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告密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上）

杨亚衡@北外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作者：郑异凡，原题为：《苏联的“告密文化”》

告密制度是独裁统治下的产物，无论在社会还是党内，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不会是和谐社会，更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

告密合法化为“报告”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

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个名叫罗曼马林诺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运·动，曾任工人委员会委员、五金工会理事会书记，1910年被招募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他的告密活动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严重损失。布哈林曾经觉察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不相信，反而指责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政治上不坚定。十月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回到俄国，奸细身份败露，被判处枪决。这是向敌人告密的典型例子，这种人卖身投靠，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投敌叛变。

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上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列宁生前，党内出现分歧还可以通过争论这种正常的方式解决。列宁患病和退出政坛之后，党内斗争开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

1923年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国内出现工潮。党内对解决经济问题以至党内民主问题等发生不同意见。

1923年9月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内务人民委员兼格伯乌首脑捷尔任斯基在会上做报告。他提请全会参加者注意，党内生活的停滞、党内存在非法派别集团、任命制取代选举制等已成为一种危险，瓦解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这些事实证明党内状况不良。为监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格伯乌早就安排其党员以及了解情况的非党人士充当线人，监视并密报他们的活动。鉴于工潮和党内存在派别活动，他建议责成所有共产党员向格伯乌报告党内的非法派别集团。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很快获得了非常权力，即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死的生杀大权。这种情况一直延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正常经济活动的恢复，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列宁决定改组契卡，削减其权力。1922年初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暴乱，从事反间谍工作，保卫铁路和水路交通线，保卫国家边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权，但已无处决权，案件必须移交法院审理判刑。这是把苏维埃国家纳入法制轨道的一项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