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马小说风靡蒙古中亚 中国文学不一定从西方走向世界

汤笑然@北外

2016年01月15日 20:26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徐鹏远

2015年9月，劳马小说集在格鲁吉亚出版，登上了该国最高级别杂志封面。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作家劳马（马俊杰）可能并不为太多中国读者知晓，就连他的好友、著名作家阎连科也承认劳马不是中国写得最好的。但就是这个“不是中国写得最好的”的作家，却获得了蒙古国最高文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作家、第三位亚洲作家。蒙古国汉学家、劳马作品译者森·哈达表示，劳马现在可能是蒙古影响最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蒙古以前有从俄语翻译的郭沫若、老舍作品，但对中国当代作家是非常陌生的，就连莫言也是获奖以后才知道的。不仅仅是蒙古，劳马作品在中亚国家也有广泛的读者，森·哈达介绍格鲁吉亚文学对劳马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汉语重要的作家之一。

劳马的小说从中文译成俄文，从俄文译成蒙古文，随后又陆续被译成越南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等十几个语种，即将在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等出版七八种语言版本，共计约二十余种语种。阎连科将之称为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奇特的现象带给中国文学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国文学想走出去，眼睛不能只盯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等之上，如果西方难以走进去，从中亚出发，可能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015年12月21日，在阎连科等知名作家任教的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课上，全体师生一起就劳马作品和劳马现象展开了讨论。

劳马的小说就像小皮鞭 虐得你很开心

“劳马小说的底子是幽默的、睿智的，甚至荒诞，但背后却带着温厚善意和宽容的心态。”写作班学员、青年作家张楚这样评价他理解的劳马。他引用学者程光炜的一句话来概括劳马用短篇小说“吝啬”的文字饱满展现人生的局促、尴尬或者是荒谬：“劳马以阅人无数的社会身份练就了老练事故的眼光，在短篇小说狭窄的空间里积蓄储备叙述的工夫。”张楚觉得劳马的内心里是柔软的，尽管讽刺人性的某种善变和激变，但是总是流露出某种遗憾，就像有的评论家所说，他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了关于经常被误解并没有幽默感的中国文化一个重新认识的方式。

学员崔曼丽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短篇小说更具有阅读性，而且对日常生活的短篇描摹，是可以被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接受的。在她对劳马小说的阅读体验中，发掘出一种“被虐的快感”：“如果说鲁迅的小说像匕首，劳马的小说就像一个小皮鞭，跟你玩儿这个游戏，虐你，但是虐得你很开心。他能让你在挖苦讽刺中，一边受到启发，一边又有一种快乐感。”

笔记体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可以继承的优秀之处，但现在的写作者往往不敢把小说写短，因为越短的作品越难以藏拙，或者反映的内容和思想深度不容易让人感觉到。学员侯磊和南飞雁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这一点，劳马正是敢于写短篇，而且写得很成功，从这点而言，劳马完成了对传统写作的继承和开拓。

他们同时还认为，一带一路国家原来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的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生活制度和中国有很大的渊源，我们一些行为方式在他们那里的认同程度、理解程度很高。中国文学想要走出去，汉语虽然不容易翻译，但是人情世故、人生经验、智慧和哲学都是相通的。

学员双雪涛认为，以往的超短小说都是反转式的，而且反转力度很大，但是劳马反转的力度不是很大。

劳马的“门”是虚掩的 和生活没有割裂

作为好友，阎连科曾经问过劳马怎么去构思那么多短篇，得到回答是不构思。劳马说他永远是拿起笔坐在那沉默两分钟，就来了，有时候星期天可能上午刚写完一篇，下午又写了一篇。

对于此，阎连科表示自己很佩服。但他也指出，这恰恰导致了劳马小说的一些问题：太过随意，以至于有的故事会重复，幽默也会重复；不够细腻，显得有点简单；文字简洁、幽默、准确、夸张，但某些地方还缺一点诗意。

教师杨庆祥也指出了劳马小说的某些问题，他认为中国杂文从鲁迅以后讲故事的能力越来越弱了，劳马最独特的地方就是把杂文和小说结合起来了。但是劳马所惯用的短篇体裁，虽然具有直接有力的优点，但在另外的时候却会显得后劲不足。

“用一句话描述劳马小说的内容，就是新儒林外史。”杨庆祥指出，中国文学在1949年以后，写农民写得特别好，但是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这两类人物没有写好。知识分子没写好是因为知识分子太复杂了，所以劳马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谱系，甚至劳马很多写知识分子的故事，其他作家可以接着再写，劳马小说是可以用做素材的。

此外，杨庆祥还表示，劳马的小说在蒙古或中亚一些国家，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人形象，这其实是弥补了整个中国当代关于自我的想象方式。这个形象不仅一带一路的国家感兴趣，欧美国家也会感兴趣。这提示给中国作家们一个有趣的路径，通过这个路径可能会使中国的想象与书写变得更丰富起来。

写作班教师、作家张悦然认为，劳马一直是用旁观者的角色审视着周围的人，随时给他们画一幅漫画像。之所以我们阅读劳马会觉出一种宽仁，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就在劳马所讽刺的人之中。她尤其强调，劳马的小说和日常生活的关系非常紧密。有些人会特别强调写作需要一扇门，一定要把这扇门关上，但劳马的门是虚掩着的，随时进进出出的状态，他和生活的关系没有割裂，没有彻底进入一个纯粹的虚构的空间里。在我们不断强调形式感强调那扇门的时候，也许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它变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对此，阎连科补充说明劳马的小说不是突然之间来自于生活的，在生活的背后他其实读了很多国外作品，他有准备也有想法。

一带一路新思维是中国作家的幸运

《巴赫金的狂欢》俄文版

亚美尼亚版

阿塞拜疆版

格鲁吉亚版

森·哈达在课堂上展示了劳马小说集的多个译本。他说劳马作品在蒙古的销售状况基本与马尔克斯持平。劳马的小说让蒙古人看到了一个与观念中不一样的中国，他们喜欢这种喜闻乐见、短小精悍的故事，一位蒙古读者的反馈说：“读劳马写的幽默故事（他们叫故事，不叫小说），感觉到精神放松，也缓解压力，并了解当今中国社会。”

据森·哈达介绍，蒙古经济与文化比较欧化，加上一些历史原因，蒙古以及中、西亚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够现代化。而如今一带一路的新思维给了双方共同的机遇，可以说中国作家的春天到了，这是中国作家的幸运。

森·哈达认为，中国的年轻作家都希望被翻译到欧美，但是恰恰欧美不了解亚洲，美国人不是不看中国的书，他们也不看法国的书，他们只关心美国自己的事。

杨庆祥对此做出回应：“我们不是被土耳其打败的，也不是被蒙古打败的，我们是被欧美打败的，所以我们后来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心理，就觉得他们都是好的，这种自我的认定出了问题。”他觉得走出欧洲中心主义，至少还需要一百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