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究竟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二)

杨亚衡@北外

揭秘：究竟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二)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制度的崩溃都植根于它的经济制度和由这种制度所决定的经济状况。一种制度或者模式，无论政治如何集权，文化如何受管制，官员如何腐败，只要人民生活满意，它就可以维持下去。当然，这只是一种不现实的“假设”，如果政治上集权，文化上管制，官员腐败，经济上也不会使人民过上满意日子。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不会有良好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假设”，无非是为了说明经济的重要性。

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政治集权、文化管制、官员腐败，都是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之不可行，已有许多权威著作进行了深入分析，这里不用赘述。所以，改革决不能修补这种经济体制，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经济体制，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根本变革的基础上再进行其他制度变革。这种改革可以采用渐进式的方法，从而避免引起社会大的动荡，利国利民。不过改革者心里一定要明白，改革就是为了埋葬计划经济及相应的上层建筑，所要考虑的问题，无非是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如何一步步实现。赫鲁晓夫的失败，并不因为他的改革方法不对，如分为农业类、工业类之类，关键在于，他根本没认识到计划经济在斯大林模式中的作用及其不可行性。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斯大林的个性，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之所以能犯下种种错误，关键还在于制度基础。他不想改变制度，更没想到去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他所做的一切，即使再正确，也是修改、完善这种制度，是补天而不是变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斯大林所犯下的个人崇拜等错误，他又犯了，而他又并不具备斯大林的权威，最后被勃列日涅夫的宫廷政变赶下台也是必然的，没有勃列日涅夫，也会出现其他的“夫”或“斯基”。

用什么方式获取权力并不重要。在封建的家族式继承或苏联式的上一代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权力交接模式中，获得权力都不会是光明正大的，总有某种阴谋或妥协在内。但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无论以什么方式获得权力，只要掌权后能推动历史前进，后人也不会苛责。唐宗宋祖获得权力都不光明正大，甚至是在腥风血雨中完成的权力交接，但现在有谁不说他们是一代明君？有谁还在以他们夺权的方式来否定他们？勃列日涅夫以宫廷政变的方式获取政权本来也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关键是他获得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勃列日涅夫继续赫鲁晓夫的改革，而且纠正方向与方法，那么，他今天一定是英雄，也可以避免苏联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的悲剧。可惜，他不是这样的人。与赫鲁晓夫相比，他上台后是完全转向了，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回到斯大林模式。他成了一个新的斯大林，又在起劲地挖斯大林已开始挖的坟墓，使之更深、更大。一旦把苏联埋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回到斯大林模式，势必要停止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掌权的“第聂伯罗帮”甚至想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在历史上，为某个人翻案，祭出历史的亡灵，并不是对这个人情深意切，而是为了复兴他们的思想和做法。勃列日涅夫迫于当时人民对斯大林的怨恨，也没敢大张旗鼓这样做，但他们所作所为的确再现了斯大林的那一套。

这首先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使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开启或正在探讨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停止。那时已被肯定并试验性地采用的企业以利润为中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物质刺激等带有市场经济色彩的改革都停止了，正在探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受到批判。改革的推动者柯西金受到排挤，行政管理经济的方式重振雄风，管理部门的权力也得到扩张。其实，柯西金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只不过是要用经济手段对计划经济作一点修补。勃列日涅夫连这点改革都制止了。其中当然有对柯西金夺权、把“三驾马车”变为一人独裁的企图，但从他的经

济政策来看，他更是一个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徒。要知道，斯大林的关键错误还不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而在于他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权政治。勃列日涅夫想为斯大林翻案，他也不敢否认大清洗之罪，但仍试图召回斯大林模式的亡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尽管不敢公开为斯大林招魂，却对斯大林模式一仍其旧。

应该说，计划经济下，由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一定时期内对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二战后的二十多年中，苏联保持了高速增长。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形势相当不错。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顺利完成，增长率达到7.4%，远高于同期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应该指出，把苏联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与西方的GDP相比并不科学。因为这两个统计体系的内容与方法差别甚大。简单来说，GDP包括产品与劳务，而苏联的统计体系不包括劳务，GDP只计算最终产品，没有重复计算，而苏联的统计体系包括了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限于资料，只能权且作此比较）。到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而农业总产值达到85%。

但是，苏联计划经济下的这种高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而实现的，缺乏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到七十年代后期增长率就放慢了，这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说“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增长从8.5%下降到5.9%，农业总产值从4.3%下降到1.1%，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从6.8%下降到3.2%。靠投入增加来实现增长走到尽头了，又缺乏技术创新，经济能不停滞吗？

苏联学界与政界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技术创新与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早在五十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就讨论了“外延式增长”与“内涵式增长”的问题。外延式增长就是靠增加投入实现增长，内涵式增长就是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实现增长。学界一致认为，外延式增长迟早会遇到限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也没有少讲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苏联的增长一直没有从外延式转向内涵式呢？

（来源：凤凰文化）