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民主不行”的时代

汤笑然@北外

2016年01月02日 10:18
来源：澎湃研究所  作者：桑玉成

·编者按·

各位读者朋友，新年好。

这篇文章很长。本栏目时常发表长文，不免让人讨厌，但2016年的第一天，我们还是来了。又来了。而且，超级长。20，000余字。

认同“不民主不行”的朋友，可以看看桑玉成先生所说“‘似序非序’的东东”，与您所想是否一样。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对“不民主不行”表示不认同的读者。如果有，只得有劳把这个“‘似序非序’的东东”再从头到尾好好看一遍了。（笑）

在此，也感谢作者朋友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

出版这样的一个集子，编辑照例也希望我写个“自序”再加上几位老前辈的肯定性甚至是赞美性的序言，我想了一想，觉得还是自己写一个“似序非序”的东东吧。

关于书名。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里曾说，若考察高山，需厕身平原，若考察平原，需高踞山巅。由此他说，真正认识君主的人，是平民；而真正认识平民的人，是君主。马氏说这个话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平民，纵论君主治国理政之道，不能视为僭越，也不能认为是狂妄。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话，所以也就取了这样的一个书名。

关于体例。为使集子相对有个主题，我收集了关于民主、关于政府、关于政党的若干篇论文，所以就有这样的民主篇、政府篇、政党篇结构。当然，这其中没有清晰的界限，互有交叉，也为正常。

关于这个“似序非序”。以下的文字，是我三四年之前就开始动笔的一本书的第一部分，后来由于种种客观主观的原因，觉得还是不写出来为好。但是有些想法却日益深化，弃之可惜。于是，就把这个第一部分作为这个集子的“似序非序”的东东。

就此而已。

当着我们进入到21世纪、当着我们被卷入到了全球化的体系、当着我们迈进了科技主导下的社会圈里，我们终于又发现，我们实际上也已经生活在了一个“不民主不行”的时代和潮流之中……

中国共产党在2012年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的“双百愿景”尤其引人注目。这“双百愿景”是说：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的“双百愿景”的提出，毫无疑问，应该说也与我们的时代和潮流有关。

我们特别要重视的是：2021年也好，甚至是2049年也好，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留给我们的空间也不大，容不得我们“慢慢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融入这个时代的潮流之中，刻不容缓。

无论是在人类的政治史上还是在政治学的发展史上，恐怕没有一个词汇能够比“民主”的使用频率更高的了，同样也没有一个词汇能够比“民主”更为普及的了。信仰民主的人和不信仰民主的人，支持民主的人和反对民主的人，运作民主的人和不运作民主的人，等等等等，或许都会高频率地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甚至也都表示出对于民主的偏好和热诚。而且，似乎也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所有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民主，其心底里也都还是比较清楚明了的。

尽管如此，人类要过民主的政治生活，似乎也成了人类生活中的头等难题。人类为了摆脱饥饿和贫困，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直至到今天，虽然人类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依然还不能说，人类就完全摆脱了饥饿和贫困。同样，人类为了摆脱专制和独裁，同样也是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甚至还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固然也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就此来说，人类就完全摆脱了专制和独裁而过上了民主的政治生活。

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人类毕竟进入了一个民主化的时代和潮流之中。我们今天的时代，可以被称为是一种“不民主不行”的时代。

一、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民主的政治生活？

资料图

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在一个正常的政体之中，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是不问政事而专问家事的，当然其前提是在他人过问政事之后不侵犯到他的那块属于他自己的利益。而如果过问政事的人侵犯到他人的利益，这时候的人就有了那种双重被剥夺的感觉和情绪，即既没有从政又失去了其应有的利益，因此才有可能产生过问政事的需求。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一个政治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者，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当然会时不时地提及政治发展中的民主问题。因为民主的问题既是人类政治生活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和核心问题。有一次，忽然有一个学生问我，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民主的政治生活？”

是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民主的政治生活呢？如果我们有吃有穿，有喝有玩，甚至也有丰富多采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没有民主的政治生活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干系呢？

确确实实，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之中，一般的人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不会介意过不过民主的政治生活的事情。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在一个正常的政体之中，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是不问政事而专问家事的，当然其前提是在他人过问政事之后不侵犯到他的那块属于他自己的利益。而如果过问政事的人侵犯到他人的利益，这时候的人就有了那种双重被剥夺的感觉和情绪，即既没有从政又失去了其应有的利益，因此才有可能产生过问政事的需求。

这样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应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过问政事的人肯定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当着绝大多数的人过问政事乃至于卷入政事之后，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运行不正常、秩序不稳定的社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需要不需要民主、过不过民主的政治生活，与上述这样的问题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可以有、实际上也一定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成员与过不过民主的政治生活这样的问题并不相干，或者说，可以有、实际上也一定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并不一定要过民主的政治生活，因为在任何社会，都可以有、实际上也一定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与政治生活好无干系，所以是民主的政治生活还是专制的政治生活对于这部分社会成员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能由此而认为民主是可有可无的政治生活。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民主不行”的时代。要问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的分析视角。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主要有如下一些理由：

第一，民主是人类最为原始、最为朴素同时也是最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

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一般来说谁也不会去探究人类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譬如说，在很早很早之前，人类是如何组成象我们今天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的。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在最早最早之前，应该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的国家、政府、法律等等所谓的政治结构。国家、政府、法律等等政治结构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产生的。然而不管怎么样，人类也一定有一个进入到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的状态之中。据认为，人类进入社会即政治共同体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公共权力的配置问题。因为很显然，不管我们人类是怎么来的，是从亚当夏娃那里来的，还是从猴子那里逐步演进而来的，我们都是同一个来源，因而具有基础性平等的性质。但是现在，我们要组成社会，组成政治共同体，铸造我们的公共权力就成了必要。于是，我们就需要有人来执掌这样的公共权力。这样的问题在我们任何一个群体性的结构中都存在，譬如说我们现在有那么几十个人，要组成一个群体，那总得有一个人或者有几个人来承担一些公共性的责任和事务，那么如何产生这一个人或几个人，就是我们人类集体生活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无论是承担这公共事务和公共责任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承担这个公共事务和责任的人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还是不能得到好处，都有一个公平配置问题。于是，人类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想到了一种办法，或者用抽签的办法、或者用轮流的办法、也或者用大家选举的办法，来产生这样的一个或几个管理公共事务的人。这样的故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中都有记载。在古希腊以及在古罗马的早期城邦中，都有那种最为朴素最为原始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即使是在当时如众所周知的原因，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表达工具，如纸张笔墨等等，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人们也想到了用石块、用豆子来进行“投票”，来选举他们的“领导人”。甚而至于，人们还想到了用这样的办法来进行“反投票”，即在那些他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工作了一定的时期以后，当时选举他们出任的选民们照例会进行一次“投票”，给他们不满意的“领导人”投上一颗小石块之类。其结果可想而知，获得了最多或者较多石块的“领导人”就这样被“OUT”。

饶有趣味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非常古老的东西，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已经早已被遗弃或者被改造，但是这样的最为原始最为朴素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形态，虽历经代代相传却依然被发扬光大，依然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

第二，民主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的政治理想或者说已经获得了最为广泛之认同的政治理想。

笔者从事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过30个年头，期间也或多或少地担任了一些基层组织的管理工作或者说领导工作。长期的思考和实践使我获得的最最重要的感悟就是：人的复杂性。如果把人也看做一个研究“对象”来看待的话，那我要说的是，“人”这个对象的复杂性是任何其他对象的复杂性所不能比拟的。

譬如说，由于人的生理差别和生活环境的差别等等的原因，所以人的认知水平和思惟方式往往就形成了重大的差别。如一个东西，我说是圆的，你说是方的；一个菜肴，你说好吃，我说不好吃，诸如之类，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情况在社会领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个法律，一个制度，一个政策，等等等等，都有可能招致不同的评价和对待。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是说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支持。民主，就是这种迄今为止能够被绝对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也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文化程度的高低，我们很少见到有人公开站出来叫板民主，叫板民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即使是其压根儿就不赞成民主也没有搞过民主的人，也不会公开地站在民主的对立面。这几乎是其他所有的东西所无可比拟的。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没有人反对民主。古今中外，反对民主的人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但是，反对民主的人一般都不会直截了当地说民主不好，往往总是转弯抹角，王顾左右，如此而已。所以毫无疑问，我们说民主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的政治理想或者说已经获得了最为广泛之认同的政治理想，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第三，民主政治的道路是大多数政治体已经走或正在走或准备走的道路。

对于人类的政治生活来说，如上所述，民主无疑从来就是一个最高价值，是一个能够得到最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政治理想，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建设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概而言之，民主是很多国家已经在走、或者将要走、或者正准备走的道路。

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我们似乎完全不用去考虑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好的还是不坏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的逻辑就这么简单：因为很多很多的国家已经在走、或者将要走、或者正准备走民主的道路，所以我们也必须顺着这样的潮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反过来说，人家都在走这样的道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就一定要“逆着潮流而动”，就是要走出另一条别的什么路出来。这还正如在大暑天烈日炎炎之下，很多人都往树荫下避暑的情况一样：那么多人避暑，你却偏偏不进树荫而甘愿在烈日下暴晒，除非你是健身的需要，做一些所谓日光浴的事情，否则一定是难以被理解的。

前几年，学界朋友俞可平先生曾著书立说，称“民主是个好东西”，立即引起了理论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是啊，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因为民主可以满足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的需求，民主可以建立起一种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民主还可以有效解决人类集体生活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诸如此类。其实，如上所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说民主能够怎么怎么的，就凭世界上很多很多人天天将民主挂在嘴边以及很多国家正大步走在民主的道路上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可以判定，民主肯定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后来又有学者站出来纠正，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好的东西，民主也是一样，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似有不妥，因为民主并不是说不出问题，据称民主制度下也有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产生，所以我们至多也只能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我不知道所谓的“好东西”与“不坏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差别，但是我想，这“好”当然包含着“不坏”的意思，但是反过来说，“不坏”却并不一定就是“好”。所以很显然，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的学者，其言下之意就是告诉人们，民主也不一定是个好东西，或者完整些说，民主是一个既不好也不坏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开了以后，我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以及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的学者，都应该好好提升思想境界了。因为无论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还是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的，都不足以表达党的十七大对民主是什么所作出的深刻判断。

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代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郑重宣告：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让我们来好好想一想吧：不管一个东西有多么的好，我是可以不要的呀。对于一个好东西，任何人都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更不要说是一个不坏的东西了。但是，“生命”你绝对不能不要！生命是一个人生存的基础，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要义！

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就是这种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命，是一个不是可以谈得上“好”还是“不坏”的东西，或者透彻一些说，是一个不管你认为它是“好”还是“不坏”但你都不能不要的东西。这个判断是当年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论断的进一步提升或者说进一步的强调。早在1979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人民民主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主要是因为：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义，而且更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形象，甚至还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一个半多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在创立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就确定了他们的民主社会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里就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

当然，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本身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具有“生命”意义的民主始终处在一个不成熟的状态，曾一度时，甚至有着那种被扼杀的状态。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主义才只能说处于初级阶段；反之亦然，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其具有“生命”意义的民主也就不成熟，也还处于成长过程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有的社会成员，特别是我们各级各类的领导干部，都需要有一种爱护这个“生命”的意识，都需要为维系这个“生命”、促进这个“生命”的成长而有所作为。如果抑制、摧残甚至扼杀这个本来就不成熟的“生命”，那就是对社会主义这个肌体的不负责任，就要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回想起来，建国以后我们对民主的认识大致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始有一个叫做类似于“完成式”的认识。在建国后早期的一个很长时间里，我们普遍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大致是认为“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之日，就是民主政治实现之时”。但是后来，改革开放了，国门打开了，还有，我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由此，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并不是我们过去说的那种“虚伪的”、“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陷进”之类的情况，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表明，我们搞的一套与民主政治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思想解放，我们还摆脱不了长期以来的那种思想禁锢，我们还没有能够抱持在这样的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尽管我们注意到了上述情况，但是还是对民主的问题不敢有所谈论。曾一度时，我们“谈民主色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无疑是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正是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大胆地揭示了我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制度性根源，提出了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问题的重要论断，强调要通过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曹沛霖先生在2010年7月由复旦大学主办的纪念邓小平同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发表30周年的研讨会上认为，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其意义非常深远，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人、也是第一次从社会主义自身的角度，来揭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在这之前的多少年内，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以及思想家一直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完美”形象，而邓小平以他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也需要改革的问题。

在三十来年的进程中，从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十七大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到十八大的“双百愿景”，我想，应该到了对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形成统一认识的时候了，我想我们再也没有必要去争论民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了。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扎扎实实的制度设计和方案设计，沿着大家都在走都想走的民主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

第四，民主还是已经被证明用来解决人类很多矛盾、冲突以及困境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的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

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美国政治学者萨拜因，著有《政治学说史》一书，好多年前有个译本，近年又有已故邓正来先生翻译的新版本。萨拜因在解说什么是政治学说的时候说，政治学说就是用来不断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主张。这是非常精辟的观点。

政治学是一门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如何能够将一定地域如一个国家的千差万别的人类有效地组织起来，是一国政治统治之要义。然而如上所述，人是复杂的，人的复杂性是任何对象的复杂性所无可比拟的。人类社会似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利益的冲突、民族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思想的冲突、意志的冲突等等，而且这种种冲突又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人类的矛盾和冲突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政治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当然同时也是政治领导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

我们过去在谈到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的时候，总是认为那就是暴力，就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极有道理的观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观点，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就是说，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国家也好，政治也好，其体现的就是一种暴力。然而，暴力是国家的最后手段，而不是、也不能是经常性的手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国家绝不能以暴力作为政治统治的经常性手段。人类的矛盾和冲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需要在非暴力的状态下用非暴力的手段给予解决的。

从人类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来看，能够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科学有效的方法，或者说根本的原则，正是民主。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国家，人们用民主的政治制度解决了国家统治权的正常的、有规则的更替问题，使国家政权走上了持续的稳定。而这样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往往总是带来战乱和纷争的根源。一些人或者一些政治集团为了获得国家的统治权，不惜动用武力，发动战争；为了长期占有统治地位，也不惜强化武器装备，扩大军警力量，以防范反对势力，如此等等。我们也注意到，在很多国家，人们通过民主的政治制度，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民族冲突、宗教冲突等等方面的问题，所谓达成了“政治和解”，使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等等之间实现了各得其所、共存共荣。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在很多的国家，人们通过民主的政治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政治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是很多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或者在其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也是危及其政治体自身并腐蚀社会的最为严重的政治毒瘤。值得注意的是，腐败是一定政治体自身的催化物，即使说，不是所有的政治体才必然滋生出腐败来，而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体才能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但是，由于腐败危及政治体的健康和发展，所以几乎所有的政治体都必然地要与腐败作斗争。然而，人类的政治经验表明，惟有民主的政治体才能比较有效地打击腐败并能够有效地抑制腐败的滋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当今的政治发展中，都已经有了明证。韩国的例子，我国台湾的例子，等等等等，应该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抑制了腐败问题的蔓延。

还有，人们通过民主的政治制度，协调了社会成员的不同利益，抑制了社会利益之间的纷争；整合了社会成员的不同意见，形成了相对趋于一致的意见表达，从而形成了社会稳定发展的舆论基础，如此等等。

二、有一些情况需要通过民主政治的环境来改善

政治问题不单单是政治问题，如果用一句过去的老话说，那就是，政治在整个社会之中，发挥着纲举目张的功能和作用。实际上，政治恰似一列火车的车头，能够起到引领、带动整个社会列车前进的作用。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他在研究道德历史的时候，发现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是分不开的。认为要从政治问题中发现道德问题的根源，同时也要从道德问题中去揭示政治问题的本质。所以他说，你要把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分开，那你就无论如何既理解不了政治，也理解不了道德。其实，在这里，卢梭仅仅揭示了政治与道德问题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如上所述，由于政治问题起到了纲举目张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其政治社会化的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政治的状况能够对社会其他所有的领域起到指导性、引领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注意到的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正有不断扩大蔓延的趋势，有些问题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而要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一定是需要有系统思考的角度特别是需要有政治方面的改进和发展。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逻辑都告诉我们，很多问题的改善一定需要有民主政治的制度和环境，因为一个必然的逻辑正是：政治问题需要用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解决。在这里，我们仅就以下一些问题作点分析和思考。

（一）今天不知明天事：我们的预期值越来越低？

多少年来，作为改革开放一系列举措的组成部分，政策调整的频率和力度均处于较高的状态。如果说要评出一些这么多年来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的话，那么“改革”一词应该是列入其中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改革是激发能量的动力源。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正是由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利益调整，社会成员，包括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对于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发展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生存前景的准确预期越来越难以把握。

我们很多人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程度不一的不确定因素：企业发展的前景如何并何时影响到自己的岗位；机构改革特别是机构精简何时会精简到自己头上；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自己的前景和收入；教育收费制度的变动会不会恰好落在自己孩子的头上；养老制度、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购房贷款制度、物价调整……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切切相关。

类似上述问题现实社会中已经极为普遍。普通社会成员，对于政府政策实施的持续时间，对于新政策的出台，往往缺乏必要的预期，或者说，存在着一个所谓政策预期值不高的问题。

政策预期值不高会带来什么样的其他问题，我们简单做一个分析。从理性法则来看，任何政策相关人一般均会根据政策的调整和走向对自己所可能带来的受益或受损情况而作出行为的调整。譬如说，在教育收费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人就无从决定是储存一定的教育经费还是不储存这笔经费；在未来一定时期房价走向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人就不能理智地决定是现在购房还是等一段时间再购房，如此等等。社会成员要作出理智的行为选择，需要具备必要的考量要素，如关于新政策何时出台的明确告知，以及关于新政策对自己带来的是受益还是受损的相对准确的估计等等。在缺乏必要的考量要素的情况下，任何社会成员作出的选择都具有较大的风险特征，甚至陷入非理性的泥潭。

这种政策取向或走向的变化是否能够使政策相关人产生明确的预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预期值的问题。一项现行政策持续实施的时间以及一项新政策的内容及其何时出台是否能够在公众中具有明确的预期，构成了政策预期值的核心问题。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一个社会的政策预期值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述这样的政策预期值问题，其根源或者说其实质是政治发展的预期值问题。相对来说，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政治发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因为很显然，民主政治强调通过预设的制度规则来规范政治人的政治行为，而如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非民主的政治特点就是政治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朝三暮四，随心所欲。这种情况对于统治者来说，倒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对于广大的社会成员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于政治发展的预期。缺乏预期又能怎么样？一般来说，对于政治缺乏发展预期值的国家，就缺乏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从而其稳定性的基础就受到影响。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在若干年之前，国庆长假。按照以往的惯例，自从我国有长假以来，国庆期间总是安排10月的1号至7号休息，因而社会公众也一定知道每年的国庆长假就是1号到7号。但是就在那若干年之前的有一年，政府决定国庆的长假是9月30号到10月的6号。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于政府主管部门来说，轻而易举，开一个办公会议，拟个通告让有关领导一签发，就此而已。但是，这个仅仅“1天”的变化，其带来的直接间接影响可是难以估量的。就直接的来说，一些旅游公司、婚庆公司、航空公司，可能会因为客户的一些变化而发生一些合约的变化。还有，一些早些时候已经印制的年历，似乎并没有能够标上准确的休息日期。这种直接的影响倒也罢了，重要的是其间接的影响，这就是：由于这一年国庆长假的时间变化，所以使得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对于以后每年的国庆长假究竟是哪几天就不知道了。

与这样的实际例子相关的，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鲜见。而且相对来说，上述假期的问题还未必是个大问题，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多变事实上也并不鲜见。要改变这种状况，惟有通过民主的政治环境，以建立持续稳定的制度秩序和社会秩序。

（二）世风日下何时了：呼唤美好道德秩序的回归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等等这样的进程中，我们也越来越面临到了社会良好风尚遭到伤害的困境。或许我们很多人都怀有良好的愿望，都用这是“发展中的问题”来宽慰自己也宽慰别人。但是，严峻的现实已经使得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宽慰。我们都记得，那奶粉的“大头娃”事件平息不久，三鹿奶粉的事件又惊动大江南北。多少年的品牌产品，如太仓肉松、镇江香醋、金华火腿、龙口粉丝、蒙牛牛奶等等等等，都曾经面临到质量问题的危机。那祖国的花朵和希望，正在幼儿园、小学享受着他们童年之趣的孩子们，也居然会面临到了安全问题。我们难以忘记，2010年的四、五月间，福建的南平，江苏的泰兴，等等等等，接二连三地发生小朋友遭袭击事件。

几年前我曾经看到过一则漫画，清清淡淡的笔划，揭示了一个非常令人揪心的问题。这个漫画由两幅画组成，第一幅表现的是：一顾客手持一张人民币到一个杂货店买酒；第二幅表现的是：买卖完成后，顾客与店主背对着背，顾主举着一瓶酒在阳光下仔细地查看，检查所买的酒是不是假酒；而店主举着一张钞票在灯光下照着，检查刚收到的这张钞票是不是假钞。看了这个漫画之后真感到不是个滋味，以至于多少年来一直埂在心头。联想到日常生活中我们见怪不怪的情况，如超市里不准我们带包入内，出租车里都装上了防劫设备，甚而至于，在那个震惊中外的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警察遭袭事件之后，很多的政府部门开始了严加把守、甚至采用了安检措施，诸如之类。我想，我们应该谁也不希望自己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希望自己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得到信任和尊重，但是我们又如何才能唤起我们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良知，如何才能构筑我们共同的良好社会风尚？

或许很多人会说，你讲这些基本上属于道德风尚方面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在每时每刻强调着吗？而且，这样的问题与我们所说的民主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有几年我在复旦大学担任社会科学基础部的主任职务。我们所称之社科部，现在已经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社科部是一个专门承担大学生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单位，担负有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在思考我们的这一工作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如何遭到破坏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那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如何形成并得到维持的？

其实在我看来，这里的很多问题，就是说，能够影响一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因素很多，但是也无可否认，我们特别需要有从政治的民主以及开明等等方面去寻找根源。典籍《三字经》里说，子不教，父之过。而历史的经验和逻辑往往也告诉我们：民不教，政之过，“政”也确实推卸不了其特定的责任。

北京中南海新华门

2010年的9月，笔者参加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教育部、财政部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六部委联合举办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骨干研修班，有幸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近距离亲耳聆听了习近平同志所作的重要讲话。人们注意到，习近平同志每次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这一次讲话的主题是倡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按照“缺乏什么就要强调什么”的一般逻辑，习近平同志之所以要强调这个主题，正是因为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在“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方面存在了一些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新的形势和任务对领导干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使领导干部面临的挑战和考验越来越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崇高理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干好工作。可以认为，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实际上突出强调了领导干部的道德基础问题。理论的逻辑和实际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良好的道德基础不仅是一个美好社会的关键性要素，而且也是我们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性条件。

当代政治科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说认为，一种政治体系必然依存于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结构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定的政治文化构成了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因此，在推进体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也必须同时经历一个所谓文化世俗化的过程。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为倾向和行为方式，同时，由现存的政治体系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又直接影响到一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积淀。当然，在这个交互作用和影响中，文化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道德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是一个核心性的概念。所谓道德，主要是指人伦关系的基本准则。人是社会的人，所谓人的活动其实从来就是人的社会活动。而在人的社会交往中，自然存在一些“我们之所以得以交往、也能够得以交往”的一般行为准则。所以道德一词隐含着“正确的行为”之意，它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尽管道德在不同的文化、哲学、宗教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标准，但人们也普遍相信人类世界有很大部分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评价是相同的。在整个社会体系中，道德成为维系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的重要规范。

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的长河中，应该是先有道德，然后才有了政府、法律等等所谓公共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因此，思想史上的普遍认识是，国家、政府、法律等等公共性结构和规范的产生，第一，必须以人类原本的道德为基础，或者说不能违背人类原本的道德准则；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政府、法律等等公共性结构的产生，其根本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依靠其权威性的力量，来维系良好的道德准则，实现社会道德秩序的发展和升华。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都非常重视人类道德秩序的实现和升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著有《理想国》一书，将理想国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正义”问题，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则将“善”作为国家统治的最高价值。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对于历史进程的研究和思考中发现，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是无法分解的问题。说你要是把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分开，那你是无论如何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道德。正是基以这样的认识，所以他说，一个好政府是能够使它的国民更富有智慧和更富有道德的政府。奠定了我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儒家学说同样强调道德主义的政治主张。儒家学说主张仁政，其基本要义，一是首先强调的就是统治的道德秩序与道德准则。二是，为了维系这样的道德秩序和道德准则，所以必须倡导“作之君、作之师”的政治逻辑。为此，当有学生向孔子请教“何为政”时，孔子直截了当地说：“政者，正也。子帅于正，孰敢不正？”三是，社会形成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的伦常秩序，这就有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系列社会规范。四是以民为本的统治宗旨和方略。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体系下，一国的良政基本上都是、也只能是通过道德的倡导和弘扬来实现的。

现代国家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固然，依法治国的方略强调包括法制建设在内的制度建设的意义，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如前所述，任何制度建设都必须以原本的道德秩序为前提，必须以维系良好的道德风尚、实现道德秩序的改良和升华为宗旨。因此，这里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内设条件，即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必须首先形成良好的道德文化基础。

多年来我国依法行政的进程之所以艰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者说原因，正是由于我们虽然注意到了制度建设对于依法行政的意义，但却没有能够高度重视道德文化的培育对于推进依法行政进程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由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于社会道德秩序的冲击，良好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坏，所以，依法行政的道德基础还远远没有形成。尤其是在直接从事政府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即所谓行政主体层面，尚没有普遍形成能够推动依法行政的良好道德素养。从这个角度来说，多年来依法行政的进程之所以艰难，这样的情况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分析起来，以下的一些道德文化方面的渗透到我们的政治行政领域，并通过政治行政领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风尚。

第一，一些领导干部的理想淡薄，价值失落，缺乏对于推进我国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领导干部如果能够自觉地把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才能使自己变得精神高尚、眼界开阔、胸怀坦荡、生活充实，也才能做到淡泊名利、克己奉公、无私无畏、勇往直前，毫无保留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然而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干部恰恰就缺乏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很多领导干部虽然看起来也整天地忙忙碌碌，但是要问及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这样的忙忙碌碌，他们似乎又很难说得清楚。干一天是一天，干一届是一届，守住自己的一分地，保住自己的一份利，几乎成了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惟准则和行为依据。

第二，一些领导干部欺上瞒下，虚事假话，追求一种唯上与唯形式的完满结合。依法行政也好，良好的道德秩序和社会风尚也好，始终离不开一个“真”字，如果离开了这个“真”字，我不能把真实的想法讲出来，你讲的话我不能辨别其是否本意或是否真意，其他一切的理想价值和目标都会成为一句空话。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我们多年来一直倡导良好的党风和政风，但是那种欺上瞒下、虚事假话之风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一些政府部门及其领导眼睛只盯住上面，用创造“赏心悦目”的形式取信于“上”、取悦于“上”，从而获得良好的业绩评价。正是由于这样的风气盛行，所以导致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普遍存在着一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从而也导致官与民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第三，一些领导干部的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倾向严重，集体功利主义与个体功利主义并存。在一个国家，政府往往具有纵向层次与横向部门的结构划分，政治学说称其为“分化”与“专化”，但是，现代行政首先要求有一个“整体性的行政”，即在分化与专化基础上实现高度的整合，这种整合来源于各级政府官员的超越自我利益的思惟和行为。然而在现实的行政环境中，地方有地方的利益，部门有部门的利益。一些政府官员出于集体功利主义以及个体功利主义的动机，而忽略了政府的整体性功能和形象。一些地方政府可以为自己规定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地方之间的盲目攀比，争资源，争项目；部门之间争职权、争地位、争预算，谁都可以把本部门的工作之重要性程度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导致很多相关政策的冲突困境。甚至有一些领导还往往用“你们是在为你们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做事情”作为“动员令”和“鞭策令”，强化其下属的功利主义倾向。

第四，一些领导干部我行我素，虚无主义，导致公共交往中的庸俗化之风蔓延。应该说，对于政府之行为、对于公务员的规范，党和政府也有不少的文本和条文。然而由于公务人员的不当行为而使得很多很多的条文和规定被束之高阁。一些政府及其官员对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纵然再有严格的规定，依然我行我素。关于禁止公款吃喝，关于禁止用公款请客送礼，等等等等，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很多很多的规范性文件，然而说此风非但未止反而越刮越烈应该不算过分。当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八项规定”等等强有力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了“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滋长，但是，如何建构一种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和公务活动新常态，仍需作出更大的努力，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2013年度我们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所谓“四风”为基本任务。可以认为，这样的“四风”问题，无论是“风力”、“风向”还是“风源”，都是我们的政治沉疴，都与我们的道德基础有一定的关系，而且也都是需要花大力气才能逐步解决的问题。

上述种种问题，集中表现出我们政治环境中的道德失缺问题。而且，这种道德失缺问题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政治文化，甚至还有扩散蔓延的趋势，乃至于任何一个个体只要一进入这样的体系，也就不得不慢慢地适应之并逐步地成为维系以及传承这种文化的主体。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政府依法行政的实际进程，并直接间接地影响到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和发展，如果不加以特别的重视、不给予有效地抑制，社会风尚的好转就永远只能成为我们的口号，仅仅是我们的口号而已。

呼唤良好道德风尚的回归，已经不是就道德而论道德的时候了，而需要有政治的变革来推进政治的民主、开明和清廉，即通过良好的官风、党风和政风来引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发展。

（三）历来治民先治吏，可是治吏的成本却越来越高？

在2009年召开的上海市委九届九次全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管党治党的关键是要从严管理干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好职责，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搞通融，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不讲条件，对违反党的原则的人和事不留情面，对工作不力和作风不正的干部不姑息迁就，对出了问题的干部不包庇袒护。要严格教育，严格监督，严惩腐败，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取信于民。

俞书记的话说得非常的严厉，非常的尖锐。据在场的同志讲，当时的嗓门也很高。对什么什么的行为“不搞通融”、“不讲条件”、“不留情面”、“不姑息迁就”、“不包庇袒护”……，也反应了我们党整治腐败问题的决心。

接着，在当时上海的大报小报上，都以非常醒目的标题报道了俞书记的这一段讲话，而且特别凸现了上述的“五不”立场。

但是，我看了这一段话以后，心理也总感到不是滋味。一个特别的感受是：俞书记是在跟一大批中高层的领导干部在讲话啊！

2015年的2月，我列席上海市纪委全会。在会议的闭幕式上，中纪委常委、上海纪委书记侯凯作总结发言。侯凯书记在讲话中，其声调之高、言辞之猛，也令与会者所震动。针对有些人认为我们反腐败反过了头，搞得“官不聊生、人人自危”，侯凯放开嗓门说：“你没有个问题自危个啥呀？”就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侯凯非常严厉地说，“反正到我这里，我逮住一个处理一个！”

毫无疑问，我们各级各类的领导干部都是经过层层挑选、层层选拔的程序产生出来的，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和各个工作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该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是管理的主体，都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我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现在，正是这样的一大批管理之主体、一大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中坚力量，恰恰成了管理的客体，而且是很难很难管理、管理成本越来越高的管理之客体。

组织管理上有一个重要的原理，即使说，任何一个组织，其存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其自身，而是为了管理其组织之外的事务；但是，要发挥好其管理好组织之外的事务，其首先需要管理好其组织自己。换句话说，即在组织管理中，外部管理是内部管理的依据，而内部管理是外部管理的基础。

这样的问题用一个机器的运作原理来说明应该更加清楚。这样的机器在我小时候的时候经常看到的，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已经难以看到。那时候，一个小型工厂的设备主体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动力机，一是工作机。在这里，动力机不是目的，它的运转完全是为了工作机的正常工作。那时候的动力机很有意思，是那种超大型的柴油机器，马力不大个头大，一百马力左右的机器通常有两个差不多一人多高直径的飞轮，整个机器要占一个大房间的位置。这种动力机发动的时候需要有好几个人使劲拉转飞轮，当着飞轮达到一定转速时，机器才能发动起来。当然，这动力机的发动并不是目的，其目的是需要把它的动力用传动带传到工作机上去。于是，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尽管譬如说这台动力机有一百匹马力，但是由于其机器本身很大很重，维系其自身的运转就需要消耗掉相当一部分的动力；还有，传动带本身也得消耗掉一定的动力。这样，真正能够传到工作机上的动力，就要打掉一个很大的折扣。

这种机器的原理也很能说明我们这里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千千万万的各级领导干部本应是管理的主体，但是由于这样的主体本身“自重很重”、“体量很大”，所以其自身管理所要消耗掉的能量需求就很大。这样的“动力机”尽管也有一定的马力，但是真正能够把这个马力传送到“工作机”的，往往打掉的折扣就很大很大。

我们注意到的是，近一些年来，我们对我们这部机器的内部管理可以说日益强化。在选拔任用的过程中，在监督考核的过程中，在工作评价的过程中，……；从收入申报，重大事项申报，到正在逐步推开的财产申报，……；从内部监督，到包括舆论监督的社会监督，……；从单项性的规范性文件，到综合性的廉政准则，……；从各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到反贪局，再到中央巡视组以及直派纪委书记，诸如此类，可以说制度上、政策上、管理上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有目共睹的是，我们的成效并不可观。

很多很多的实例表明，我们现在的治吏成本已经越来越高，与此相适应的是，治吏的成效却越来越低。用上述那个机器的原理来说，就是我们的这部机器的自身运转所需的消耗已经越来越大，因而它所能够传送到“工作机”上的动力也就相应地越来越小。

历来治民先治吏，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地治吏，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大难题。经过多少年来的政治实践和经验，人类还是找到了民主的方法，并通过这样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延安时期黄元培先生就问过毛泽东，说共产党如何避免历代王朝“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现象，毛泽东就说：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监督政府。由此来看，毛泽东同志也非常清楚，需要通过民主的方法来避免过去历代王朝所难以避免的问题。

就治吏这样角度来看问题，民主与非民主的主要区别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吏”的命运掌握在人民手里，因此可以说，“治吏”的主体是选民， “吏”的行为始终在选民的眼皮之下，是大多数选民“治”少数的“吏”，因而其治吏的有效性就可想而知。而在非民主的体系下，以官选官，以官治官，治吏的任务始终是在官吏体系内部运行。尽管在任何政治体系下，官吏体系都希望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但是由于其体系内的固有顽疾，所以其有效治吏的难度就非常之大。更何况，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的现有体系下，这“吏”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量的特性也导致了目前这种前所未有的治吏难度。

政治领域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是说，即使是再极权的中央政府，也要通过地方的民主来有效治理地方的官吏体系；因为只有通过民主即通过广大的人民，才能有效地治理地方官吏。在这样的结构中，中央政府和人民形成上下一致、相互统一的“对压机制”，以有效地抑制处于中间地段的官吏的不当行为。在这种结构中，中央政府总得获得良好的社会认同，同时，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能得到有效的规范和控制。很显然，在这样的结构中，治吏的成本就会降低，而成效也会提高。

（四）矛盾冲突何其多，社会深处找根由

好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因为不和谐的因素在滋长。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有的社会矛盾还十分尖锐。

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来的一些社会矛盾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频发高发，一触即发。近年来很多的群体性事件都是在一些本来并不起眼的小事情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整个的社会对此类的问题都很敏感。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说，我们有所谓的敏感事件，有所谓的敏感时间，也有所谓的敏感人物，诸如此类。这种情况表明，社会的矛盾处于一个频发高发、一触即发的敏感状态。

二是，“一边倒态势”。所谓的“一边倒态势”是说，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或者说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如果涉及到民与官之间、或者贫与富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场的或者网络的舆论或者行为，总是出现几乎全部站到“民”或“贫”一边的情况。

三是，对抗程度加剧。一些社会矛盾之对抗性程度，也是颇为罕见的。贵州的瓮安事件、陕西的陇南事件、上海的闸北袭警案以及发生在2010年的几起袭击幼儿园和小学的事件，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在和平时期，确实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种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表面上是由一些具体的人或具体的问题说引起的，但是如果做一些深入的分析，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具体的人或具体问题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这些深层次问题可能不单单是问题的本身，而涉及到了国家政治的价值、制度、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从更为宏观的意义上说，所谓和谐社会，其本质上是指实现了人际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不外乎存在两种基本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为了生存，其首先需要从自然界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为了从自然界获得生存条件，人与人之间就必然要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两种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上述两种基本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由于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完全受到人与人的关系的制约和支配。而从社会层面上来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其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治关系，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是受到政治关系支配和制约的。因此，人际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可以归结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换言之，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人的政治生活的和谐。

迄今为止的人类政治史表明，如果说人类存在着种种不和谐的话，那么这种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领域；又：如果说人类在某一个时间或空间范围内得以和谐生存的话，那么也一定是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建立了一种得以使人类和谐生存的政治基础。种族冲突、民族冲突、阶级冲突以及围绕着国家权力之争的暴动、战乱等等，无不严重影响人类的和谐生存，是人类不和谐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人类通过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原则的构建以及政治行为规则的确立，使人类能够有效地通过其政治协商和合作的种种机制有效地解决人类的矛盾和纷争，从而实现了人类的和谐生存。

这里的奥妙主要在于：尽管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人类不和谐的根源产生于利益的差别和不平等，但是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抑制这种差别和不平等，就可以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在任何一个时代以及任何一个社会，由于人的差异、社会分工、利益分化、资源分配等等方面的原因，使得社会成员在其生存方式、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等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差别，如有的人为官，有的人为民，有的人富有，有的人贫穷，诸如此类。这些差别是社会不和谐的基础，甚至也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但是，千百年来，人类通过政治价值观的探寻以及有效的政治设计，使人类的不和谐以及矛盾和冲突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使人类社会的秩序得以越来越完善。人们注意到，在所有导致社会不和谐、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冲突的根源中，为官为民、为富为贫，几乎已是一个无法消除的客观事实。因此可以使社会达成和谐的，不是绝对地铲除官民以及贫富的分野，而是努力构筑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使这种分野能够符合人类理性原则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达成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理解。就是说，人类通过和谐社会之政治基础的构筑，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在人的差异和分化基础上的和谐相处、各得其所、共存共荣。

在人类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中，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但是最为主要的，当是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国家的发展。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对于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政治秩序以维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确实有过不同的模式。自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产生之后，长期以来，国家依靠暴力作为维系社会稳定的最后手段，从而也建立了以国家为权力核心的政治秩序。但是，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里，如上所言，暴力仅仅是一种最后的手段，而不是、也不能是经常性的手段。尤其是，国家使用暴力的依据和理由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暴力的使用可以建立暂时的秩序但没有办法促进和谐，正如卢梭所指出的，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这就是说，要从根本上建立一种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惟有在社会中建立起一套规范的权利义务体系，而这正是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国家的本质之所在。

历史的经验表明，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国家的价值正是在于通过人民对于政府和国家的广泛认同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直接间接的控制和意志的表达，而形成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并由此营造一种和谐的政治环境。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个精辟论述当然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没有民主和法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民主和法治的进程与和谐的进程是同一个进程。

当然，也必须指出的是，民主肯定不是灵丹妙药，民主本质上也不能解决人类政治生活所带来的全部问题；另一个方面说，民主也反而可能会带来一些不民主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如果读者诸君据此而对“不民主不行”表示不认同的话，那也只得有劳把我这个“似序非序”的东东再从头到尾好好看一遍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本文选自桑玉成著《站在平原看高山：玉成论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