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读里尔克（下）

杨亚衡@北外

五

是因为你的内疚与它（恶魔般的妄想）绑在一起，自童年时代就已存在，当你还是个孩子时它就施加恶劣影响，甚至后来，我们被一种道德教化的内疚所折磨，它时而是以肉体惩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于是当我们长大成人，这种内疚侵入肉体的运行，并孕育了灾难。
?1925年12月12日莎洛美致里尔克的信
1875年12月4日，勒内(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出生于布拉格。父亲是个退役军官，在铁路公司供职。母亲来自一个富有家庭，她爱慕虚荣，渴望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也许为了纪念在此前夭折的女儿，他被母亲当成女孩抚养，穿裙子烫头发抱娃娃，在性别错乱中一直长到7岁。但母亲整天做白日梦，很少关心他。他后来的成名，多少满足了母亲的虚荣心。里尔克写给初恋女友的信中，称他母亲是一个“追求享乐的可怜虫”。里尔克一方面讨厌母亲，一方面又继承了母亲的某些秉性，比如，他自认为是贵族后裔，一直设法证明自己的贵族血统。其实，里尔克的天才跟家族毫不沾边，祖先们都是农民军官房地产商，别说诗人，甚至连教师学者牧师都没有。
在天主教贵族小学毕业后，他被送进军事学校，以了父亲未遂之愿。里尔克一直认为，这段生活是他特有的痛苦经验的原型。他满腔怨恨地写道，“我童年时熬过的那邪恶可怕的五年残酷极了，没有一丝怜悯可言；可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我顽强地在里面找到了某种帮助。”
在那种学校拳头就是权力。里尔克后来追忆道：“在我幼稚的头脑里我相信自制让我接近基督的美德，有一次我的脸被痛击时膝盖发抖，我对那个不义的攻击者?我至今还能听见 ?以最平静的声音说：‘我受苦因为基督受苦，在无怨的沉默中，你打我，我祈祷我主宽恕你。’不幸的人群愕然立在那儿，然后跟他一起轻蔑地笑起来，与我绝望的哭声相连。我跑到最远的窗角，强忍住泪水，只让它们夜里滚烫地流淌，当男孩们均匀的呼吸在大宿舍里回响。”
1891年7月，他由于身体欠佳被除名离开了军事学校，终于脱离苦海。翌年春，他回到布拉格。当律师的叔父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事业。苦读三年，里尔克考上大学。开始他选了哲学系，半年后转修法学，但他对法学毫无兴趣。不久他决心放弃学业，打破束缚他自由发展的精神桎梏。他告别布拉格，搬到慕尼黑，专心于写作。1921年底，在他给一个瑞士年轻人的信中写道：“为了在艺术上真正起步，我只得和家庭、和故乡的环境决裂，我属于这么一种人：他们只有在以后，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自己性格的强度和承受力。”
里尔克在文学起步时很平庸，且是个名利之徒。他到处投稿，向过路作家毛遂自荐，在一个权威前抬出另一个权威，并懂得如何跟出版商讨价还价。
1893年年初，他在布拉格初次堕入情网。他写了大量情诗，并把第一部诗集《生活与歌》献给女友，这本诗集也是由她赞助出版的。两年半后，由于一次海边度假时的邂逅，他和女友分手了。30年后，那位一直未婚而心怀怨恨的女友开始报复他：她出售当年里尔克写给她的信，并写文章辱骂他，说他是同性恋，长得奇丑无比等。
里尔克不久就全盘否定了《生活与歌》，甚至中止发行这部处女作。至于其他三部早期诗作《宅神祭品》、《梦中加冕》和《基督降临节》，他一生都还认为它们尚有几分存在的理由。他在1924年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描绘了自己青年时代：“我当时傻里傻气抛出那些一文不值的东西，是因为当时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推动我，要向格格不入的环境表明我有权从事这种活动。我推出这些习作，别人便会承认我有这种权利。那时我最希望的是在社会中找到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人，跻身于精神运动之列。在布拉格，即使在比我所经历的更理想的情况下，我都感到自己被排挤在这类精神运动之外。我一生唯有这段时间不是在工作的范围中奋斗，而是以可怜的早期作品追求世人的承认。”

六

我陷入困境。首先是关于里尔克的资料浩繁无边，包括他无数诗作散文艺术随笔书信日记，还有关于他的多种传记和回忆录。我就像个初学游泳的人，在汪洋大海挣扎。而更困难的是，如何评价他一生的写作。
和里尔克相识是七十年代初，我从《世界文学》上初次读到冯至先生译的里尔克的诗，其中包括《秋日》。说实话，他并没有象洛尔加那样让我激动，我们并肩擦过。人到中年重读里尔克，才终有所悟。他的诗凝重苍凉，强化了德文那冷与硬的特点，一般来说，这样的诗是排斥青年读者的，只有经历磨难的人才准许进入。
他的写作高峰无疑是巴黎时期，特别是从1902年到1907年这五年的时间。《秋日》和《豹》都写于这一时期。在我看来，《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的成就被人们夸大了，特别是在德语世界。
莎洛美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帝本身一直是里尔克诗歌的对象，并且影响他对自己内心最隐秘的存在的态度，上帝是终极的也是匿名的，超越了所有自我意识的界限。当一般人所接受的信仰系统不再为‘宗教艺术’提供或规定可见的意象时，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里尔克伟大的诗歌和他个人的悲剧都可以归因于如下事实：他要把自己抛向造物主，而造物主已不再具有客观性。”
要想理解里尔克，非得把他置于一个大背景中才行。他从早期的浪漫主义向中后期的象征主义的过渡，正好反映了现代性与基督教的复杂关系。按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的观点，现代性是一个“纯粹的西方概念”，而且它不能与基督教分离，因为“它只有在这样不可逆的时间的思想中才会出现。
现代性与基督教的紧张，可追溯到文艺复兴及整个启蒙时期，虽然权威原则在宗教内外都受到挑战，神学仍是传统的基石。18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浪漫主义，则是反对启蒙时期理性主义的一场新古典主义运动。而尼采提出“上帝之死”，正是对千禧年周期结束前带宿命意味的悲叹。按帕斯的观点，上帝之死的神话实际上不过是基督教否定循环时间而赞成一种线性不可逆时间的结果，作为历史的轴心，这种不可逆时间导向永恒。但问题在于，“在作为一个线性不可逆进程的时间概念中，上帝之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上帝之死敞开了偶然性和无理性的大门??尽管每一种态度的源泉都是宗教的，但这是一种奇怪而矛盾的宗教，因为它包含了宗教乃空虚的意识。浪漫派的宗教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而从19世纪中期起至二十世纪初，世俗化运动和基督教的对立，似乎是对上帝之死的进一步的肯定。其实无论如何离经叛道，大多数西方作家都延续着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上帝之死”开启了宗教求索的新纪元，一种以自身为途的求索。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里尔克的反叛与局限。他早期的浪漫主义对上帝之死这一主题的迷恋，到中晚期作品中对上帝之死的后果的探索，正反映了现代性在文学领域的嬗变，里尔克的诗歌与基督教的平行与偏离，最终导致一种乌托邦的新的宗教形式。他的二元性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恰恰来自于基督教的心智结构。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是二元对立的意象，诸如上帝/撒旦、天堂/地狱、死亡/再生、灵魂/肉体。换言之，他没有脱离基督教的话语系统，这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在写作中的突破。而巴黎时期显然是他对这套话语系统的最大偏离，这与和莎洛美的恋情、俄国原始精神的感召、巴黎的世俗与厌世的对立，以及罗丹言传身教有关。

七

如果说我是你那几年的妻子，那是因为你是我生活中第一个男人，肉体与男性是不可分割的，无疑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我可以用你曾向我表白时所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向你坦白：“只有你才是真的。”
?莎洛美回忆录
一个作家的命运往往是被一个女人改变的。1897年5月初，在一位朋友家喝茶时，里尔克结识了莎洛美（Lou Andreas-Salome）。那年她36岁，比里尔克大14岁。莎洛美是俄国将军的女儿，在彼得堡冬宫附近官邸中长大，后出国求学，在意大利结识了当时尚未成名的哲学家尼采，尼采向她求爱，被拒绝了。他向朋友们这样描述莎洛美：“目锐似鹰，勇猛如狮，尽管如此，还是个孩子气的姑娘”，“是目前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除了尼采的母亲和姐妹，莎洛美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后来莎洛美和弗洛伊德又成为好朋友。
莎洛美的丈夫安德里斯（Friedrich Carl Andreas），经过多年的冒险旅行后成为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的讲师。当着莎洛美的面，他用匕首刺进自己胸膛，险些致命。在死亡威胁下，莎洛美同意和他结婚，但有言在先。从新婚之夜到安德瑞斯死去的43年中，她一直拒绝与丈夫同床。
里尔克一见到莎洛美就堕入情网。他在头一封信写道：“亲爱的夫人，昨天难道并非是我享有特权和你在一起的破晓时光？”在猛烈的词语进攻下，一个月后，莎洛美投降。整整三年，萨洛美成为他生活的中心。
莎洛美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们邂逅于社交场合，但从那以后我们俩就生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对方。”“后来，里尔克紧随他的目标，即追求艺术的完美。很明显，为了达到目标，他付出了内心和谐的代价。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危险毫无疑问存在于所有艺术努力之中，而且跟生活是敌对的。对于里尔克而言，这种危险更加严重，因为他的才华被转而用来对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东西做出抒情性的表达，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他的诗歌的威力说出那些‘无法说出的东西’。”
认识莎洛美后，里尔克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从对风景气候动植物的感知到身体上的需求。比如，他开始喜欢素食，跟莎洛美在林中光脚散步。在这一切之上，莎洛美给予他的是安全感和真正自信。从两件事上可以看出，爱情穿透得有多么深：其一，在莎洛美鼓励下，他从此把名字按照德文拼法，完成了对自我的重新命名；其二，他的书写体大变，有一种老式的优雅。他们于1901年曾一度中断通信，大约两年半，既1903年6月他俩又恢复通信。里尔克在信中写道：“谁知道我会不会在最黑暗的时刻到来呢？”此后，里尔克和她的关系从顶礼膜拜转为相敬如宾，友谊持续了一生。
和莎洛美紧密相联的是两次俄国之行。1899年春，里尔克和萨洛美夫妇一起从柏林抵达莫斯科。到达后第二天晚上，他们见到了列夫(托尔斯泰，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复活节之夜。五年后，里尔克写信给萨洛美：“我有生以来只经历过这一次复活节，那是个漫长、不寻常、令人战栗而振奋的夜晚，街上挤满人群，伊凡(维里奇（克里姆林宫的钟楼）在黑暗中敲打我，一下又一下。这就是我的复活节，我想人生有此一次足矣。在莫斯科之夜，我得到那信息及非凡的力量，它进入我的血液和心灵。”
他们还认识了俄国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他是诗人包里斯(帕斯捷尔那克的父亲。那时包里斯只有10岁，跟父亲到火车站为莎洛美和里尔克送行。他后来非常推崇里尔克，把他的诗译成俄文。
首次俄国之行只是走马观花。1900年5月7日，第二次俄国之行开始了，这次只有他们俩。为了这次旅行，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与第一次相比，这次旅行丰富多了。他们专程到图拉去拜访托尔斯泰；去基辅参观名胜古迹，加入宗教游行队伍；乘船沿伏尔加河漂流，看望他曾翻译过的农民诗人。里尔克作了如下描述：
“在伏尔加河上，在这平静地翻滚着的大海上，有白昼，有黑夜，许多白昼，许多黑夜。??原有的一切度量单位都必须重新制定。我现在知道了：土地广大，水域宽阔，尤其是苍穹更大。我迄今所见的只不过是土地、河流河世界的图像罢了。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则是这一切的本身。我觉得我好象目击了创造；寥寥数语表达了一切存在，圣父尺度的万物??”他在1903年8月15日致萨洛美的信中声称：“我赖以生活的那些伟大和神秘的保证之一就是：俄国是我的故乡。”
俄国神话一直陪伴他的一生。

八

豹
（巴黎植物园）

他因望穿栅栏
而变得视而不见。
似有千条栅栏在前
世界不复存在。

他在健步溜达
兜着最小的圈子。
如中心那力的舞蹈，
伟大的意志昏厥。

眼睑偶尔悄然
张开?一个影像进入
贯穿四肢的张力?
到内心，停住。

似乎有必要把参照的两种译本抄录在下，有助于展开关于翻译的讨论：

扫过栅栏的他的视线，
逐渐疲乏得视而不见。
他觉得栅栏仿佛有千条，
千条栅栏外不存在世界。

老在极小的圈子里打转，
壮健的跨步变成了步态蹒跚；
犹如力的舞蹈，环绕个中心，
伟大的意志在那里口呆目惊。

当眼睑偶尔悄悄地张开，
就有个影像进入到里边，
通过四肢的紧张的寂静，
将会要停留在他的心田。
（陈敬容译）

他的视力因栅木晃来晃去
而困乏，什么再也看步见。
世界再他似只一千根栅木
一千根栅木后面便没有世界。

威武步伐之轻柔的移行
在转着最小的圆圈，
有如一场力之舞围绕着中心
其间僵立着一个宏伟的意愿。

只是有时眼帘会无声
掀起?。于是一个图像映进来，
穿过肢体之紧张的寂静?
到达心中即不复存在。
（绿原译）

说实话，这两个译本都让我失望。陈的形式上工整破坏了中文的自然节奏，显得拗口，以致于会产生这样的这样的句式“千条栅栏外不存在世界”“壮健的跨步变成了步态蹒跚”。还有“伟大的意志在那里口呆目惊”。相比之下，绿原的译本较好，但也有败笔。比如，“威武步伐之轻柔的移行/在转着最小的圆圈，/有如一场力之舞围绕着中心/其间僵立着一个宏伟的意愿。”首先两个“之”的用法破坏了总体上口语化的效果，“轻柔的移行”其实就是溜达，而“僵立着一个宏伟的意愿”显然是误导，原意是昏厥、惊呆。结尾处“到达心中即不复存在”就更是错上加错。参照英文译本，我压缩了中文句式，尽量使其自然顺畅。
“豹”写于1902年11月，仅比“秋日”晚两个月，收入1907年出版《新诗集》中。据作者自己说，这是他在罗丹影响下所受的“一种严格的良好训练的结果”。罗丹曾督促他“象一个画家或雕塑家那样在自然面前工作，顽强地领会和模仿。”本诗的副标题“在巴黎植物园”就含有写生画的意味。
开篇表明困兽的处境：他因望穿栅栏/而变得视而不见。/似有千条栅栏在前/世界不复存在。以人称代词“他”有作者自喻的意味，豹是作者的物化。“千条栅栏”用得妙，是从豹的眼中看到那遮挡世界的无尽的栅栏。在这里栅栏不再是静止的，随困兽的行走而滚动延伸。而栅栏这一隐喻代表着虚无，故世界不复存在。一般来说，隐喻是纵向的，是在与望穿、视而不见和世界不复存在的关联中展现自身的。
第二段第一句健步与溜达的对立，而兜着最小的圈子加剧了这内在的紧张，与伟大的意志昏厥相呼应。中心既是舞台的中心，又是作者内在的中心，是内与外的契合点。在我看来，力的舞蹈是这首诗的败笔，因过度显得多余；伟大的意志昏厥则是这首诗的高光点，由内在紧张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按雅哥布森所说的横向组合轴来看，力和舞蹈显然是陈词滥调，伟大的意志与昏厥之间则有一种因撞击而产生火花的奇特效果。幸好有了这不同凡响的后一句，才得以弥补前一句的缺憾。
第三段是全诗的高潮：眼睑偶尔悄然/张开?一个影像进入/贯穿四肢的张力?
/到内心，停住。显然与开篇他因望穿栅栏/而变得视而不见，与第二段伟大的意志昏厥相呼应。在昏厥之后，眼睑偶尔悄然张开意味着那清醒的瞬间。接着是一连串动词的巧妙运用，从一个影像进入，于是贯穿四肢的张力最后到内心，停住，戛然而止。原文中动词比贯穿生动，有滑动穿过之意，而张力指的是静止中的紧张，即静与动的对立。影像到底是什么？显然是外部世界的影像，当它最后抵达内心时停住，暗示着恐惧与死亡。

九

任何人如果在内心深处看到这情景都会明白：要减缓里尔克在终极意义上的孤独感，我们所能做的是多么微乎其微。只在一瞬间，他能亲手阻断这种孤独感与幻象之间的联系。那是在高山之巅，他防护着自己免于走向深渊，因为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那些看着这情景的只能听之任之，虔诚但无力。
?莎洛美回忆录
在长篇小说《马尔特纪事》到《杜伊诺哀歌》的十多年时间，里尔克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玛利亚的一生》。里尔克的创作与生活出现全面危机。他在写给莎洛美的信中缅怀最美好的巴黎时期，即《新诗集》的时期，那时他的写作如泉涌，不可遏制。“现在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一边肩膀总是冰凉的。我做好了创作的一切准备，我受过如何创作的训练，而现在却根本没有得到创作的委托，这怎么可能呢？我是多余的吗？”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三年，他几乎在文坛消声匿迹。
1910年他和塔克西斯侯爵夫人(Marie Taxis)的相识，对他的余生举足轻重。侯爵夫人不仅是他的施主，也是他由衷钦佩的女性。他们经常见面的地点，是现在意大利境内亚德里亚海边的杜伊诺城堡（Duino），那是侯爵夫人的领地之一。1910年4月20日，里尔克第一次到杜伊诺小住，他惊叹这宏伟的宫殿与壮丽的景观。1911年10月他重返杜伊诺，一直住到第二年5月。
有一天，他为回复一封讨厌的信而心恼，于是离开房间，信步朝下面的城堡走去。突然间，狂风中似乎有个声音在向他喊叫：“是谁在天使的行列中倾听我的怒吼？”他马上记下这一句，一连串诗行跟进。他返回自己房间，到晚上第一首哀歌诞生了。不久，第二首哀歌以及其他几首的片断涌现，“晚期的里尔克”登场了。经过数年挣扎，他于1915年11月完成了第四首哀歌，接着是长达六年的沉默。
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回首在一次大战期间他的状态：“ 战争期间，确切地说出于偶然，我几乎每年都在慕尼黑，等待着。一直在想：这日子一定会到头的。我不能理解，不能理解，还是不能理解！”他遇到前所未有的创作危机，他不得不终日伏案，博览群书。1914年夏，荷尔德林诗集的出版让他欣喜若狂，他那一时期的写作留下明显的荷尔德林的痕迹。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来到瑞士，这里的好客和宁静让他感动，他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瑞士成了他的又一个故乡。
1921年春，他深入研究了法国文学，特别是迷上了瓦雷里。瓦雷里在艺术上的完美让他激动。他写道：“当时我孑然一身，我在等待，我全部的事业在等待。一天我读到瓦雷里的书，我明白了：自己终于等到了头。”他开始把瓦雷里的诗翻译成德文。而瓦雷里以同样的情感报答了里尔克。1924年4月，他拜访了里尔克，里尔克还在他当时居住的城堡种了一棵柳树，以致纪念。1926年9月13日，即在里尔克逝世前不久，他们还在日内瓦湖畔相聚。
1921年6月底，在一次漫游途中，他来到慕佐（Muzot），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瑞士山间的小镇，并决定在这里定居。东道主帮他租下一栋小楼，里尔克很快就搬进去。慕佐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避风港。随后几个月，他几乎没离开慕佐一步，等待着那最伟大的时刻再次降临。同年11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必须象戒斋一样“戒信”，以节省更多的精力工作。
这一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22年2月2日到5日，25首十四行诗接踵而至，后来又增补了一首，完成了《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的第一部分。紧接着，2月7日到11日，《杜伊诺哀歌》第七至第十首完稿。14日，第五首哀歌被另一首精品取代，于是《杜伊诺哀歌》珠联璧合。其源泉并未到此停歇，奥尔甫斯的主题仍萦绕在心头，从2月15日到23日，他又完成《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的第二部分共29首。此外，还有若干短诗问世。
2月11日他在给杜伊诺女主人的信中欢呼：“终于，侯爵夫人，终于，这一天到来了。这幸福，无比幸福的一天呵。我可以告诉您，哀歌终于大功告成了，一共十首！??所有这些哀歌是在几天之内一气呵成的。这是一股无以名状的狂飚，是精神中的一阵飓风（和当年在杜伊诺的情形相仿），我身上所有的纤维，所有的组织都咔咔地断裂了?根本不吃饭，天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他在1925年给波兰文的译者写道：“我觉得这确实是天恩浩荡：我一口气鼓起了两张风帆，一张是小巧的玫瑰色帆?十四行诗，另一张是巨大的白帆?哀歌。”
1922年被称为现代派文学的“神奇之年”，里尔克的这两组诗与艾略特的《荒原》、瓦雷里的《幻美集》、瓦耶霍的长诗《垂尔西》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起问世。

十

行文至此，我对开篇时对两首长诗的偏激做出修正，这与我重新阅读时被其中的某些精辟诗句感动有关。但无论如何，我仍偏爱里尔克的那几首短诗。在某种意义上，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某种排斥往往是先天的，取决于气质和血液。总体而言，我对长诗持怀疑态度，长诗很难保持足够的张力，那是诗歌的奥秘所在。
这并非仅仅是个人好恶的问题，也许值得再回到西方诗歌的大背景中来考察里尔克。在德语诗歌中有一条由克洛普斯托克、歌德、席勒到荷尔德林将哀歌与赞歌相结合的传统，里尔克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他特别受到荷尔德林的影响。荷尔德林由于疯狂而独树一帜，先知先觉，极力偏离德语诗歌的正统轨道。里尔克对荷尔德林情有独锺，是他懂得这偏离的意义，他试图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在这一传统链条上，《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在德语诗歌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问题在于，我在前面提到西方基督教的传统以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以希腊理性精神为源头的逻各斯传统，而西方诗歌一直是与这一传统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自《荷马史诗》以来，由于其他文类的出现，诗歌的叙事性逐渐剥离，越来越趋于抒情性及感官的全面开放。但植根于西方语言内部的逻各斯成为诗人的怪圈，越是抗拒就越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到了二十世纪，更多的西方诗人试图摆脱这个怪圈，超现实主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他们甚至想借助自动写作来战胜逻各斯的阴影。
敏感的里尔克从荷尔德林那儿学到的是这种怀疑精神。他的第四首哀歌，是在阅读刚出版的荷尔德林诗集后完成的。这首诗反的正是柏拉图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里尔克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必须扬弃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区别。人应该向自然过渡，消融在自然里，化为实体中的实体。
1912年1月12日，即他刚刚开始进入《杜伊诺哀歌》时，他一封从杜伊诺寄出的信中写道：“我在不同的时期有这种体会：苹果比世上其他东西更持久，几乎不会消失，即使吃掉了它，它耶常常化成精神。原罪大概也是如此（如果曾有原罪的话。”
他的好朋友在里尔克和侯爵夫人的通信集的导言中特别提了这席话，并做了如下评述：“一切都应是精神的，一切都应是苹果??理解和品尝之间应毫无区别。正如艺术中图像与本质毫无区别一样。归根结底，不应有什么逻各斯，居于理解和品尝之间，不溶化在舌尖上，正是为了不溶化舌尖上而存在的逻各斯。里尔克生逻各斯的气，生不象水果的滋味那样溶化在舌尖上的逻各斯的气，生耶稣基督的气。尼采断言：怨恨是随着基督教一起来到世上的??”
反过来说，里尔克的局限也恰恰在于此。由于他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人生阅历，都注定了他反抗的局限。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为上流社会所接受并得其庇荫，势必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他必须知道如何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深谙他们的语言和教养，其大量的书信正反映了这一点。他行文睿智幽默，寓于一种贵族式的优雅中。相比之下，后继的德语诗人保尔(策兰，由于其边缘化的背景和苦难的历程，在对逻各斯的反叛与颠覆上，他比里尔克成功得多。
如果说《杜伊诺哀歌》是里尔克试图打造的与天比高的镜子，那么《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就是他在其中探头留下的影像，他想借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奥尔甫斯反观自己肯定自己。《杜伊诺哀歌》包罗万象而显得空洞浮华，相比之下，《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在不经意中更自由，也由于形式局限更克制。
与逻各斯话语相对应的是形式上的铺张扬厉及雄辩口气，这在《杜伊诺哀歌》中特别明显。里尔克在其中扮演的是先知，他呼风唤雨，“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就不在此多说了。

十一

我自己也在悄悄跟你的那种宿命感较量，没能得出任何结论。我知道，诗人一方面受到命运的加冕和垂顾，另一方面却被命运的轮子碾得粉身碎骨。他天生要承受这种命运。
?莎洛美回忆录
从《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那疯狂的2月以后，大概由于过度消耗，里尔克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他感到极度疲倦，嗜睡，体重明显下降。他不得不求助医生，一再去疗养院治疗。
1924年初他重访巴黎，住了七个月，直到8月才离开。这对他来说是几乎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为写一本关于罗丹的专著来到巴黎，如今他功成名就，巴黎笔会俱乐部为他举办招待会，贵夫人争相请他去做客。更重要的是，他想写的作品已经完成。
里尔克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1926年10月，在采摘玫瑰时，他被玫瑰刺破左手而引发急性败血症，更加剧了病情。他整日卧床，备受痛苦煎熬。11月30日起，为了迎接死亡，他拒绝再用麻醉剂，闭门谢客。12月13日，他在给莎洛美最后的信中写道：“你看，那就是三年来我警觉的天性在引导我警告我??而如今，鲁，我无法告诉你我所经历的地狱。你知道我是怎样忍受痛苦的，肉体上以及我人生哲学中的剧痛，也许只有一次例外一次退缩。就是现在。它正彻底埋葬我，把我带走。日日夜夜！??而你，鲁，你俩都好吗？多保重。这是岁末一阵多病的风，不祥的风??”他最后用俄文写下“永别了，我亲爱的。”
1926年12月29日凌晨三时半，里尔克安静地死去。按照他的意愿，他被埋葬在一个古老教堂的墓地中。墓碑上刻着他自己写的墓志铭：
玫瑰，纯粹的矛盾，乐
为无人的睡梦，在众多
眼睑下。

（来源：诗刊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