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2017-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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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本报《文化广场》记者专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系主任、比较文学特聘教授张英进

来源：深圳商报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系主任、比较文学特聘教授张英进。

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

张英进著作《影像中国》。

张英进著作《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自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成为大众感兴趣的话题。中国文学在海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接受过程？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为知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引发了海外学术圈的广泛关注。近日，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系主任、比较文学特聘教授的张英进接受了本报《文化广场》独家专访。

完整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走向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当初您为何想要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指南》，这本书在写作体例和内容上有何特色？

张英进：Wiley-Blackwell出版社在欧美属于规模较大的出版商，每个学科都会请一位专家编一本指南，其中有一个系列是文学指南。当时我报选题的时候，发现文学指南都是西方文学，没有非西方文学，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么久了，需要有一本指南进入他们的系统，让在西方教文学史的人能够多一个参照物。他们的提议是要全面反映学科的发展，梳理走向。所以，我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指南》时，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讲文学史和文学的地域问题，时间从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范畴从内地文学扩大到港台文学。第二部分包括主要的文学分类，以及对文学形态的表述。我都是请已经出版过专著的学者来撰写，分类很简单，就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第三部分主要关注一些议题，跟过去其他作品不太相同的特点，《中国现代文学指南》就是尽可能选择邀请国内学者参与编写，从中看得出国内学者关注的问题和方法和海外学者的不同，故可以形成呼应。而海外学者邀请的有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我对这本书的设计就是想要完整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走向，以及将来需要进一步发展的课题。可以说，这本书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入门，而是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概括。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标志，此后几十年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研究过程？出现的研究著作成果可观吗？

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的建立基本上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完成。在此之前，研究中国文学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内所说的汉学，适用范畴极广泛，但严格意义上的汉学指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思想，中国现代文学在真正的汉学界是不受重视的，因为觉得太新了，还不能作为一个学科。也就是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这个学科一直不成熟，当时介绍的文学作品也很少，差不多介绍到五四时期而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在美国高校的东亚系慢慢站住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跟美国文学研究界才建立联系，这个学科慢慢成形。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学术界有个区域研究，中国文学是放置于东亚研究里面，但他们在东亚研究上是关注政治社会问题，而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考虑对象。换句话说，他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作为研究政治社会的一个材料，并没有把文学当做文学研究。

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后，在1968年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此后夏志清所做的研究基本锁定在晚清，没有写太多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后续文章，这是属于当时学界的一种尴尬。夏志清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是以作家作品为主，很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只能看到作品，然后通过作品研究作家，故有一个缺点，《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叫“小说史”，但并没有太多的史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缺乏史料，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研究的人多了，跟西方文学研究领域接上轨道，才开始进入“议题引导的作品作家研究”，一切文学研究根据议题展开，讨论文学如何回应时代和社会诸多问题，这些议题包括性别研究、现代性、都市文学、主体性等，这是该学科成熟的原因之一。另外的突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西方视野，而且在西方，中国文学不分现当代，从晚清算起，都归为现代文学，这是海外学界的一种共识。

西方大学生通过文学了解中国文化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目前海外学界对中国文学的主要评价和看法是怎样的？

张英进：虽然研究的人多了，但海外学界对中国文学本身的重视不那么明显，只是想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文化。通过阅读中国文学，实际上现在还加入电影，从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跟电影是连在一起的，成为西方学者和学生进入中国研究的两翼。在汉学之外，西方学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很多是通过电影。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像《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典电影，我们都知道是由现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成，但此后似乎少有这样成批让人印象深刻的现代文学改编作品了。或者说，原著被隐藏起来了，大家只记住导演而已。

张英进：没错，现在不仅是讲中国，其他国家也是，都是跟电影研究联系在一起。美国大学本科生的课堂上基本上是文学和电影结合在一起，电影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电影跟文学的关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基本上是文学为主，以文学改编的电影，所尊重的是原著小说，然后拍成电影，换句话说，原著最重要，电影本身是对原著的阐释。九十年代以后，从张艺谋开始，原著成为电影故事的一个来源，注重的是导演自己的再创造，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慢慢忘记了电影原来是一个原型故事，而记住了电影本身。所以，九十年代以后到新世纪以来，大家记住的是导演的作品，这是文学和电影的转换。就像刘震云的作品《手机》，先推出电影，再推小说，小说处于电影之后。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的营销要靠电影推动。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们都更积极地思考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据您观察，现在中国文学图书在海外的接受情况怎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张英进：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要考虑图书市场，目前在欧美图书市场流通的中国文学作品已经不少，比如莫言、余华、阎连科、王安忆的作品都持续地被翻译出版。还有，现在图书出版界重视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一个新途径，这个途径过去没有或说不成功，最近比较成功，大家对科幻小说比较看好。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在欧美市场上的影响并不那么大，在欧洲的影响要大于在美国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跟我们国内所期待的“走出去”不太相同。所谓“走出去”，是要影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理解，但目前还没有达到很强的效果。我觉得西方人对中国的接受，双方存在一个错位，我们希望推出去的文学作品并不一定都是他们想看的，而他们看到的作品我们又常常觉得不是我们最好的作品。这种错位如何处理，是一个大家需要研究的课题。所以，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设计“走出去”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西方人的阅读趣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