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告密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中）

杨亚衡@北外

但是这一次，捷尔任斯基却要求把对敌斗争的方法用于党内斗争，要求在党内建立告密制度，这引发托洛茨基的强烈抗议，他坚决反对安全机关介入党内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这会被理解为变本加厉的警察制度。我们必须急速转向党内民主。”

在1925年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围绕告密问题展开了小小的争论，有人公开支持告密，有人提出异议。

联共(布)14大召开之前，党内出现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执行的方针政策。14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同“新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的10大曾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所以斯大林紧紧抓住派别活动做文章，指责“新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对“新反对派”的许多指控主要依据的是党员列昂诺夫给中央的告密信，他在信中报告了自己同好友列宁格勒省委书记、中央委员扎卢茨基以及其他共产党员的谈话内容。

针对这种告密行为，列宁格勒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巴卡耶夫在发言中指出，党内不允许告密行为，他说，“我对企图在我们党内扎根的那种不健康的道德作风不能泰然处之。我指的是告密行为”，这种告密行为会导致党员互不信任，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中央委员尼古拉耶娃反对把契卡的工作方法用于党内，她说：“什么是契卡人员?契卡人员是反对敌人的武器……是反对阶级敌人的。告密党内同志，告密那些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某些同志，这只会瓦解我们的党……党内的这种制度将带来损害，它将扼杀真正的不满，扼杀每一个会思考的共产党员都会出现的一系列不解的问题……不应当用这种制度去斗争，而应当依靠正确的党内民主制度去斗争。”

然而属斯大林多数派的许多大会代表都支持告密行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施基里亚托夫认为，就某个党员想成立什么集团向党的高级机关告密，这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这种说法。而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古谢夫走得更远，他声明：“每一位党员都应当告密。如果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现政策分歧，我们不仅不得不中断我们的友谊，而且还要走得更远——去‘告密’。”

“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它使人想起沙皇时期专事告密的奸细。聪明的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合法化!国家安全部门被用于党内斗争，共产党员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斗争方式，变成了党员之间相互告密的行为。

1927年底出现粮食和工业品严重短缺，商店排长队，工人举行集会和群众大会要求改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也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有一亿多普特粮食收不上来，斯大林采取了“非常措施”，动用刑法对待有粮不交的农民。“非常措施”是一种掠夺农民的手段，使农民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恶化。围绕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态化，党内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为另一方，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真理报》是控制舆论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实际上是同斯大林争论。

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紧紧盯住《真理报》不放。恰好《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名叫B·C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给莫洛托夫写·了封告密信，称布哈林学派的BH阿斯特罗··夫、AH斯列普可夫、EB策特林及布哈····林的其他拥护者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活动。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换编委会和编辑部中布哈林拥护者的根据。在新任命的副主编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不再能决定报纸的方针了。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来源：凤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