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是什么？

杨亚衡@北外

本文摘自：《书屋》2015年12期，作者：冯天瑜 任放，原题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考》

“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风光秀丽，人物聪慧，数千来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这不仅是天造地设、无可变更的邻居之缘，更是文明交会之缘，这交会中伴有笙歌，也时现杀伐，而大势是文明涵化，即异质文化接触引起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迁，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化合状态。

中华文明其生也早，其形也昌，居东亚文明圈核心位置，曾经领先于处在边缘的日本。源于中国的稻作、蚕丝、铸铜、冶铁等生产技艺，汉字、儒学、华化佛教、律令制等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被日本选择吸收，结合固有传统，造就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客观而论，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邦（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等持此说）。古代中日间虽有少数几次短暂的军事冲突，主潮是友好相处，经济交流尤其是文化互动，颇有益于两国发展，并养成人民间的深情厚谊。汉名晁衡的日本遣唐士人阿倍仲麻吕与诗仙李白交厚，李白误闻晁衡返国时葬身海上，挥泪吟诗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阿倍回到长安，得见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当即题赠五言《望乡》：“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千载之后，我们朗诵此一唱和，仍为中日人民间的真情所感动。这种友谊的基础是文明互动，是文明互动造就的心灵互动。笔者多年来与日本友人交往，也有李白—晁衡似的同感。

古代—中世—近世日本的文化结构略为“日—中—印”（从观念系统而言便是“神道—儒学—佛教”），近代转变为“日本—西洋”（原有的“日—中—印”结构与“日—西”结构既相冲突又相融会，仍在继续演绎）。近代日本的大趋势是：不安于亚洲之囿，亟亟于进入西方列强队伍，福泽谕吉“脱亚入欧”之说最传神地昭显了此一走势，三个版次（1984、1993、2004）的日元万元钞一直印着福泽先生的肖像，也就毫不足怪了。这也是日本自古以来向慕“先进”、向慕“强者”传统的近代表现。

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学习西洋工业文明和帝国主义谋略有成，迅速强盛起来。近代日本虽不乏反哺昔之先生中国的贤人嘉行，然总趋势则是掠夺中国以自肥，中国人始料未及，只得奋起迎战，由自卫而自强，这一抗争过程也正是中国觉醒的征途，可谓坏事变好事。在这一意义上，昔之学生日本近代变成教训中国的先生。

近代日本在亚洲率先迈入工业文明，又随之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其外战国策的形成，为现实的帝国利益追求所驱动，更与其文化传统的畸形发展相关连（传统有向美善发展的可能，也有向丑恶发展的可能，惜乎近代日本选择了后者），故日本对外战争，渊源有自，这正是本书展开讨论的处所。

日本文化养育出的民族性格有许多优胜之处，诸如：坚韧的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一流的工作精神、勇毅不屈、自然主义的审美意识、对洁净的极致追求、讲求礼节等等。尤其是，日本人素来着意向强者学习，善于汲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和前行动力；同时，日本人又有强劲的传统延续力，始终保持超拔的民族根性。

对日本有深度观察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戴季陶（1891—1949）说：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这种地方，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他们本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照他们自己的神话来说，只有“剑、“镜”、“玉”三样神器。也就大生问题。这三样神器是甚么时代，由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也都尚待考证。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同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合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碍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1〕

访问过日本的外国人往往提出问题：如此文雅执礼、勤谨而有序的日本，何以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多次发动外战，并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顽强、格外残暴？又可怪异的是，战后七十年日本取得卓异的经济、文化成就，何以拒不反省近代历史上的战争罪行？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探究日本文化，了解日本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本书以八章篇幅，逐次加以解析。如果需要略解上述问题，可简析日本民族性的两个偏执点。

其一，“神国意识”笼罩的岛国情结。

“岛国情结”又称之“岛国根性”。一般而言，“岛国根性”呈现四种心态：自我封闭、排他意识、强烈的危机感、狂傲又不安于现状的性格。

日本的岛国情结又被“神国意识”左右，本书第一章将有详议，这里先作略说。“神国”是笼罩日本人的集体理念，使日本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包括其他岛国民族。神国说脱胎于神道，乃日本的精神之根。《古事记》、《日本书纪》等神道元典将日本说成“天神创造之国”（神国），日本人是“天孙之后裔”；天皇是神性与人性兼备的“现人神”，拥有“万世一系”皇统，是日本国家及国民之象征；天皇权威自然天成、毋庸置疑，必须无条件遵从；尽管天皇并不实际治理国家，但任何人不得挑战天皇权威。这一套“元历史”（民族起源）说教，蕴藏着种族优越论、日本中心论、天皇神圣论、世界一统论（“八纮一宇”），在国家战略层面必然产生突破岛国狭小、资源贫乏局限，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扩张性追求。

在“神国意识”统辖下，“岛国根性”容易催生极端民族主义和侵略有理论。日本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屡次发动对外战争，便是其表现。

其二，缺乏善恶对立的价值观。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1887—1948）以“菊”与“刀”这两种性质迥异的物体比喻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格：“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2〕

这些排山倒海般的“既…又…”句型，形象地反映了日本的民族性格：文化张力横亘心中，充满难以化解的尖锐矛盾，看似均衡、实则极端，温润的表象下血脉贲张。

西方人将日本文化归类为“耻感文化”，以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照。与其说日本人重视“罪”，毋宁说他们更重视“耻”；日本人将羞耻感视为德行之本，其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笃信上帝”、“回避罪恶”相等；日本人不承认死后报应及天堂地狱之说。这种独特的日本式“耻感文化”便是“日本道德的困境”，这也是日本国民被军国主义降服的道德原因。

日本人的“人情”伦理既追求感官享受，又恪守义务、本分、自制诸道德准则，力求保持两者之平衡，而将善恶分野置之不顾：

它（“人情”伦理）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人关于肉体与精神两种力量在人的生活中互争雄长的哲学。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在整个历史上，日本人都似乎缺乏这种认识恶的问题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抓住这个问题。”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即“和魂”与“荒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没有注定一个灵魂要进地狱，另一个则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3〕

这种善恶不分抑或善恶混同的概念源自日本神道传说。

日本众神之神——天照大神之弟素盏鸣尊，就是一位“粗暴的男神”。他在西方神系中可能被列入魔鬼的名单。一次，素盏鸣尊闯入姐姐的房间，天照大神担心其图谋不轨，遂将其驱逐出去。不料，素盏鸣尊竟在天照大神举行“尝新仪式”（新谷登场、先祭神祖）之际在旁边拉屎。他还在姐姐的卧房上端挖洞，往里投入“倒剥皮”的斑驹（男子性器）。由于恶行昭昭，素盏鸣尊被逐出天国，流放到“根之国”（黑暗之国）。即使这样，素盏鸣尊仍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招人喜爱的神，受到尊敬。这样的神在世界神话中虽不罕见，但在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这种神则被排除在外，因为把超自然的东西划成善恶两个集团，以分清黑白是非，更符合善与恶的宇宙斗争哲学。

日本人始终明确地否认，德行包含同恶进行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百年来所不断阐述的，认为这种道德律不适合于日本。他们宣布，这正证明日本人道德的优越。日本近代的宗教家及国家主义者宣称“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资依赖，没有必要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斗争，只需要洗净心灵的窗口，使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如果它允许自身污秽，其污秽也容易清除，人的善性会再度生辉……恶不是人心生而具有的”。日本人没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他们没有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教”〔4〕。

日本人的伦理世界是分工精细、各自为政的，日本人缺乏或不屑于整体性的道德评价；注重具体行为的道德审视，忽略从总体上对人对事作出严格的是非判定。道德感体现在忠、孝、情义、仁、人情等等行为规范之中，区隔成“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等等，在人生地图上宛如边界清晰的不同区域。

笔者以为，日本道德的“阿喀琉斯之踵”（致命伤），不一定在“耻感文化”，而在缺失善恶对立的价值观。善恶不分，也许是日本神道与中国式“性善论”、“义战观”的最大区别，也是神道与基督教在道德理念上的分野所在。

因为失却求善去恶的心灵追求，没有直逼灵魂的尖锐人生拷问，没有富于批判精神的终极伦理关怀，日本稀缺培育伟大思想的历史文化土壤，而只能产生谋略型的思想者，这些思想者（如近世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近代的德富苏峰、北一辉等等）缺乏理性的、善性的形上学指导，往往偏执于民族私利而剑走偏锋（如吉由松荫“失之美英俄的利益当向中国朝鲜求得补偿”的强盗逻辑），扩张与暴力成为他们的主题词，当此类思想被统治者放大为国民意识时，日本的外战就获得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于是世人便见到，一个文雅的民族那样狂热地奔向掠夺与杀戮。

没有一个民族天生就是侵略性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合力（来自自身传统扭曲性发展，又效法近代西方的帝国主义），造成近代日本武力扩张的军国主义特性，导致一个洁净、爱美、讲礼的民族走向战争不归路，其今天之当国者还迟迟回避反省。这是文化史上的悲剧，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文化哲学课题。

中日关系是亚洲乃至世界十分重要的一组国际关系。从战争与和平视角观之，长期游走中日之间的诗人、史学家郭沫若曾用“两千年玉帛、一百载干戈”来概括中日关系，庶几确当。笔者还可以补充一句：历史告诉我们，中日两大邻近的文明国度“和则双利，战则两伤”。

笔者在2013年9月举行的一次《跨文化对话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题为《从历史纵深看中日关系》发言，提出应从更广阔、更深远的文化眼光看待中日关系的建议。

第一，从历史流程观测，在很长时期中日关系是亲善友好、互动互利的，此即所谓“两千年玉帛”。应当把中日关系纳入这一宏阔的历史流程，方不会一叶障目，而可以见到希望、见到大势。

第二，日本特殊的自然条件让其有一种空间上的生存危机感，企望向外扩张，当其国力强盛时，就将这种诉求变为行动。而日本如此动作，往往选择中国处于衰弱之际。中日间的“一百载干戈”，正是日本攻击时处弱势的中国造成的，中国起而自卫、奋然抵抗。这加害与受害的基本历史判断，决不可暧昧（据说“暧昧”是日本人性格之一种），不能任右翼诡辩，混淆视听，把一百载干戈的责任推到受害国身上。

第三，“化干戈为玉帛”是今人的责任。就日本方面而言，要深刻反省历史和战争认识等问题，可以参考德国二战后做认真反省从而得到法国等欧洲国家谅解的做法，这一成功经验（德法间数百载干戈都可以化为玉帛）应该作为解决中日之间百年干戈问题的一个示范。

总之，我们既要铭记“一百载干戈”血的教训，也不能忘却“两千年玉帛”造就的文明光华，要勇于和善于“化干戈为玉帛”。谨以笔者两年前的上述发言作为拙作《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前记的结尾。

（冯天瑜、任放：《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