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博导谢有顺：贾平凹的内心是有悲哀的 2018-05-07

CDC-19

中山大学博导谢有顺：贾平凹的内心是有悲哀的

　　? ? ? 牟宗三说，一个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不顾其文化生命，是一种悲哀，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其最原初的最根源的文化，而我们又不信，也无从信，则是另一种悲哀。《山本》没有掩藏这种悲哀。by-谢有顺

　　贾平凹的内心是有悲哀的

　　文 | 谢有顺

　　? 一 ?

　　离开了地理上的商洛和棣花镇，贾平凹的写作更见从容。

　　?

　　《山本》的叙事还是如此密集，但明显多了不少闲笔，显得精微而繁茂。秦岭雄浑，写秦岭的《山本》自然也要写得大而广，既要依托于大的历史背景，也要写好生活的细节和末梢。

　　?

　　这是一种写作心态上的变化。

　　小说里麻县长这个角色的设置就意味深长。这个安分的人，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施展不了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品茗，结识花草，为秦岭写风物志。“他差不多记录了八百种草和三百种木，甚至还学着绘下这些草木的形状。近些日子，他知道了秋季红叶类的有槭树、黄栌、乌柏、红瑞木、郁李、地锦，黄叶类的有银杏、无患子、栾树、马褂木……知道了曼陀罗，如果是笑着采了它的花酿酒，喝了酒会手舞足蹈。知道了天鹅花真的开花是像天鹅形，金鱼草开花真的像小金鱼。”这种旁逸斜出式的文人旨趣，不仅使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变得丰瞻、茂盛，也有效舒缓了小说的节奏。

　　也许，贾平凹无意写什么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但《山本》在物象、风情的描写上，确实是花了心力，小说的叙事也就不再是单线条地沿着故事往前推进，而是常常驻足流连、左盼右顾。

　　?

　　这种曲折和多姿，昭示出了作者的写作耐心，也是《山本》在叙事上的新意所在。

　　? 二 ?

　　秦岭并不仅仅是《山本》的背景，它就是小说的主角。要写真正的秦岭志，秦岭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就都是角色，它们才是秦岭的肌理和血肉；而生活于山里的人，反而是过往云烟，他们或强悍或懦弱，或善良或凶残，或智慧或奸诈，终究本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小说的最后写道，“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

　　?

　　这就是“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的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它无声地接纳着一切，包容着一切，它抚平人心的沟壑、历史的褶皱，当春天来临，又是百花盛开，太阳照常升起，万物生生不息。秦岭是一切生命的舞台，也是上帝般的观察者，人与物的荣辱兴衰，尽在它的眼底。

　　?

　　《山本》写出了一座大山的肃穆、庄严与敬畏，所谓悲悯，正是由此而来。

　　?

　　麻县长以他的风物志，表达了他对秦岭中那些渺小生物的有情，多少人忙着革命、斗争、夺取，而他只为这些默然的生命立言。在历史的洪流中，这样的立言，有点像文人在乱世的际遇，更多是一种无奈，一种软弱人生的余绪而已，但它使无名者留名，让无声中发声，反而得了秦岭的胸襟和气象。

　　沈从文曾说，“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与麻县长的“有情”相比，更多的人追求“事功”，确实，连绵的战争令生灵涂炭，权力的追逐也漠视生命，那些丰功伟绩、英雄主义的背后，是百姓的疾苦，是人性悲剧的盛大演出。一个苦难过去了，另一个苦难又接踵而来；为制止一次由权欲泛滥所带了的杀戮，迎来的往往是更大一次的杀戮；这边刚刚尘埃落定，那边又开始暗潮汹涌。历史总是在重蹈覆辙，普通小民却如波涛中的一叶小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着世事的浮沉而颠沛、寂灭。

　　麻县长对那些无辜生命的凭吊，寄寓着作者面对历史的伤恸之情。

　　?

　　《山本》里的这种哀矜和悲悯是深沉的。革命的纷乱，涡镇的兴亡，人事的虚无与实有，是一种生活常态。但贾平凹也看到，历史中有多少善美，就有多少丑陋；有多少坚韧的生，就有多少罪恶的死。他不再简单地写乡土的质朴、重义，更不会轻信传统文化的救世情怀，而是很早就看穿了人世破败的真相。

　　《山本》之前的《老生》，以四个故事呈现百年乡土社会的变局，从乡绅阶层的落寞，贫苦大众翻身做主，到乡村日常伦理一点点被政治与革命话语所“吞噬”，到最后，乡村在改革浪潮中发家致富之后又沦为空村——传统和现代的价值观都显露出了自身的乱象。更早以前的《古炉》，写的也是乡村，村民从丢钥匙这样的小事，到“破四旧”，“文革”武斗，他们的起居生活及思想意识都被迫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如小说中的善人所说，维系人与人、人与自我，社会、国家的纲常伦理已经失序，乡村也就不复有一种正常运转的经纬。

　　《古炉》《老生》都写到，一群小人物在历史的动乱中，或隐忍慈悲，受尽欺侮与伤害，仍倔强地活着；或被自己都还不甚了了的各种革命理念所劫持，拔刀向更弱者砍去，以善的名义不断制造新的恶。

　　?

　　以暴力和恶来推动的历史，只会产生更多的暴力和恶，历史的荒谬正在于此。

　　? 三 ?

　　《山本》也多是写小人物的群像，重在以小民的生活史来考辨历史的事功与情义。但比之以前的小说，《山本》还塑造了井宗秀这样的乱世枭雄。井宗秀、井宗丞、阮天保这几种武装力量之间的争斗，也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线索。井宗秀成长的故事，原本是一个英雄的故事，他坚忍、能干，不断做大自己，梦想造福涡镇，应该说，他身上寄托着作者的某种理想，但权力、财富、美色使一个英雄失去了魂魄，人性失去了光彩，他终究成了另一个人。

　　井宗秀崛起和坠落的过程，说出的正是人性的复杂和悲哀。他并非全然的恶，他心念兄长，善待县长，尤其对女性知己陆菊人更是敬称为“夫人”，多方示好，只是，这点残存的善念已经无法拯救他朽坏的灵魂，最后落个不明不白的死。他死之后，陆菊人在井宗秀尸体前看了许久，默默地流泪，然后用手去抹井宗秀的眼皮，喃喃道：“事情就这样了宗秀，你合上眼吧，你们男人我不懂，或许是我也害了你。现在都结束了，你合上眼安安然然去吧，那边有宗丞，有来祥，有杨钟，你们当年是一块耍大的，你们又在一块了。”井宗秀的眼睛还是睁得滚圆。他有不甘，但权力和英雄的神话终究还是破灭了。

　　陆菊人和与井宗秀是有对照意味的。

　　?

　　他们之间无关情爱，他是一个男人成长与衰败的见证者，也是他的哀戚者。这个女人宽阔、平静、智慧，承受着生活的重负毫无怨言，认命但又不愿屈从于现实的安排。在井宗秀面前，她一直保持着独立、自尊，常常牺牲自我来成全他，这份隐忍的大爱，暗藏着她对家族、对一个男人的美好想象。本着这种良善和慈悲，她将茶行打理得井井有条，将花生调教成理想中的样子许配给井宗秀，鼓励、培育井宗秀，希望他造福百姓；她也屡次谏言井宗秀，对预备旅的暴行表达不满；她心系苍生，对人常怀体恤之情，她是《山本》里的奇女子，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

　　??四??

　　对陆菊人的理想化，可以看作是贾平凹为中国文化、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火。

　　?

　　这也是贾平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他写这块土地如何藏污纳垢，写历史背后的罪与恶时，总是对人性怀有一种良善的企盼，对寻常巷陌的烟火气有一份亲近感，对小老百姓向往安宁生活的愿望感同身受。不管革命或战争如何侵扰人心，恶与暴力如何摧毁美善，贾平凹的笔下总会有一两个人物，他们不屈或高洁的精神如同灯火，在那些晦暗不明的岁月里闪烁，如《带灯》里的带灯，《古炉》里的蚕婆、善人，又如《山本》里除陆菊人以外的瞎眼郎中陈先生，还有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他们都像是《山本》里写到的那面铜镜，照出历史的荣光，也照出历史的龌龊，照出人性的丑恶，也照出人性残存的光亮。

　　?

　　作者看着这一切的发生，痛苦着，怜悯着，茫然，彷徨，有一种无所适从，但也不知该归罪于谁，不知该审判谁。

　　在《秦腔》里，他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又说，“我没有恨白雪，也没有恨夏天义”——“不知道”和“没有恨”，这种写作伦理，可谓是饶恕一切、超越一切；《老生》里一面是山水，一面是人事，各自的脉络清晰可见，而又浑然一体，追求海风山骨的气韵下也不避人性的凶险；《古炉》察看“文革”之火是怎样在小山村点燃的，看人性如何裂变或坚守，叙事调子上是压抑而哀凉的。

　　相比之下，《山本》在精神省思的力度上，是进了一步。看得出，《山本》对一种文化命运的思索、一个民族精神根底的理解，更为自觉而深切。所以，《山本》已不止于一种乡村日常的描摹，散文式的叙叨，地方风物的展现，而是追求在一个更宏阔的背景下揭示小镇革命的纷纭变幻，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里面有历史演义，亦有人性拷问，而关于中国人该魂归何处的精神思辩，则透着一种过去不太有的文化气象。

　　作者在“后记”里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木头和石头中去了。”书写一种精神的来与去，辨析历史中的人过着怎样的日子，有怎样的灵魂质地，这背后又蕴含着多大的悲怆和代价，这才是贾平凹写作《山本》的真正用意。牟宗三说，一个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不顾其文化生命，是一种悲哀，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其最原初的最根源的文化，而我们又不信，也无从信，则是另一种悲哀。

　　《山本》没有掩藏这种悲哀，但它还告诉我们，在废墟之上思索和相信，远比空泛的悲哀更有意义。

　　— END —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