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加德尔斯:《世界邮报》主编，伯格鲁恩研究院高级顾问
世界不但经历着巨额财富的创造，而且处于流动性前所未见、连通性无孔不入的状态，面对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失位以及身份认同丧失，某些反弹显得既胆怯又可怖（fearful and fearsome），但其本质是对于全球化肆意发展和科技急速变革的叛逆，而我们渐进式的人类天性注定很难接纳这种叛逆。在加速发展的时代中，未来的震荡将在当下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形成反复重击。
总之，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完全陌生的，它与过往的传承彻底断裂，无法建构起一套令人安心的前进叙事（a reassuring narrative going forward）。然而，在哲学家口中，未来的新版图是“可塑的”或“流动的”，它在无形的改变形态，随着每一种破坏性创新和每一种确定性的被抛弃，任何意义感（sense of meaning）刚被接受就稍纵即逝。人们尚未对即将到来的时代产生不祥预感，便已对“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产生戒心。在乔纳森•弗兰岑等小说家眼里，社会上笼罩着一层“永恒的焦虑”，他引用马克思的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无独有偶，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也在访谈中引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头脑中的陌生感”让我觉得“我既不存在于此时，也不存在于此地。”
很长时间以来，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关注着这种焦虑、受威胁感，以及与反向强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正如阿玛蒂亚•森在他影响深远的著作《身份与暴力》中所提到的，由于暴力、剧变或受排斥产生的威胁感越强烈，身份认同就越僵化，越倾向于“孤独主义”。紧迫的威胁，或对于受威胁的感知，削弱了个人及社区生活的其他多元影响，并将某个维度的重要性拔高到关乎生死存亡的地位。与此相反，稳定、安全和包容性能够产生包含多元维度的适应性身份（adaptive identities）。
历史印证了上述所言。在20世纪初的世博会上，得益于工业化、城市化、能源、通讯、交通的飞跃式发展，以及节省人力的设备给家庭带来的变革，普遍的乐观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随着欧洲旧帝国的固定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人们内心的焦虑与怨愤并未消失，只是被表面的辉煌遮蔽起来。精英和普罗大众涌向民族主义、种族团结寻求庇护，或选择效忠于各自的阶级。接着，一切突然于1914年夏天，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导致1600万人丧生。而这一切，又为二十年后的另一场大灾难埋下伏笔，二战不但撕裂了欧洲，还上演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和广岛长崎核毁灭等惨剧。
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政治和文化逻辑是深植于同一“族类”的身份及生活方式中的，它们与经济和技术逻辑的发展轨迹有着深刻的不同。
我们VS他们
遗憾的是，历史经验一次又一次展示了，实践政治的基本逻辑无关乎理性对话，它是一套敌友对立、“我们vs他们”的逻辑。一切都围绕着维系社群生存和繁荣而展开，而社群本身，是由社群之外的人定义的。我们目前所熟识的政治，是根植于特定地方土壤中的，而非基于全人类普世领域、或“公善”（the common good）之上的。
诚然，文化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演化，进而产生新的混合形式，在此过程中，融合与摩擦无法完全相互抵消。从表面上看，不同文化似乎在交叉授粉，但往往只是披上薄薄的画皮，根植于民族或部落生活方式深处的“民族精神”或不相称的价值观，仍然是身份的基础所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人会惊讶于“新儒家”的中国或“新奥斯曼”的土耳其，他们不明白非西方的现代性（non-Western modernity）为何没有按西方的预期发展，这些国家没有“变得与西方一样”，而是在各自的历史道路上探索未来。
经济和技术的逻辑是关乎普世性、效率和理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的洞见，基于这套逻辑展开的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深层次的文化、宗教和部族冲动已被彻底消除，它们仅仅处于失位（displacement）的状态。“在现代政治中，不顺应时代的、古旧的人仍占有一席之地，因为‘现代’无法在时间上对他们定位，只能决定其影响力与决定权的高低：那些人不是陈陋的，只是处于底层；不是迂腐的，而是深邃的；不是过时的，而是被压抑的。”正因为德布雷早在1986年就对人性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预言21世纪的特征将是“上帝和电脑”共存——彼时，“伊斯兰国”和“脸书”都还遥不可期。深层文化总会回归，对社会进行塑造。文化是下层基础，经济和政治是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颠倒。
现代迷信
对于变化，现代性有一种迷信般的信仰。但与坚持正统、维护传统秩序相比，变化本身并不是一种更纯粹的善。就我们所知，追求纯粹的存在状态（pure state of being）——不论是理想式的过往、乌托邦式的未来、种族，还是宗教信仰——都将归结于极权主义，并与人类天性中的多样性格格不入。
政治伊斯兰认为世界已被玷污，因而渴望获得幻想出来的身份纯洁性，其防御型意识形态由此走向残暴的极端。自奥斯曼哈里发国崩塌以来，伊斯兰教始终缺少一个权威中心，各种教派，尤其是近年来的“伊斯兰国”，都坚持自身对伊斯兰的解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教派将长期与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作战，其规模至少堪比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我们已经在布鲁塞尔、巴黎等地见识了这种对于身份的防御型主张，它对于未同化的欧洲穆斯林移民儿童具有吸引力。对于那些被异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流离脱节的原子式个体来说，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纯粹理想仿佛敞开的子宫，具有一种天然吸引力。今天，来自西方世界内部的伊斯兰圣战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19世纪末俄罗斯的“多余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最终成为了虚无主义的恐怖分子。
这同样是一个规模问题，规范和价值观根植于地方性朴素美德当中。“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和不同社群的共有价值观存在矛盾，”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帕斯卡尔•拉米说道：“基于经济学的规模经济效应（economies of scale），全球化规模越大，带来的利益就越大。大即是美。身份、合法性和政治的逻辑在于邻近性，我们称其为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小反而是美。”
普世理性和效率导致了趋同，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和技术传播，但文化和政治想象却导致了趋异——人们以各异的途径，在熟悉的生活方式中寻求庇护，这种生活方式流露着获取族类内部认同的尊严，并能够建构身份去对抗各种无名力量的压迫。
经济发展和身份认同遵循着两套逻辑，若不调和两者矛盾，最受伤的将是人类文明（图片来自Asia Times Online）
在人类事务的治理中，当前的挑战在于，如何赶在社会出现严重破坏性剧变之前，调和这两套逻辑，否则我们的大胆跃进将催生一系列反作用，导致社会倒退，陷入20世纪那种战争和分裂当中，甚至坠入后现代版的中世纪黑暗时代。
除了巴别塔式的、缺乏融合的单一性未来，以及回到部族、宗教互不容忍的过去，教皇弗朗西斯口中“调和的多样性”（reconciled diversity）不失为一种新的治理哲学。它应当在保证人类尊严的同时，普惠式地传播善。建立这样的世界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它要比撕裂世界困难得多，但我们义不容辞。
来源：《世界邮报》
（观察者网杨晗轶、青年观察者王欣译自《世界邮报》）
发表于 2016-4-17 09:0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