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文化的精神，贡献中华文明的智慧 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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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文化的精神，贡献中华文明的智慧

2017年09月25日06:53 来源：文艺报 韩卫娟

近日，杨义自选集《中国文化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书发布会，此书收入作者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完整呈现30多年来杨义教授的研究理念，来自海内外的多名专家学者对此书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讨论杨义的学术成就时，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指出，杨义是我们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学界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案例，将来也一定会成为被研究者持续关注的课题。从现代到古典、从思想到文学、从叙事到抒情、从汉族到民族、从文化到宗教、从中国到外国、从心理到地理、从时间到空间……几乎生命所能感触到的维度，杨义都能纳入到他的学术表述中去。之所以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朱寿桐认为，“杨义是以学术作为他的第一生命、他的惟一乐趣和整个事业。他的所及所感所读，无一不是以学术的方式呈现，他生命的全部感性都付诸学术。”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陆建德评价杨义是“心无旁骛专注研究的奇人”，他对学术的兴趣驱动力如此之强，每天的阅读量、阅读效率都令人震惊，更为关键的是，多少年来他持之以恒，积土成山，学术工作对他而言，如呼吸须臾不可停顿。陆建德认为，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讨论的话题应该是开放性的。中国文化是动态的，不同的时代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国”本身也是历史的生成。随着新的资料发现，杨义的学术研究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怎么讲好中国故事，怎样把中国文化开放性的形态呈现出来，杨义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多种多样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游俊豪和台湾大学教授黄美俄表示，杨义的名字在当地学界同样很有影响，他在诸多领域的建树和对学术方法的自觉，为本专业诸多同行和研究生提供了示范。细翻《中国文化的精神》一书，可以了解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是如何养成的。杨义教授的工作不仅仅是学界现象，还有发展为学派的潜质，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语言学家张伯江教授则特意指出，文学研究普遍重视“灵性”，但杨义的研究则将“灵性”与“物性”切实地结合起来，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探寻，是和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整体性和过程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立足本土，连通地气，同时又要有世界眼光和精神。在学术方法上，杨义提倡“五学法门”，囊括了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他曾实地踏访过全国200余处古文化文学遗址，进行多种多样的田野调查，脚踏目验，亲手触摸历史的体温，从而将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实际操作能力，与同样艰苦的书斋文献工作切实结合起来，使得学术智慧得以升华，学术视野获得极大的拓展。这也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理解传统文化精髓，吸纳西方现代成果，立足当代现实所取得的切实成绩。

        杨义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当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自然也伴随着疑问与争议。如何理解他的学术思路？朱寿桐提出了颇为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杨义的诸子还原系列，立足点在于能够触摸、想象古人生命的情态。要想切实把握研究对象的生命节奏，纯粹的理性无法抵达，要依赖于研究者的灵性。若干质疑之声，所秉持的都是一种“覆盖式”的学术思维，即研究一定要覆盖前人，否则不算是真正的学术贡献。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在解读研究对象时，不一定试图覆盖前人，而是以学术领悟和生命灵性与前人对话，自然，也是和当代人对话。这种尝试，所看重的并非是学术的最终结论，而是用生命的灵性和学术的灵感去呈现对研究对象的解读，从而实现生命与智性的绽放。朱寿桐回溯了杨义“五年一转、十年一换”的学术轨迹，指出其治学的独特性，恰在于由对研究对象的思考和感悟引申出来的思维方法论上的突破，他在学术中释放的生命自信，需要不断借助于新的思路、新的领域去承载，这种研究对象的拓展，最终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又具有无限生发空间的庞大的学理体系。

        吴光兴教授充分肯定了杨义由现代转向古典研究给这个领域带来的新的气象、新的思路。黎湘萍教授和张剑教授则进一步指出，杨义的学术实际保留了“80年代”学术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当代学术专业化的另一面，是过分技术性、甚至“技术伪装学术”的困局，研究中最具灵性的部分在流失。杨义用他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当代学术的维度。

杨义在该书的序言中讲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的作品，大致呈现了自己几十年之间的探索轨迹。不同时期研究对象不同、使用方法不同，但自己有一个始终不改的初心，就是“步步为营地探寻中国文化的本根和精神”，并“为人类贡献博大精深而又美轮美奂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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