有將台灣納入版圖”则纯粹属强词夺理，一九四七年公布的《中華民國宪法》并没有给中华民国重划疆域，何来“也沒有將台灣納入版圖”一说？！由此可见，借口台湾被割让过而将台湾排除在中国领土之外，没有学术根据，没有法律依凭，是违《中華民國宪法》的行为。

“高雄市办这样的展览，台湾的现任最高领导不知道吗？”既然这个展览是高雄市政府的行为，我当然会联想到这个问题。

从展览馆出来已将天黑，从展览馆到旅馆就十分钟的路程，此刻我需要回旅馆静一静心。我已经有点激动了。

回旅馆后，我打开电脑恶补“二二八知识”，同时决定改变原来准备第二天即11月21号去台南的计划。“高雄二二八事件展场”让我感觉到，22日上午的“蔡英文·管碧玲　博爱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我应该去，去当一次观众和听众。而21日我可以到与高雄二·二八事件有关的一些地方（如寿山、如建于1941年的旧高雄火车站等）尽可能走一走。

来自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的感动

10月21日中午时分，我登上寿山南坡忠烈祠。前天游的旗津岛又出现在眼前，旗津岛上的旗后山山形如旗，山顶上的“高雄灯塔”高高矗立。1883年，清政府就在这里建造方形砖塔和定光灯；1918年，日本人将灯塔改建成了现在的模样。旗后还有炮台，最早的炮台建于康熙年间，如今成为景观的炮台落成于1875年，于沈葆桢负责台湾海防时建。但这座威力强大的西式炮台并没有起过作用，1895年10月15日，台湾被割让半年后，以“吉野”号为首的日本舰队从海上炮击旗后炮台，将炮台门楣上“威震天南”的“威震”两字轰了，随即就炮台“失守”、旗后“失守”、打狗山（寿山旧称）“失守”、。。。。。

历史是沉重的，现实却“华尔兹化”了。

我现站在忠烈祠旁寿山著名景点“情人观景台”上。轻质建材搭出了一人高的“love”，年轻情侣在此尽情享受爱意。而我站在这里，体会着高雄的壮美。左边，蓝天白云，色彩缤纷的办公楼、住宅楼、商务楼错落有致地布开在天际线上，这是亮丽的高雄市区；右边，水碧天蓝，停泊的船如汪在水波上的大大小小盆景，那是高雄港湾；移动的船一艘艘在天与海的吻合点移出视线——那边是台湾海峡。几十年前，海峡被视作天堑，“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如今地球内都是“村”了，天堑变通途。

高雄的壮美，除了自然风光，是因了“工业”而壮美，是台湾人筚路蓝缕拼出来的壮美。

游罢寿山，下午我到了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18公顷的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十五个常设展示馆、五个特展厅、超大型电影院、科普为主题的图书馆、典藏库房。。。。。。我哪里来得及参观？只选个《台湾工业史迹馆》细细观看。

《台湾工业史迹馆》展览的第一部分，就是例举“台湾工业的骄傲”：“19世纪，台湾的樟脑产量世界第一；1960到1970年代台湾是鞋业王国、雨伞王国、玩具王国、成衣王国；1980年代，太阳眼镜、帽子、自行车、网球拍、螺丝帽、圣诞灯饰外销，世界第一；1990年代，滑鼠、丝织布、缝纫机、光碟片、电动小马达、积体电路生产力世界第一；2000年代，笔记型电脑、玻璃纤维、主机板、电动自行车、数据机扬名国际；。。。。。。”“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工业社会。与工字相连的词汇——工人、工厂、工业，通常意味着辛苦、血泪与牺牲。台湾工业发展的骄傲不只是亮眼的产值数字，也不该只是从工厂数量来理解，一批批辛勤工作、坚守岗位的无名英雄才是台湾的骄傲，他们就象大机器的小螺丝钉，牺牲自己、使命必达的精神，创造了今日台湾工业发展的奇迹。”这样的叙述风格，与大陆差不多。虽然意识形态主张不同，“话语样式”却没有什么不同。难道这正应了“打断骨头连着筋”？反正对于我，看高雄科学工艺馆的展览可比看高雄历史博物馆的展览舒心多了。

我极感兴趣地读着反映台湾工业发展的数目字：“出口上亿双鞋的年代，一年出口的鞋子排起来的总长度，可以绕着地球赤道跑70圈以上。出口上亿把雨伞的年代，全世界平均40人拥有一把台湾制造的雨伞。出口上千万支网球拍的年代，曾创下外汇1亿美元以上的高峰。”“1983年缝纫机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量的80%，微型马达出口占世界微型马达市场70%，。。。。。。1990年代，主机板的世界占有率65%，键盘的世界占有率65%，滑鼠的世界占有率72%。。。。。。2003年，笔记本电脑世界占有率66.7%，2004年，笔记本电脑世界占有率72.5%，.。。。。。”这组数字的结尾部分是一首诗：

“从茶商到新式糖厂，从郊商到洋行，从贸易公司到代工厂，台湾的‘世界’越来越大。坚韧的移民性格，四面环海的家园，台湾产业一开始即面向全世界。

“为了拼外汇，家家户户皆工厂，为了冲外销，一卡皮箱闯天下，黑手技术造奇迹。勤能补拙的信念，再加上弹性生产的网络，台湾加工出口区展现制造业、物流业及高科技产业低成本高成效的特性。

“台湾经济是奇迹吗？台湾经济是奇迹吗？不，台湾经济绝对不是奇迹，而是台湾劳工们用体力、汗水拼搏出来的台湾工业史！”

我击节称赏！

这个展览时还让我注意到几点：

1.指出台湾现代化建设不是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期，而是始于清末有现代意识的治台官员任下。在“现代化建设的创举”栏目下，有如下文字：“1871年，琉球人民误入牡丹社遭杀害的事件，引发日本1874年进攻台湾、英美各国为维护商业利益而出面干涉的一连串行动；清廷当局意识到台湾地位之重要，及各国觊觎台湾的野心，遂派遣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来台治理；陆续开辟道路、架设电话线及电灯、开采煤矿、兴建铁路、医院、自来水等，以加强国防。刘铭传治台期间，完成基隆～新竹段的铁路，台北衙门和各主要街道首度设置电灯等现代化建设。”

2.肯定了国民政府将日本人企业“国营”的举动。展览文字云：“国民政府迁台后，将日人经营的银行、肥料、糖业、铝业、矿业、茶叶、电力、酒、烟、盐。。。。。。等产业收归国有，由国家经营和公卖，担负经济重建和军事财政的双重功能。”

3.指出日本重视高雄、将高雄建成为工业和军事重镇的战略企图是将高雄作为“南向的跳板”：“高雄距离台南和南洋较近，还有水深10公尺以上的深水港。在‘大东亚共荣圈’愿景下。成了日本南进的基地，故有‘日本帝国南方锁钥’之称。在台湾的几个工业城市中，高雄被规划成南向南洋、北向东京的联络站。在台湾现代化、日本工业发展和军事需求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日本政府大力规划炼油厂、海军基地及笔直宽畅的道路。许多工厂在此设立，更吸引了‘做工仔”的移民潮。”

4.揭露了“日据时期，受到日本‘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影响，台湾钢铁产业并无显著发展”。说明殖民地经济必不可能自立。

以上几点，正是现在一些别有用心者竭力否定否认的，这个展览能“以正视听”。

展览最后的《回顾与展望》部分，文字沉重：“过去，我们制造许多‘台湾制造，世界第一’的惊人成就，但也造成了环境与社会的负面影响，或许应思考在‘台湾奇迹’的光环背后，什么是台湾工业的发展或是经济的特性，寻求台湾经济的再定位，‘台湾制造’的意义才有新的思维。”

展览以《台湾产业大事记》煞尾。“大事记”记录的最后一年是2010年，就记录了一件“大事”：台湾与中国大陆签署两岸经济架构协议(ECPA)。用这件大事为《台湾工业史迹展》压台，很有意思。

我将“台湾工业史迹馆工作人员名录”中录的三位“总策划”的姓名在谷歌搜了一下。陈昭义先生是工业局长，王骏发先生是屏东大仁科技大学校长，曾任科学工艺博物馆第四任馆长。谢忠武先生曾任科学工艺博物馆第五任馆长。衷心地谢谢他们！

十全二路上，“后援会”齐呼“小英总统好！”

11月22日8点半，我已经身在高雄火车站。我将行李箱和电脑包寄存了，提个手袋就朝博爱一路十全二路路口走去——昨晚我已经去过那里，是想提前观察一下高雄人对“竞选”的反应，看一看是否有“人头攒动”场面出现、结果是一切平常。只有公交车站贴着“53B 暂停停靠公告”，上写“11/21（六）22：00至11/22（日）14：00，为应因选举活动于十全路（博爱路至哈尔滨街）双向全线封闭。”“造成不便敬请见谅！！统联高雄市公车敬启”今天再到十全二路，已经交通管制。“贵宾接待处”和“后援会报到处”就在马路边设摊，摊前真的是“人头攒动”了。三辆电视采访车都打开了天线，十几台专业摄像机集中在最佳的拍摄位。十全二路（博爱路至哈尔滨街还不止）上放满一张张塑料折叠椅，带统一帽子穿统一上衣的人们坐在椅子上，手中握着统一的小旗。竞选台已经搭毕，竞选台的长度就是马路的宽度，上铺红地毯。红地毯上，八面大鼓一字排开，大锣也挂在台口。竞选立法委员的管碧玲站在台前。8点50分时，八面大鼓擂响，竞选“副总统”的陈建仁和曾任过“行政院长”的张俊雄和谢长廷一起走上台，这时打鼓手交出鼓槌让位，张俊雄、管碧玲、陈建仁、谢长廷等一行政治人物成为擂鼓人，鼓声宣告竞选战开始起跑，场下爆发出“蔡英文，冻蒜（当选）！”“管碧玲，冻蒜（当选）！”的呼喊声。“擂战鼓者”又放下鼓槌，手拉手站成一排，将彼此紧拉着的手高高举起，在一阵阵欢呼声后，齐刷刷向台下的助阵者弯腰行鞠躬礼。

竞选演讲开始了。立法委员候选人管碧玲当然是“主讲”，张俊雄、谢长廷、陈建仁等民进党政治人物的发言是为管碧玲“站台”和辅助管碧玲选举（辅选），高雄市长陈菊也随后赶来为管碧玲站台并演讲，他们中除了管碧玲是闽南话穿插着普通话，其他人都用闽南语讲话。我听不懂，但我听清楚了管碧玲用普通话说的“让国民党倒，是为国民党好；让国民党倒，是为全台湾好。”

舞狮队踩着鼓点舞上台来。在大陆是喜庆场合才舞狮，在台湾原来连政治博弈场合都舞狮。忽然听到后面一阵骚动，我知道接下来是谁登场了。这时，广播喇叭中女主持人尖声领呼：“小英总统好！”马路上坐着的人跟着呼：“小英总统好！小英总统好！”。。。。。。。

蔡英文就从我跟前走过。这是从发型到衣着都极为普通朴素的一位女性。先前的几位著名政治人物已经退场，蔡英文就与当地的议员们也上演了“手拉手站成一排，将彼此紧拉着的手高高举起，在一阵阵欢呼声后，齐刷刷向台下的助阵者弯腰行鞠躬礼”的一幕，这时会场进入高潮，二、三十个壮汉代表各自的竞选后援团擎着二、三十面三角形状的大旗走上了竞选讲坛，这旗象极了京剧舞台上的令旗：旗面浅黄色，镶着大红犬牙花边，中央是粉色圆形图案，白色楷体“英”或“管”字印在图案正中——没有错，这象征着是“英”和“管”的令旗。

轮到蔡英文演说了，她的演讲与管碧玲一样，也是闽南话穿插少量普通话。我观察她演讲的表情比听她的演讲内容更有兴趣。但我也听懂了几句。那就是投票时要“蔡英文一票，管妈一票”；还有就是宣示竞选目标：除了总统要换人做，国会中民进党人数要过半。

十点半，大会结束。我进了路边的商店。就一会儿的功夫，我出了商店呆住了，刚才还喧嚣的会场已还原成干干净净的马路。车辆正常行驶，行人正常行走，穿着统一服饰的助选人群（即庞大的“后援团”）手中拿着小点心，很快散去，骑楼下的商店纷纷拉开卷帘门开始营业，这一瞬间，我由衷佩服台湾人办事的干脆利落！

我终于实地体验了“台湾宪政”的一个场景。我完成了自己加给自己的任务。

12点，我乘上了开往台南的“自强号”火车。

在月光下，始游台南最有故事的地方

乘“自强号”，从高雄到台南只消半个多小时。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衛民路上找了家旅馆安顿好行李，就“轻装上市”了。

脚下的台南，从1684年被清政府收入中国版图到1887年闽台正式分省治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称“台湾县”，同一期间，台湾府在台湾县设置府衙，这里就成为“台湾府城”；1887年，原台湾县改名“安平县”，原台湾府改名“台南府”，而这里仍然是“府城”。日本占领后，这块土地才建市，这就是“台南市”的来历。

衛民路这一地带，是昔日的“台湾县”最有老故事的地方。在“台湾县”成立以前，1669年即南明永历二十三年（台湾对从1645年到1684年间发生的事情，都使用南明纪年而不用清朝纪年），全台第一个城隍庙建于此地，1673年即南明永历二十七年，全台最古老的嶽帝庙建于此地，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台湾府署建于此地；1704年即康熙四十三年，全台第一个书院即崇文书院建于此地；1861年，台湾第一个外国领事府即“英国驻府城副领事馆”租此地店东的二层别墅设立。现在，城隍庙和嶽帝庙仍在原址，领事馆房屋归还原主子孙，崇文书院已倾圮，台湾府署历经康、雍、乾、嘉、道、同、光绪朝气势不凡屹立不倒（可见1752年即乾隆十七年绘制的“台湾城池图”），但日本占领后整个府署被荡平铲光，土地划归军用。如今这里是停车场。原址現立有一人多高的厚重石碑，即“台湾府署遗址碑”。

台湾府署与城隍庙“配套”建，这体现了久有传统的“中国特色”——官府与城隍庙建在一处分理阴阳。所以，在1669年全台第一个城隍庙建于此前，明郑的咨议参军府（后改为总制府，“咨议参军”和“总制”职能相当于宰相）已经建在此地。1684年康熙颁旨设立台湾府和台湾府城隍，由于台湾府署就建在明郑的“总制府”上，城隍庙也就仍在原位，甚至不需要“升格”。需要说明，从朱元璋起，城隍有了级别和爵位。朱元璋按照都、府、州、县四个别级，王、公、侯、伯四个爵位册封城隍爷。城隍分等级的传统被清政权继承了下来，因此台湾县就有两个城隍：“府城隍”和“县城隍”。靠近衛民路的城隍是“府城隍”，庙中有“首府城隍”的匾额。附带说一下，新竹的城隍本是“县级”，但由于1887年新竹被暂定为台北府府署，城隍就升格到“府级”，又因为新竹城隍曾显灵防御外匪，并得到光绪帝题匾嘉奖，就再破格提升为“都级”，如今新竹的“威灵公都城隍”是全台湾位阶最高城隍，2014年新竹市长还亲为“全台湾位阶最高的都城隍爷”扶驾，“祈求都城隍爷保佑新竹地区民众阖家平安”。

我是到了台湾方看到，中国人不但在阳间搞等级制，还要让阴间也同样搞。

这一天，我一直到晚上近十点才回到旅馆。虽然身在“境外”，不感觉自己是在全然陌生的地方。晴朗的月光下，信马由缰走着，爱看就看，爱停就停，爱拐弯就拐弯，就凭着感觉在走，还不担心会迷路，肚子饿了，随便找个餐馆或超市就能进食。回到旅馆打开电脑，点击台南的卫星地图，查查自己到过哪些方位。一查，以东门圆环为中心，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四个方位都走过了：向东走过台南知事官邸、台南神学院、大东门、东门外炮台，向南走过五妃庙、台南大学、台南府城城垣遗迹；向西走过大南门、南门公园、台南南门教会、孔庙、台湾文学馆，向北则是路过城隍庙走向旅馆。老城墙范围内的景点我已经靠着两条腿走过了大半！

1697年，“性好游”的康熙年间人郁永和因官差“自厦门渡台”，在《裨海记游》中这样写“台湾县节府治”：“东西广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镇、道、府、厅暨诸、凤两县衙署、学宫，市廛及内地寄籍民居多隶焉。”我那天晚上游的，应该是这“东西广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的中心地区。

“台湾”称号缘起2.2平方公里的沙洲岛

花了一天时间将赤嵌楼、亿载金城、安平古堡和安平老街上的景点都游了。万里晴空下，亿载金城已不见任何沧桑，昔日黄沙扑面的练兵场如今绿草茵茵。在此环境下“发思古之忧情”，就有点“为赋新诗强作愁”了。“安平古堡”只是在荷兰人造的热兰遮城堡遗址上由日本人盖了洋楼，“古堡”已全无古意；赤嵌楼因日军一入台就将其作为陆军卫戍病院，文物流失殆尽，老建筑格局亦遭破坏。唯有“古堡”外三丈多高的斑驳的“台湾城”城墙和地平面下挖出来的热兰遮城墙基和赤嵌城墙基，才是“真迹”。

“台湾城”，在十七世纪三十到六十年代，指的就是用3丈高的围墙围起来的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的热兰遮城外城和内城城堡。而“台湾”，从1624年到1662年，是单指盖了热兰遮城的那个沙洲岛。这岛长5600米，宽400米，一共2.24平方公里（四百年来随着海岸线外移，原先的沙洲岛早已是与台湾“本岛”连在一块的陆地）。岛外就是台湾海峡。荷兰人来此之前，这个岛名“大员”。安平古堡展馆中关于“大员”的记载是：

荷兰人据台之时，台南（包括安平）一带是西拉雅族的活动范围，当地人称此地为”Tayouan”，汉人依河洛语之音，译为“大员”、“台员”或“台窝湾”。

关于“大员”，最早的准确记载来自明代陈第1603年所写的《东番记》。这是一篇由文韬武略皆备的奇人记下的亲访台湾的见闻，共1400个文字。文中有两处提到“大员”。一处是介绍“东番夷人”居住在“澎湖外洋海岛中”。他们居住的地名陈第具体记录了十个，“断续凡千馀里”，每一个地名都能与今天台湾的西部港口对应，“大员”就是其中一个。另一处是叙述陈第1602年冬随明代名将沈有容去“东番”剿倭寇，“倭破，收泊大员（剿倭部队聚集停泊在大员），夷目大弥勒辈率数十人叩谒，献鹿餽酒，喜为除害也。”

荷兰人1624年进入“大员”， “台湾荷兰统治时期，称台湾为‘Taioan’，即‘大员’之闽南语发音的转写。”维基百科这样介绍。1725年法国人所出版的书中收有西人约1630年绘制的热兰遮城油画，油画上方法国人写着“Formosa-Fort de zeeland ou de Taiovang”，即“福尔摩沙，大员（或台湾）上的热兰遮城”。保存在荷兰海牙国立中央档案馆里面的相关资料告诉我们，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最高治理机构是“大员评议会”，业务机构是“大员商馆”。以后，汉字“台湾”逐渐替代了“大员”。翻开郑成功的户官杨英所撰日记体的《从征实录》，可以看到1661年时，郑成功和他的军队都以“台湾”来称呼热兰遮城和在上建城的那个沙洲岛，譬如“天意若付我平定台湾”、“传谕候令进攻台湾城”、“我欲平克台湾”、“藩驾（指郑成功）驻台湾”等，都是如此。在说这些话时，郑成功与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赤嵌地区和赤嵌楼，因此，1661年时的“台湾”就是指“大员岛”，确凿无疑。而在1636年西人所绘的古地图上，没有标注“大员”，却清楚标注出了建在“大员”上的热兰遮城——Fort  Zelandia，

在郑成功“平克台湾”的前一年，先攻克下了与热兰遮城隔台江相望的赤嵌楼，即普罗民遮城，这时郑成功下令，“改台湾为安平镇”，于是原先被叫过“大员”、“台湾”的那座2..4平方公里的沙洲岛，又多了个“安平镇”称呼，“安平”用作这块地方的地名也就延续到了今天。今天的台南市安平区不但包括了原“安平镇”，在原“安平镇”上，还开有一条安平路呢。

郑成功给“台湾”换名“安平镇”，也是有用意的。郑成功六岁时，受招安任“明朝五虎游击将军”的父亲郑芝龙在泉州安平镇上任，郑成功被接到泉州安平。郑成功在此读书生活到二十岁。离泉州安平镇不远，就是郑氏的家乡。

自郑成功为“台湾”改名后，明郑政权的行政区划中再不见“台湾”两字。由于明郑的中心统治地区在今天台南市的大部、嘉义县、高雄市的沿海地区，最北可能到达桃园大溪（维基百科记载，明郑时大溪属于承天府天兴县），所以明郑政权并没有为今天称为“台湾岛”的全岛定过称谓。

1684年，台湾岛收入中国版图。台湾岛上始建“台湾府”，“台湾”第一次作为官定行政称谓出现。台湾府下辖台湾（今台南）、凤山（今高雄）和诸罗（今嘉义）三县。随着台中盆地和彰化平原的开发，雍正元年（1723年），台湾府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清政府对台湾全境范围内的有效管辖开始了。“台湾”也就成为对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架上那个3.6万平方公里大岛的正式命名。

1895年4月1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其中包括割让台湾岛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等（这说明并不是清政府主动提出割让台湾的），据《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2册所记录，李鸿章早些天就对“透风”要中国割让台湾的伊藤博文发出警告，说此举英国将会干涉，伊藤微笑说：“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 而澎湖已经在3月23日被日本占领——这才是先下手为强！

《马关条约》以后，“台湾”两字是针、是刺、是利剑，直刺中国人的心。因为台湾是从中国割出去的。

在热兰遮城遗址，我在感受“挖煞”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于1624年在大员始造热兰遮城，城分内城（城堡）和外诚，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共造了十八年方完成；1653年又在隔着台江的赤嵌建普罗民遮城，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荷兰东印度公司原本以为能依凭这两个据点达到长长远远的殖民获利目的，不想好梦长不了。他们只在台湾活跃了三十八年，然后留下两处废墟，三百多年后，废墟成为“遗址”，热兰遮城遗址上有个“原荷兰堡洋楼史迹纪念馆”，遗址旁有个“热兰遮城博物馆”。

荷兰人为两个城堡起的名字，很体现“爱荷兰”的情怀。热兰遮，荷语Zeelandia，搬了荷兰联省共和国的一个省名“泽兰”用作城堡名。在十七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泽兰省和荷兰省是荷兰的两个著名航海大省，早期的荷兰探险者就喜欢用这两个地名来命名他们“发现”的“新大陆”，譬如Nieuw Holland，譬如Nieuw Zeeland，前者就是澳大利亚，后者就是新西兰。普罗民遮，荷语Province，荷文“行政省”的意思。意在纪念尼德兰北部七省独立，所以普罗民遮城的城徽就是用纽带缠在一起的七枝箭，象征七省的联盟和团结。这些城徽和城名说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到大员和赤嵌安营扎寨的政治意图鲜明。

靠着这些据点，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经营”台湾。他们在海上捕获中国船民当奴隶，在陆地捕获原住民当奴隶，因为中国船民和原住民都是“异教徒”，被奴役是应该的，所以热兰遮城堡内奴隶及其子女要占城内人口的32％；他们逼迫每一个归顺的原住民村庄承认荷兰政府对台湾土地的主权，让原住民向荷兰人“奉献”土地；他们对参与台湾开垦开发的汉人强征各种税捐，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税捐收入已经超过大员商馆的贸易收入，而税捐收入主要来自在大员和赤嵌的汉人。这两地的汉人当时已有三万多，占了大员和赤嵌地区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文化意识方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原住民中强行传播基督教，还将原住民宗教祭司放逐到深山任其自生自灭。

不过，以上关于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是如何“经营”台湾的内容，在安平古堡的纪念馆博物馆和赤嵌城的展览馆中都找不到，以上内容来源于荷兰海牙国立档案馆，三百多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要求下属的各地“评议会”和“商馆”每天详细汇报工作，这些工作记录摞起来据说能排一公里又二百米长。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是台湾的专家将相关的资料翻译成中文。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虽经台湾专家辛苦整理，但传播渠道不畅，，也就是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活动三十八年更多的真相，还鲜为人知。而为早期殖民者涂脂抹粉的声音，倒已经甚嚣尘上了。

“原荷兰堡洋楼史迹纪念馆”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幅画名为《最后的诀别》的油画和关于这幅画的说明：“提到热兰遮城内的荷兰堂，马上令人联想到勇敢的荷兰牧师范无如邱（Hambrok），当年郑成功命令他持节前往热兰遮城说服荷兰人早日投降，然而他却不惜宁愿牺牲妻儿和自己生命，当众慷慨陈词力劝荷军固守热城等待救援。范无如邱此举无疑是宣判自己的死刑。现今安平古堡内挂着的这张西画，深刻地描绘范无如邱牧师与两个女儿生离死别的哀切场面。民众参访古迹并回想这段历史故事，一定能细细品味出其中感人肺腑的情节。”

画很美，文字读来别扭。但我知道已经有一些年轻人被这幅画所感动，我是从网上发现的。他们被感动的一个理由竟然是“新鲜”，说是与大陆的宣传不一样。而我认为他们被感动正说明他们对这段历史了解太少，当然，大陆的宣传一向是大陆最失败的工作。

旁边墙上挂着1662年“荷兰人交给郑成功的缔和条约”，第一条是“双方都要把所造成的一切仇恨遗忘”；也挂着“郑成功交给荷兰人的缔和条约”，第一条是“我同意双方面发生过的所有问题都已经过去不再存在，而且不再去想那些问题。”条约的来源也是荷兰海牙国立档案馆，条约是从古荷兰文翻译成中文的。怪不得读来别扭。

看了纪念馆的馆展，再站在三百多年前的热兰遮城的遗址上，我总的感受如果用最精确的语言表达，那就是沪语的“挖煞”两个字，这两个字很难译成普通话，差强人意也就译成“别扭”吧。

延平王祠前的解说词，让白先勇和台南文献委员会打起来了

到了台南，延平郡王祠当然必去。这番去也有故事。

2015年2月16日，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来到延平郡王祠。他并不是第一次来，但他第一次发现了2006年就搁在此地的中、英、日文并书的一块导览牌。这个导向牌与他父亲有关。

1947年4月27日，白崇禧在此题下“忠义肝胆”的横额、“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万古，正人扶正义，莫教成败论英雄”的楹联、“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春三月銜命宣慰台湾道出台南市谒祭，延平郡王写此以誌景仰  桂林白崇禧”的跋文（跋文可能中间有漏字）。当时人将原日本人在“开山神社”为郑成功立的石牌坊移来此，把白崇禧题跋楹联刻在石牌坊上，将横额上方的开山神社的石匾改刻为国民党党徽。时间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忠义肝胆” 横额和国民党徽还在，楹联改成“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序跋改成“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春三月，命宣慰台湾道出台南谒祭”。

谁改的呢？台南市文献委员会在导览牌上写，是“本市黄典权文献委员会”。可是白先勇抗议了：“這是不对的，对联是我父親自己改的，父亲亲口对我说过！”这下可有意思了！

先看看 导览牌上怎么说的吧！

延平郡王祠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市发生私烟查缉员枪杀市民案，引发“228事件”延及全台湾。台人求庶肃贪，改善经济，行自治。而当时之国民党政府竟遣军队登台镇压实施戒严滥行捕杀，菁英遭殃者尤甚。民情沸扬，世论蹈腾。国民党政府遂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到台宣慰，白氏经台南，谒祭延平郡王而题联建此坊，横额“忠义肝胆”白崇禧题，顶有青天白日之国民党徽，柱上原为“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万古，正人扶正义，莫教成败论英雄。”

后经本市黄典权文献委员会改为“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旁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春三月，命宣慰台湾道出台南谒祭”，时有该徽有秽胜迹应拆除之议。唯历史为明镜。鉴古观今以为悔悟并诫恻惐之又萌，是乃留之。

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立 二00六年五月

原来此导览牌也与“二二八”有关！我觉得有点烦人。

那对联到底是谁改的呢？如果是台南市黄典权文献委员会改的，具体是谁改的？是集体改的还是个人改的？为什么要改？这些全都不解释清楚又是为什么？而国民党能容忍将国民党党徽说成是“有秽胜迹”的污秽而不抗议，还让其堂而皇之展示在旅游景点，这当政的国民党也太懦弱了！并且，如果白先勇的话是对的，那么台南市文献委员会显然就是在无事生非。因为，如果没有“改联”作为由头，他们没有理由立出这么个导览牌；而他们的目的，看来无非是要用三种文字告知世界，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是如何的混蛋，要让“国民党倒”——其实真正目的哪就止于“让国民党倒”！

白先勇说：“我们要提出来，像这样的错误，要改正过来。”

那就等着白先勇先生的话兑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