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阿乙也没读完《尤利西斯》，但这无损我们对乔伊斯的热爱

汤笑然@北外

西川阿乙也没读完《尤利西斯》，但这无损我们对乔伊斯的热爱2018年01月17日 20:00:12
来源：凤凰文化综合 作者：冯婧

乔伊斯与诺拉

朗诵、舞蹈、沙龙、放映、诺拉之吻，一场以致敬乔伊斯为名的文学之夜。乍一听，这很“单向空间”，却不怎么“乔伊斯”。

乔伊斯的夜晚，怎么想都应该更咸湿一点：像《青年艺术家画像》里，16岁的斯蒂芬紧紧依偎在妓女的怀中，“歇斯底里地嘤泣”；像《尤利西斯》里那样，充斥着跛脚的少女和洁白的乳房；像写给娜拉的信里，“我在你身体里连续挺了好几个小时”……

更私密一点，像《最危险的书》中提到的莎士比亚书店。西川说，“那个书店里有好多床，你可以躺在那，你可以躺在那看书，你可以睡觉打盹。在这个书店你摆几张床试试，气氛立刻就不一样了”。

或者更暗黑神秘一点，像乔伊斯陷入写作时那样迷信，“黑猫和希腊人预示着好运”，“在屋里打伞意味着厄运”；像《芬尼根的守灵夜》里，亡者躺在河岸，爱尔兰甚至世界的历史和未来，就像意识一样从眼前流过，“变化无穷，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正适合一个夜晚篇”。

还好，所有的形式都将被乔伊斯的魔力消解。西川说，我们不能像朗读《红岩》一样去朗读《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伟大，但不是《红岩》式的伟大，它是一个发明，是一场奔向地狱的革命，不能把它当成一部伟大的高不可攀的书，如果一天到晚之乎者也，就感受不到色情的部分。

朗读者

嘉宾们也没有发表严谨的文学评论，他们乐于扮演读者的角色，甚至是听起来不那么称职的读者——西川、阿乙、戴潍娜和王敦都没能完整读完过《尤利西斯》。

据西川介绍，读不完乔伊斯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图书馆里的《尤利西斯》永不都是前几十页已经发黑了，后面还是新的。乔伊斯自己说，这个书写出来，就是让那些教授们啃五十年啃不完。《芬尼根的守灵夜》更读不了，读者可以打开任何一页开始读，读两页就可以搁下了。

戴潍娜说，乔伊斯有点像是在等待世界拒绝的一个作家，只有极少部分人能了解乔伊斯所创作的风景的全貌，但吊诡的是，正是这种不了解，构成了我们对乔伊斯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根本的了解。

阻挡阿乙读完《尤利西斯》的是他身上某种“刘伯温”的东西，抑制了他对都柏林那些掌故的理解，“那是一个欧洲的故事，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每次看到书架上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和《尤利西斯》，他心里就会感受到一种崇高的召引。在他看来，艾伦·坡、欧·亨利、莫泊桑或者卡佛是可以僭越的，但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这样的雪山只能去仰望，他们是人类剩下的最后几个作家。“翻到这些伟大作品，会觉得它每个句子都像光一样的在海面上跳跃，感觉特别舒服、特别伟大。但是又觉得好像这个事情跟自己关系不是很大，这个是比较让人绝望的地方。”

王敦认为，自己没能读完的原因是它过于艰深，读它的乐趣并没有能够支撑自己花很多的精力、脑力和情感的投入。但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阅读者，他认为《尤利西斯》一定是一部有趣的小说，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典故和互文性，对着注解读会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读不懂、什么地方能够get ，如果要进一步深挖，需要对《圣经》、天主教文化、爱尔兰历史有很深刻的了解。而《最危险的书》恰好为《尤利西斯》提供了“上下文”。

或许，这是现场所有读者当天晚上最大的收获，终于不用再为没有读完《尤利西斯》而感到羞惭。乔伊斯虽然绝不讨好读者，但也不想故弄玄虚将读者拒之门外。

诺拉之吻

一位姑娘现场用英文朗读了一段《尤利西斯》的原文后，失手打翻了高脚杯，这个小意外成为了“文学之夜”的绝妙注脚——《尤利西斯》是乔伊斯写给诺拉的终极情书，两人互寄的色情信件成为了现代文学的隐秘源头之一。而这本文学史上有名的“禁书”所经历的封锁与审查，以及围绕它所展开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审判，使得“自由”从审查的桎梏中突围，宣告了“文学”的胜利——就像读过《尤利西斯》，饮尽“诺拉之吻”后，打破高脚杯的一声脆响。

《最危险的书》讲述的就是《尤利西斯》从地下到公开，从查禁到合法，从贬斥到赞誉的豹变，不啻为一段作家、出版人、盗版商、律师和法官共同参与的冒险旅程，已于近期由单读出版。下文为嘉宾们的现场发言，凤凰文化特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西川

西川：在乔伊斯身上，既能看到左派也能看到右派，一方面很下流一方面又很高尚

这本《最危险的书》，副书名叫“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为他而战，就一定是一帮子人，像庞德、艾略特、海明威这些人都在里面，还有律师，他们全在为这个事忙活。庞德就是一个怪人，他是属于永远不会坐在这跟你说话的，他跟你说话的时候，老摆出一个他马上要走的姿势，所以有些人就会烦庞德，就不喜欢他。然后还有艾略特，艾略特当时跟伍尔夫等人在英国伦敦，伍尔夫忽然发现艾略特化妆，艾略特为了显示自己特别忧郁，他的脸上会带一点绿色。艾略特那么大牌的诗人，去参加朋友聚会，他还要化一点妆，而这个妆不是为了把自己化漂亮，而是为了把自己化得更忧郁一点。

当然，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欧洲到了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产生，那个时代产生那么一帮子稀奇古怪的，那么有革命精神的人，不光是有作家，诗人、艺术家，还有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都混在一起。这帮人干的事，大多数都是在主流社会看来是非常不着调的事。其实这种实验、革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挺自然的事。整个历史就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这些人每一个都是那种特别的，按照我们今天看来都不正常。就这么一帮子人，你说他不着调也好，他们就像一个大漩涡，《尤利西斯》就是一个大漩涡，它吸引了这么一帮子人，全卷在这个漩涡里了。

当时那些作家、艺术家、出版人身上蕴含着一个巨大的能量，无论多少年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那个能量场。比如说乔伊斯，见到叶芝时，不客气地直说他老了。我怎么说呢，反正就是那种能量感，隔多少年之后依然能感觉到——这种能量和那个革命之间，当然是有巨大的内在的联系——真是令人神往，这种能量、写作、这群朋友，他们一方面很下流，一方面很高尚。而且，即使是乔伊斯自己，他自己也说，淫秽和崇高对他来说是同一个东西，这个太狠了。那时欧洲有一些高高在上的作家，叶芝这些人代表的是贵族势力，乔伊斯就是底层，但是发现了下层那种最龌龊的世界里，无比灿烂的诗意，太了不起了，现在依然能感觉到这个东西。

乔伊斯文学之夜

他的小说那么激进，但他的诗歌又是合辙押韵的，这有点邪门，在乔伊斯身上，我们既能看到一个左派，也能看到一个右派。看他对叶芝是那样一种态度，他之所以这样，一定是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趣味不屑一顾。他也写合辙押韵的诗，但写的什么呢？写的比如，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撒尿。他有一种对他来讲是一种很自然的事，他就爱这么干。别的写法对他来讲，比如写写秋天的落叶、月亮升起来了，他觉着好无趣。所在时代大多数人所认为美的东西，对于乔伊斯这样的人来讲，无趣、乏味、俗气。所以他才这么干。

说到时代对创作者的限制，一是各种各样的禁忌，出版时要求你修改，甚至不能发表。二是时代趣味，如果说这个时代就喜欢舒舒服服的文学，那文学就等于迎头撞在了墙上。这是在各个国家、不同的时代都有的情况。再说冒犯。我们通常指的是对别人的冒犯，但是我想，我可能首先冒犯的是我自己。我过去有一套文学观念，我读文学史，我知道那些人都怎么写；我一开始写东西，是想追随那些伟大的先驱写东西，但是你一辈子之中会有一些契机，使你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过去的那套写法已经作废了。这就是所谓冒犯到自己，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某一部分完全作废了，没用了。就是说我意识到我要有一个变化。但是人家没觉着人家废了，咱觉得咱们一部分过去的东西废了以后，咱就照着这个（新的）方式写了，那你当然就冒犯了别人，这肯定的。一旦你开始真诚地面对你现在的困境，你一定就对别人构成冒犯。

王敦

王敦：实际上乔伊斯就是一个赵树理，他和帮助他的那些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些怪人是各取所需，要把他们分开，先要把乔伊斯和出版商们分开，再把出版商和文学运动分开。

首先，我要表达一个观点，乔伊斯是非常接地气的，我认为他相当于赵树理，虽然他有些地方非常深奥，但这本书局部深奥。当你一路走，任何一个地方读下去，觉得都很舒服。赵树理叫山药蛋派作家，他来自山西。乔伊斯离不开爱尔兰都柏林，就是说爱尔兰的苦难，都柏林作为这样一个殖民地，可以说是被英国欺负了几百年的殖民地的这样一个怪现状，它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以及天主教会对他们心里造成的巨大压力，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只有乔伊斯能写得出来，所以他是独特的，他和那些捧他人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利益。也有人很烦他，《最危险的书》里面提到，乔伊斯的同胞、比他稍微大一点的萧伯纳就很烦这本书。萧伯纳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是这本书读起来太受罪，他觉得这种苦难感和罪恶感，和这种爱尔兰让人不快的所有东西，全在这里面，五味杂陈。所以，萧伯纳说作为一种惩罚，应该把这本书强制性地让爱尔兰所有的男青年都来读一遍。

然后，说到《小评论》（little review）的两位女编辑，我看了《最危险的书》以后，才比较了解，她们是女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女同性恋。她们写不出《尤利西斯》，但是作为社会激进分子，她们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了它的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它对于政府，对于欧洲的大英帝国、天主教会的这种颠覆力量，可能让女权主义者、女同性恋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好，总之就是要解构。而且在一九零几年到一九三几年之间又经历了一战，这个事情太可怕了，因为一战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像马恩河战役，索姆河战役，成千上万的人就消失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使得当时的人就是反传统，最后组成了联盟一样的组织。乔伊斯本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要革命，他就是一个赵树理，他就是在写爱尔兰，但实际上他却写出了一种现代的情怀。

另外，牵扯到一层商业利益，莎士比亚书店还有美国的兰登书屋，他们是在做现代文化的生意，看到这样一个话语和这样一个思潮的力量，会变成一种商业价值，然后这帮人在加入。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乔伊斯就是一个赵树理，然后有一群激进分子认为很对路，再往后有一帮人发现了商业利益，所以就组成了一种相互之间都没有关系的合力。

《最危险的书》

《最危险的书》里“莎士比亚书店”这一章有这么一段，这里面不谈文学的神秘性，谈的是钱，谈的是文化机制，谈的是政治经济。  “西尔维亚·比奇，这个人是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创立者。西尔维亚·比奇时机把握得很好，一战催生了一批跨国主义者，从没想过会背井离乡的青年男女们，突然间发现他们在为同盟国或敌国效力。所以无不幻想着大陆式的生活。”“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郎的急速贬值，使巴黎成为一个理想的国际大都市，1915 至1920 年，法郎相对于美元来说，贬值了近三分之二。巴黎低廉的物价，使它散发出势不可挡的魅力。”

美国人过去也很土，叫孤立主义，而且美国相当于一个大农村，除了纽约以外的很多年轻人，没有什么国际视野。但是自从一战爆发以后，他们出国效力，以及外出游历，可以有一个美国本土以外的生活。我读了这些后，就觉得很靠谱，这是文学的外部分析，就是说文学的发展需要一个条件，那么以英语为母语的这样一批新的一代作家，包括亨利·米勒，他必须要具备这样一种他所能够觉得舒服的土壤之后，才能冒出来。

戴潍娜

戴潍娜：《尤利西斯》是被一群女人喂养长大的，我们时代也应该有奇迹发生

二十世纪初乔伊斯带来的这场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胜利，更是一场思维和方法论的革命，是现代主义的革命之路。这场自由的胜利，跟二十世纪兴起的量子物理，跟流行的微观史学之间都有非常微妙的联系，或者说都有非常微妙的量子纠缠。

伍尔夫曾经对乔伊斯有过一个评价让我印象很深，她说他是一个“揭示内心深处火焰闪动的作家，火焰携带着大量信息，在头脑中稍纵即逝。”《尤利西斯》它描绘的是都柏林一天24 小时内发生的事，乔伊斯试图把24 小时里的每一秒，都赋予史诗般的重视和意义。这种不放过任何一缕光的写法儿非常可怕。《最危险的书》里提到说他写了三年，刚刚写到了那一天早上的八点钟。而故事一直要到午夜才完结。我读到这个细节，当时就有崩溃的感觉。这恐怕是一个作家可能给自己创造的最恐怖的绝境吧。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本《尤利西斯》是由“一位女性启发了他的灵感，一位女性对他资助，两位女性做了他的编辑，帮他长篇连载，再有一位女性给他做出版人”。总的来说，就是被一群女人喂养长大的。大家看到在历史上最激进的那些革命里面，女性都扮演了最重要的环节。匈牙利的一个作家哈拉兹蒂总结的很好，“革命者不一定是艺术家，但是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革命者”。

我也特别喜欢乔伊斯和叶芝的那个桥段。1902年，乔伊斯第一次见到了叶芝，那会儿叶芝已经是爱尔兰文学掌门人，而乔伊斯是个还没出道的年轻人，俩人见面后，叶芝让他朗诵一首诗。乔伊斯特傲气地说，我可以给你读，但并不是因为你叫我读我才读的，你的意见跟路上的任何一个行人给我的意见没有区别。然后他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叶芝听完当下觉得这个年轻人骨骼轻奇，才分如云。开始忍不住跟他分享自己的创作计划，告诉他自己正在从原来的以诗歌为主的美学创作，转向了爱尔兰的民间传说的实验。乔伊斯回复他说，“这说明你退步的很快嘛”，说完转身就走。这还没完，他又回来问叶芝说，我今年二十岁，你今年几岁了？叶芝说我今年三十六岁。其实叶芝谎报了年龄，少报了一岁，他当年其实三十七了。然后乔伊斯怼了他一句特别狠的，“我们俩认识的太晚了，你太老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影响你了。”这本书里充满了这类特迷人的细节，有太多二十世纪初那些既是革命者，又是天才又是怪人，浑身满满的荷尔蒙能量的这样一群人。

这个世界上所有可能的事情，都已经被人做过了。剩下的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奇迹。只有不可能的事，才能够从梦想变成现实，从凡人变成超人。历史上那些真正巨大的转折，往往都是不可能的事，或者说某种失控。而一手实现它们的，往往不是圣人不是贤人，也不是最聪明最漂亮的人，而很可能是莫名其妙的人。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奇迹发生。

阿乙

阿乙：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者谈不上有形象或有精神形象

关于叶芝与乔伊斯第一次见面的佳话，很惭愧，我只能说这样的佳话在中国是会打架的。中国的环境里是习惯于互相表扬，你粘帖我几句文章的片段，我粘帖你几句文章的片段，以示彼此都在隆重地阅读。实际上，不存在叶芝与乔伊斯这种互相攻击，我估计如果别人这么说我，我肯定没有雅量听下去。

昨天我一天都很不开心，因为我一个长篇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写很久，结果有一个也不算朋友的朋友，发了一条非常苛刻的评论，就直接发在我上面。然后我就很不开心，不是因为他对我提出了不利的评价，而是他蔑视了我的工作，使我觉得我做的工作一文不值。好像我就在写一个普通的小说一样的，其实我是有一颗伟大的心，但是可能没有写好，但是也不至于让他这么说，我心想叫他去死吧。   

刚才说的巴黎的那一帮妙人，我就想到在中国，不是我崇洋媚外，会不会有一群非常牛的人也聚在一起，有一个什么圈子，有一个什么夫人主持。但是我后来想了，可能像西川老师这样的诗人，他生活中或许存在着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圈子。我经常想，我们跟国外这些同行从事的到底是不是同样一种事业？像乔伊斯，听起来名字这么高级，还有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你再来听中国的，阿乙，本名艾国柱——这些你就感觉好像是不太对头。你再想想，中国文坛的家伙，我这么说有点不恭敬，就是头发非常少，这么一绺头发，往这边一梳，这么绕一圈，就是这么一个眼袋，比我的还深的，就是几个老帮菜在那。就是这群把持了，不是说把持了文坛江湖，而是构成了中国的一股创作者的现实面貌，没有什么气质。我始终觉得中国的文学界里，有一些西方气质或者说气质好的，像北岛老师，他一站出来就像一个文学家。但很多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者谈不上有形象或有精神形象，穿衣打扮的形象也没用，大部分和我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