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旧文化是什么？ 201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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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化简述

　　      近些年来，伴随着广东在国内地位的日益上升，有一个论题，一直在我的思维场储存着，活跃着，非得用文字整理出来不可，否则，无法安宁。而今，值此第四本文学评论集《历史会记住这些名字》出版之际，以"跋"的形式，来完成这个搁置多年而又不断挑起思绪的话题，即是：关于南方文化的总体思索。

　　区别于各种地域类型的南方文化的主体精神与基本特征

　　南方文化首先是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概念和人文概念。它鲜明地区别于其他地域地理类型的文化。

　　南起海南岛，东至辽东半岛，还只是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构想与初具成效的实践。显然，关于沿海大文化圈的设想，尚未形成一种质的规范的新型文化形态。

　　以广东为典型代表的南方文化，既区别于地域地理意义上的大南方文化，也区别于大南方文化中的"海派"文化，区别于以"京派"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内陆文化、中原文化，区别于港台文化，区别于海外华文文化。

　　广东文化有种种别称："岭南文化"、"岭南文派"、"珠江文化"、"珠江大文化圈"等，我想用一个规范的统一的概念，即南方文化，或以广东为典型代表的南方文化。

　　由于传统的基因与力量，更由于近代、现代、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不停顿的变动，南方文化最终健全与完整地形成身的主体精神与基本特征，从而也打破了"中原文化中心论"大一统的文化观。

　　在古代，岭南远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代史上，广东不仅是政治的-个重要策源地，也是民主与科学思想文化的重要基地。到了当代中国，更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改革的综合试验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从洪秀全始，  中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一个多世纪以来，构成由南向北的综合辐射力。同时，也形成了广东大的人文环境与人文景观的基本特点：政治昌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宽松。

　　南方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开放式的。既对整个世界开放、也对中国内陆开放。不太追踪和迎合非正常非历史契合性的虚拟的"潮流"、"思潮'，勇于和擅于求真求实求新。一方面，它既保留了民族文化血缘、亲情的历史联系与渊源，具备民族文化吸纳、同化与扬弃的能力，另一方面，更具有个性的差异，形成了自身独立的文化精神品格与文化人格力量。地域性与超越性，时空性与超前性，个性与时代趋向性相结合是其基本特征。

　　广东处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主体意识、个体意识必然相对活跃、强烈，主体意识、个体意识中的竞争性、探索性、创造性也必然耀眼夺目，加之没有奉行不切实际不合时代潮流趋向的"左"的严厉的文艺政策，由此形成一种"各自为主"的创作与理论批评的自由状态与自由心境。但又不因此去扼杀客体意识、群体意识，反之，主体意识、个体意识非但不去损害反而要与大众、人类的共同利益吻合，由个体而群体、由群体而社会，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和现代文化文明。从而，也构成了南方文化开放性与兼容性并举的特点。

　　南方文化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被忽略及其歧见，恰好证明这种文化生存形态的现实存在

　　在已见到的关于文学史的教科书、著作中．对广东文化尤其是广东文学的评价，总体来说是偏低的，论者和著述者在价值判断、取舍上，确实忽略甚至忘却了文化、文学在地域地理上的差别，在文化精神的实体、主体、风貌上的差别，在文化传统和现代意识上的差别，加上北方批评家未能从整体上以及当代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这个参照系上来认识、把握、估价广东文学，也不可避免产生偏误，造成这种评价不十分准确、不十分客观的一种现状。

　　这里，仅以当代广东文学几个巨头的重大作品的命运为例来加以说明。

　　欧阳山长篇巨著《当代风流》的第一卷《三家巷》，周扬同志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将其列为建国后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但当时的批评界对《三家巷》采取的态度不甚热情。及至后来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兴起，《三家巷》首当其中，延续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挞伐：定性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反动作品"、"黑作品"。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三家巷》政治上恢复了名誉，文学上也给予了肯定，但是，《三家巷》的文学成就与文学批评界给予它的估价和地位仍然是不相称的。这不能不看成是对最充分体现了南方文学精神品格的-部代表作所抱有的偏见与狭隘情绪。

　　同样是反映同时代革命历史斗争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则被文学界推到了至高至上的地位。《红旗谱》无疑是当代中国一部杰出的、优秀的大型作品，但从两部都具有相当高文学成就的作品的迥然不同的命运．可以看出南方文学在某些批评家眼中被忽略、被冷淡的现象。

　　秦牧与刘白羽、魏巍、杨朔，并称为建国后十七年中的散文四大家。刘白羽、魏巍、杨朔的散文，更贴近时代和现实生活，对新时代、新生活及其创造者们，怀有强烈的歌赞激情，同时也形成了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个性。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作家自我生活观念与价值评判的限制，尤其是杨朔的散文也有对生活认识的唯心论与非理性的缺陷。而秦牧的散文，由于海阔天空式的想象，珍珠式的历史知识的串连，其间也许单纯并不博大的哲理式的思索，以及对历史所持的一种较为冷静的观察，加上汇融了极其浓郁的南方风情，所以能站立在浩大的中国当代散文园地，独立卓然成为一大家。但十七年中的文学批评，存在着一种"抑南(秦牧)扬北(杨朔)"的不正常现象。褒贬差异很大。认为秦牧的散文广博而不精深，充满地域地理风情色彩而欠缺丰厚的时代内涵，这样，就不是从作品的精神主体和作家的个性风貌上作一种客观的、平等的价值判断。在极左思潮泛滥时，《花城》的命运与《三家巷》一样，也被判定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品"。

　　陈残云与同为南方作家的周立波(主要是短篇小说)，在南方风格风情描写上，在明快、轻盈的基调的把握上有共同点。周立波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而陈残云(包括他最重要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则未能得到更公正的评价。

　　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与价值的评判、取舍，在不违背大的原则、方向的前提下，不能只有一种样式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审美的同一标准、尺度，作家作品的风格、个性，尤其是地域地理因政治、经济的变革带来文化形态、文化品格、文化精神、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变化，及由此引起作家创作风格、个性新的差异，尤应进入批评家的批评视野。

　　新时期以来，广东文学在创作的走向上，它的初始阶段，顺应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学思潮，在"伤痕文学"尤其是知青文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些优秀之作，当之无愧地可进入当代知青文学的重要作品之列。

　　然而，广东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开始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价值，恰恰是在于那些体现了现代南方文化形态、文化品格、文化精神、文化观念、文化意识的作品。而这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并没有引起当代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界的特别重视，在广东不少批评家中，也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

　　"刘西鸿现象"与"《商界》现象"，足以佐证。

　　尽管有极个别北方作家、批评家推崇刘西鸿的小说，但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刘西鸿的创作及由此引起的"刘西鸿现象"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具有新型的现代南方生活观念和文化精神。刘西鸿笔下的人物，只有在南方改革开放前沿地带，才可能孕育和具备那种精神气质与智慧风貌，洒脱，独立不羁，个性突出，强调了自我价值选择的自由度，以及审视把握自己命运的独立性，作家创作心态的放松，思维的创新，小说人物、心理、语言的现代人韵味，语言句式规范的破除，显得随意散漫，都给广东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

　　关于"刘西鸿现象"的价值，不在于分清她的创作成就究竟有多大，缺陷有多少，而在于她真正体现了一种新的创作走向，在于她提供了创作心态上的一种自由度。

　　关于钱石昌、欧伟雄的长篇小说《商界》，北方批评家写了一点文章，但评价不高，持所谓"冷观"态度。这种批评，因为离开了《商界》所赖以诞生的特定的现实社会环境，以及它所体现的-种文学价值取向，这种批评就是-般性，而非超越性的。

　　《商界》是当代中国文学第-部正面反映商品经济现实命运的重要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关系的调整、重组，反映了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变动的复杂性、趋前性，人物在这种变动中建立起了现代生活观念、现代人格、现代人伦人性，从而，将纯粹地域地理意义上的南方文学引入现代南方经济意识及其所引起的观念变动的深入层次。谁也没有认为这部作品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更非完美无缺。而某些北方(也包括南方)批评家的不幸却在于将作品中最富开拓创造意味的那种宝贵素质忽略了。

　　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上，广东作家也体现出一定的独立意识。

　　新时期报告文学开创时期，是对名人的一种"崇拜"，广东这方面没有在全国影响太大的作品。当走向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生态环境关注时，广东的报告文学作家既独立于题材上的"明星意识"之外，又不在生存生态环境题材上趋同，而将目光投注自己脚下正在开垦、开发、开放的现实大地，热情讴歌新型的人物及其业绩。在写作方法上，寻找一种集团军式的、系列式的、大面积式的对-个地区、一个行业的改革开放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作总体把握。

　　题材取向、审美取向上的大一统思想，在南方受到挑战。

　　为南方文化的发展与强壮，提供优良的外部环境

　　四十几年来，广东在文艺思潮、文艺运动中，曾两次扮演过引领潮流的角色。这与广东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较为特殊的位置与氛围有很大关系。

　　六十年代初期，当我国的文艺方针政策再度发生严重倾斜时，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选择广州，于1962年3月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总理对前往广州的在京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讲了-次话，陈老总在座谈会上也讲了一次话。这两次讲话和这个座谈会，中心题旨是在检讨正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文化政策，纠正"左"的偏向。是创作和理论上的一次勇敢的拨乱反正。在全国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震动和积极的影响。当时之所以会选择广州作为基地，不能说是偶然的。从客观条件来说，陶铸同志主持中南局的工作，提供了思想文化领域相对开放、稳定的政策环境。由此，广州作为全国三大文化中心(北京、上海、广州)的地位得以名副其实的奠立。有了与文化中心地位相对等相适应的社会化政策化的实践，引起了全国文艺、文化界的注目。

　　打倒"四人帮"初期，全国的首要任务是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如何评价尚未有结论，没有完全解冻。而广东，同时在文学上的拨乱反正先走一步，不仅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还在全国第一个彻底否定"文艺黑线"论，对"文化大革命"中有影响的、政治倾向严重不良的两部作品"发难"，被全国誉为发射了两颗"中程导弹"。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当时尚未正式平反和复出的文艺、文化界的几位巨头--周扬、夏衍、林默涵、张光年等纷纷南下，云集广州。广东文艺界当时以自己政治的敏锐，思想解放者的勇气，而瞩目全国。

　　建国后，广东几任主持宣传文化工作的省委领导，都实行-种清明、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颇有政绩和口碑。文艺、文化界-直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大波大折的现象。

　　陶铸同志长期身任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虽然不直接分管文艺、文化工作，但始终十分关注文化建设，关心知识分子命运，与许多文化人交了朋友，休戚相关。他本人也是一位政论式的散文作家。崇尚历史、人格与道德力量。

　　吴南生同志与文化界、文化人的关系也很密切。打倒"四人帮"之后，广东引领文艺潮流的行动。果没有吴南生同志的胆识与气魄，没有他的直接领导与参与，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广东才迅速地恢复了创作的生机，迅速组织起了专业文学创作队伍，建立了"鲁迅文艺奖"基金。

　　任仲夷同志作为当时省委的主要领导，主要精力集中在抓政治和经济的建设上，但又十分注意文化问题，而且将二者放在同样世界新格局和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从根本上寻找改革开放的时机与出路。广东处于两种文化、两种制度的临界点上，一方面要实行思想文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有某种选择和控制，据此，任仲夷提出了"排污不排外"，也就是"有所引进，有所控制"的总体方针，这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经济意义上的。这样，对外来文化、港台文化以及商品经济冲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就有了一个正确、客观的尺度。既扶持、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又积极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在现代文化中找到进取与开拓的人文新质。

　　杨应彬同志在任期间，提出了抓"拳头"产品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提高广东文学创作的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黄浩同志主持思想宣传文化工作，正值国内外的政治气候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时期，他坚守辩证法思想，清醒地把握局势，分析情况，寻找对策。这样，保持了思想文化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较为完整的思路：一个根本任务：发展艺术生产力、繁荣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三个为主：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社会主义为内容、民族形式为主体，以"两为"方向为主流；三个规律：艺术规律，文艺创作规律，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展规律；三个抓：抓根本性建设，抓宏观决策，抓思想引导；两个关系：繁荣文艺与整顿的关系，繁荣文艺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强调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强调主旋律的原则，但更强调在整顿中建设，在深化改革中着眼于创作与繁荣。并将这个整体思路付诸实践，以抓点与树立典型的方法，带动全局创作。1986年3月，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召开了"广东中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对推动广东的文学创作，发挥了可观的作用，形成了创作的一个高潮，出了一些好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有了新的建树。之后，又亲自抓了庆祝建国四十周年重点作品的创作，收获颇丰。建党七十周年，又出点子，抓反映广东改革开放背景生活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创作。

　　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1986年3月，亲自主持了"广东中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在硬件建设方面，抓了广东博物馆、广东美术馆、广东星海音乐厅三项主体工程。今年2月，又亲自批示提议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之际，召开一个以"深入生活、反映生活、服务人民"为主题的文艺创作经验交流会，并发表了《改革开放时代需要更多文艺作品》的重要文章。

　　南方文化正从创作群体、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经过四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广东文艺队伍没有出现明显的断层现象，后继有人。许多在国际、全国、本省和外省获奖的作品，大都出自他们之手。

　　建国后十七年中，广东形成了四支有实力的队伍：延安时期后又随军南下与留在广东及从香港、东南亚回来的归侨作家；广州军区以诗人为主体的作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崛起的一代小说家，在《金沙洲》、《三家巷》讨论、争鸣中造就的一代文学批评新人。

　　新时期以来，除省直队伍(省作家协会文学院是-个主体)外，又形成了广州市、深圳市、广州军区四个新的创作群体，他们各自都有独立的创作力量，有自己的文化特点，有可观的创作成就。
　　广州市的创作体现了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现代大都市的文化意识与特征。注意在经济、文化的氛围中将眼光投注于现实世界的变动。市民、市井、世俗的乡村型的城市文化心态，开始让位于真正现代城市型的都市文化心态。但又不是纯粹西方城市文学主题的演绎。

　　深圳市出了以刘西鸿为代表的一代文学新人，以及由此引起全国关注的"刘西鸿现象"，表明作为南方文化重要一翼的特区文化形态正在形成。

　　现在广州军区作家的创作主体是"外来户"，又面对广东这块土地的现实，文化观念与文化心态都处于"转型期"过程。"特区军旅文学"作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一面旗帜与当代文学的-个理论口号，正在以自己有力的创作实绩，得到认可。

　　四十几年来，广东的文学创作，曾先后出现过三个高潮时期：五十年代中期，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期，新时期(这十几年中自然还有发展的不平衡时期)。

　　新时期十几年的广东文学，是建国以来非常活跃、影响很大，成果不少的一个时期。从发展的阶段和趋势看，是稳定的，持续前进的。我们曾经有过在全国领潮流、领衔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批评理论，更重要的，我们加深了现代南方文化的自主、自立意识，具有这种文化形态、文化品格、文化精神、文化观念、文化意识的创作与理论批评，正在日益茁壮生长与成熟起来。这正是新时期广东文坛最富成果和最重要的建树。

　　这里，有必要重点论及深圳的特区文化现象。

　　深圳是目前国内移民最多的城市。移民城市，往往是最聪明的城市。以美国为例，可称得上是一个人才与智慧的移民"联合国"。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由于特别重视吸取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向全球高价购买"脑(袋)智(慧)"，很快又从废墟上站立了起来，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强国、大国。香港是世界金融、商贸的重要中心之一，也是人才、智慧互通有无的一个地区。

　　深圳特区文化首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征，也是移民性。人口结构，百分之九十三以上是外地人，而青年又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文化结构，本土文化根基并不深厚，虽然有某些素质与特征构成，但终究未能形成一个很稳定、很强劲的中心，这里成了各种文化涌入的广阔"市场"，语言结构，广东客家方言、潮州方言、广州方言为三大语系，普通话为其统-语言，外语（主要是英语，还有日语）作为开放社会所必备的一种重要交际和智力工具，也在扩大自己的接受对象；知识结构，本土知识层基础十分薄弱，引进内地高级知识分子六万多人，但绝大多数移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出现断层；法制结构，被称为"内地的香港"，按国际惯例实行管理，参与国际商品市场的循环与竞争，顺应世界潮流导向，制定文化引进三十多条法规。

　　深圳特区文化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边缘性。处在环太平洋的一个特殊位置，是一种窗口式的地域地理环境。对外是"窗口"，对内也是"窗口"，经济结构是-种网络式、多种经济形态，经济成分并存；三资、合资、独资、个体企业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又以市场为重要运转机制，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包括政治形态、观念形态、人伦关系乃至生活的行为方式，突破了原有的单纯的结构，较充分体现了过渡时期的种种特征。

　　深圳特区文化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交汇性。由于地理、经济、人口的原因，这里成了各种哲学思潮、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的集合点。

　　深圳特区文化正是在这种移民性、边缘性、交汇性的差异与认同中，在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孕育与生长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位置与价值取向，既不完全同于内陆文化，也不完全同于港台文化，而更具有新兴的现代文化的开放、创新、容纳、多元、大众的品格，以及为商品经济相适应、相发展的新型现代人际关系、人伦关系与现代人的特点。民族文化为渊源，现代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为个性，即是特区文化的区域性特点。

　　特区文化是在本土文化、内陆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中，产生的一种新质文化。要提高特区文化的地位、层次与品味，还必须加大其历史的容量与现实的涵盖。1997年后，香港回归祖国，香港与深圳直接对接，会形成大陆文化、特区文化对香港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世界华文文化也会在民族精神与人类精神这个更高的层次上有更多的趋同性。

　　深圳是座年轻的城市，也是年轻人特区人的城市。未来社会必将更加电视化、广播化、报纸化、电讯电脑化，世界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深圳应该也可能为中国和人类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突出的贡献，增强它的辐射能力与覆盖面。

　　在广东，文学批评队伍一直比较完整，实力也相当雄厚。老中青三代批评家的结构早已形成。第一代以萧殷先生为代表，第二代是在关于《金沙洲》、《三家巷》的评论、争鸣中形成；第三代是新时期考入大学、八十年代前后出现的一代年轻批评家。遗憾的是，文学批评之外，其他艺术门类尚未形成队伍。

　　除了上述谈到的打倒"四人帮"初期，广东批评界在文艺思潮、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全国作出过重大贡献外，六十年代初期，萧殷先生在《羊城晚报》主持的关于《金沙洲》的讨论，以及由此提出的"典型论"新观念，在全国也有广泛影响。八十年代中期起，广东文学理论批评界在追踪了全国的种种思潮和范畴之后，开始意识到：应该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个性与文化特点。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理论口号和批评实践。这就是"独立的南方文学批评品格"。由此，区别于以中原文化为内核、为尺度的大一统批评。

　　新时期以来，广东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主要贡献在于：

　　1984年11月，广东省作家协会《当代文坛报》召开"文学与改革"座谈会，在全国率先探讨了商品经济运动中文学的地位与价值，以及由商品经济运动所引起的人生、人际、人伦诸关系的变化、调整与新型关系的缔造；

　　1986年3月，由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广东中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老作家吴有恒提出了"建立岭南文派"的口号；

　　1986年5月，省作家协会《当代文坛报》在深圳召开"文学与现代文明"研讨会，第一次提出了"广东文学必须反映广东现代文明"的理论主张与创作指向；

　　1989年《当代文坛报》的迎春茶会上，提出了建设"珠江大文化圈"的思想，这是此前关于"珠江文化"讨论的延伸与升华。

　　广东理论批评家个人也先后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

　　1986年，郭小东认知"南方精神的再度崛起'(《南方精神的再度崛起》，《当代文坛报》1988年第3期)。

　　1990年，张奥列倡导"南国都市文学"(《广州作家群的崛起--广州市迎接建国四十周年文学评奖述评》，《广州日报》1990年1月18日)。

　　1983年，我提出了广东文学"走出五岭山脉"的口号(《走出五岭山脉--兼序伊始小说<黑三点>》，《文学新世纪》1984年第5期)。

　　1989年，我提出了"建立'广派'文学批评"的主张(《"广派"文学批评的历史与基本特征速写--《<落潮之后是涨潮>跋》，《广州日报》1989年10月5日）。

　　1992年，我提出了"强化南方文化意识"的思想(《强化南方文化意识》，《岭南文报》1992年2月28日）。

　　广东理论批评家还探讨过"知青文学现象"、"刘西鸿现象"，"《商界》现象"等。

　　这种种努力，表明理论批评界旨在建立起一支与"京派"、"海派"批评相鼎立的文学批评劲旅的决心。

　　南方文化是一面耀眼的旗帜， 但不是唯一一面旗帜

　　举起南方文化的旗帜，更能增加广东文坛的凝聚力，更能在中国当代文化劲旅、流派的竞争中，奠定自己的格局与地位。但是，这并非要广东所有的作家，都必须集合在这面旗帜下，听从号令，造成新的大一统局面。每个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主客观条件，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文学选择。当然，南方文化的精神品格，仍是生活在这块土壤上的所有作家、艺术家所共同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